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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汉第七 真书之变，其在魏、汉间乎？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者，自吴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辂》《宣示》《荐季直》诸帖始。至二王则变更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上下百年间，传变之速如此，人事之迁化亦急哉！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汉隶之始，皆近于篆，所谓八分也。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降为《褒斜》《郙阁》《裴岑》《会仙友题字》，皆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缪篆则有《三公山碑》《是吾》《戚伯著》之瑰伟。至于隶法，体气益多，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褷》，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 盖汉人极讲书法，羊欣称萧何题前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水。《金壶记》曰：“萧何用退笔书裳，大工。”此虽未足信，然张安世以善书给事尚书。严延年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游工散隶。王尊能史书。谷永写意札。陈遵性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此皆著于汉史者，可见前汉习尚，已笃好之。降逮后汉，好书尤盛。曹喜（《大风歌》虽云膺作，然笔势亦可喜）。杜度、崔瑗、蔡邕、刘德昇之徒，并擅精能，各创新制。至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写意札。当是时，中郎为之魁，张芝、师宜官、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隶名家。《石经》精巧，为中郎之笔。而堂谿典之外，《公羊》末则有赵域、刘宏、张文、苏陵、傅桢，《论语》末则有左立、孙表诸人，又《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子长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又有皇象《天发神谶》，苏建《封禅国山碑》，笔力伟健冠古今。邯郸、卫、韦精于古文，张芝圣于草法，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晋、魏人笔意之高，盖在本师之伟杰。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阑。”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杨少师一定悟本汉之理，神思巧合，便已绝世。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 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杨大眼》《惠感》《郑长猷》《魏灵藏》，波磔极意骏厉，犹是隶笔。下逮唐世，《伊阙石龛》《道因碑》，仍存分隶遗意，固由余风未沫，亦托体宜高，否则易失单薄也。 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 汉分中有极近今真书者，《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颜清臣书。吾既察平原之所自出，而又以知学者取法之贵上也。《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无年月，当同时，故宜与今楷近。《张迁表颂》亦可取其笔画，置于真书。《杨震碑》缥缈如游丝，古质如虫蚀，尤似楷隶，为登善之先驱，盖中平三年所立，亦似近今真书者。若吴《葛府君碑》，直是正书矣。惟《樊敏碑》在熹平常，体魄甚高，有《郙阁》意。《魏元杰》《曹真》亦然，真可贵异也。 《子游残石》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又书法每苦落笔尴尬，虽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模范，仍当自汉分中求之。如《正直残碑》“为”字“窍”字“辞”字，真《爨龙颜》之祖，可永为楷则者也。《孔彪碑》亦至近楷书，熟观汉分自得之。 《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孔宙》用笔旁出逶迤，极端势而去，如不欲还。《冯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疏磔笔长。 《东海庙碑》体渐匾阔，然笔气犹丰厚，有《郙阁》之遗，《孔谦》近之。 《尹宙》风华艳逸，与《韩敕》、《杨孟文》、《曹全碑阴》同家，皆汉分中妙品。《曹全碑阴》迫近《石经》矣。《杨叔恭》《郑固》端整古秀，其碑侧纵肆，姿意尤远，皆顽伯所自出也。《成阳》《灵台》，笔法丰茂浑劲，《杨统》《杨著》似之。 《杨淮表记》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真书之《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所师祖也。《孔宙碑阴》笔意深古，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 帖中《州辅碑》兼雄深茂密之胜，《熹平残碑》似之，又加峻峭也。《鲁峻碑额》淳厚中极端飘逸，与《李翕》、《韩敕》略同。 《娄寿碑》与《礼器》《张迁》丰茂相似，《张寿》与《孔彪》浑古亦相似，《耿勋》与《郙阁》古茂亦相类。 《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余谓隶中有篆、楷、行三体，如《褒斜》《裴岑》《郙阁》，隶中之篆也；《杨震》《孔彪》《张迁》，隶中之楷也；《冯府君》《沈府君》《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 《李孟初》《韩仁》皆以疏秀胜，殆蔡有邻之所祖。然唐隶似出《夏承》为多。王惲以《夏承》飞动，有芝英、龙凤之势，盖以为中郎书也。吾谓《夏承》自是别体，若近今冬心、板桥之类，以《论语》核之，必非中郎书也。后人以中郎能书，凡桓、灵间碑必归之。吾谓中郎字迹，惟《石经》稍有依据，此外《华山碑》犹不敢信徐浩之说。若《鲁峻》《夏承》《谯敏》皆出附会，至《郙阁》明明有书人仇绋，《范式》有“青龙二年”，其非邕书尤显，益以见说者之妄也。 自桓、灵以后碑，世多附会为钟、梁之笔。然卫觊书《受禅表》确出于同时闻人牟准之言，而清臣、季海犹有异谈，况张稚圭乎？其《按图题记》，以《孔羡碑》为梁鹄书，吾亦以为不尔。夫《乙瑛》既远出钟前，而稚圭题为元常所书，则《孔羡》亦何足信欤？以李嗣真精博，犹误《范式》为蔡体，益见唐人之好附会。故以《韩敕》为钟书，吾亦不信也。 《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 《景君铭》古气澎湃，曳脚多用籀笔，与《天发神谶》相篆。盖和帝以前书，皆有铭意，若东汉分书，莫古于《王稚子阙》矣。 吾历考书记，梁鹄之书不传，《尊号》《受禅》，分属钟、卫，然《乙瑛》之图记既谬，则《孔羡》之图记亦非。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汉碑体裁至多，何止两体？晋碑亦不止二种，以分领后世之书，未为确论，今无取焉。 《叶子侯碑》肤浅，前汉时无此体，与《麃孝禹碑》殆是赝作，字体古今，真可一望而知。余尝见《三公碑》，体近《白石神君》，以为《三公山神君碑》矣。余意此不类永平常书，既而审之，果光和四年，故字体真可决时期也。夫古今习尚不同，人生其时，辄为习尚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汉书》所录张敞察昌邑王疏，《文选注》所引刘整婢采音所供，词皆古朴绝俗，为韩、柳所无。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以及小唐碑，吾所见数百种，亦复各擅姿制，皆今之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何论名家哉？张南轩曰：“南海诸番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若古钟鼎款识，诸国不同。盖习尚初开，为之先者，皆有质奇之气，此不待于学也。 今人日习院体，平生见闻习熟，皆近世人所为，暗移渐转，不复自知。且目既见之，心必染之。今人生宋、明后，欲无苏、董笔意不可得。若唐人书，无一笔宋人者，此何以故？心所本无。故即好古者，抗心希古，终抑挫于大势，故卑朴不能自由也。譬吾粤人，生长居游于粤，长游京师，效燕语，虽极似矣，而清冽之音，助语之词，终不可得。燕人小儿，虽间有土语，而清吭百啭，呖呖可听。闽粤之人，虽服官京朝数十年者，莫能如之。为文者日为制义，而欲为秦、汉、六朝之文，其不可为亦犹是也。若徒论运笔结体，则近世解事者，何尝不能之？ 传卫第八 书家之盛，莫如季汉。刘昭、师宜官、张芝、邯郸淳诸人，并辔齐驱，虽中郎洞达，莫或先焉。于是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赜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存（闻人牟准《卫敬侯碑》以为觊书，按闻人魏人致可信据，若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欧阳修以为梁鹄者，缺乏据）。鸱视虎顾，雄伟冠时。论者乃谓中郎派系有钟鼎，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然后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岂谓能过？梁鹄得法于宜官，非传绪于伯喈。《孔羡》一碑，亦岂能逾《受禅》欤？伯玉、巨山，世传妙笔。伯玉藁书，为简札宗；巨山书势，为书家法。王侍中谓张芝、索靖、韦诞、钟繇、二卫书，无以辨其优劣，惟见其笔力惊异。斯论致公，袁昴、梁武、肩吾、怀瓘、嗣真、吕总诸品，必欲强为甲乙，随意轩轾，滋增妄矣。 夫典午中衰，书家北渡，卢家谌偃，嗣法元常，崔氏悦、潜，继音卫氏。以《魏书》考之，卢玄父邈，实传偃业；崔浩父宏，实缵潜书。北朝书法实分导二派，然崔潜诔兄之草，王遵业得之，宝其书迹。宏善草隶，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未尝妄染。魏初重崔、卢之书，而卢后无人，崔宗自浩、简兄弟外，尚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业尤盛。宏既为世模楷，而郭祚、黎广、黎景熙皆习浩法，于时有江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琼，实从卫觊受古文，强兄顺并擅八体，盖亦世传精法者。由斯而谈，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姿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孝文吊比干文》是崔浩书，亦以筋骨瘦硬为长。 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皋《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 《述书》所称，皆亲见字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隙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传播，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字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 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常常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 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候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 宝南第九 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夷考其时，去汉不远，中郎、太傅，字迹多传。阁帖王、谢、桓、郗及诸帝书，虽多赝杂，然当时文采，固自异人。盖隶、楷之新变，分、草之初发，遮当其会，加以崇尚清虚，雅写意札，故冠绝后古，无与抗行。王僧虔之答孝武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其君臣相争誉在此。右军、大令，独出其间，惟时为然也。二王真迹，传播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缝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而南朝碑树立既少，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文选》之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卒寝不行。以子良盛德懿亲，犹不得立，况其他哉！夫晋、宋风流，斯文将坠，欲求雅迹，惟有遗碑。但是南碑又绝难得，其有传播，最可可贵。 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南碑当溯于吴。吴碑四种，篆、分则有《封禅国山》之浑劲无伦，《天发神谶》之奇伟惊世，《谷朗》古厚，而《葛府君碑》尤为正书开山祖师。四碑皆为篆、隶、真、楷之极，抑亦异矣。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能够考见变体源流。《枳杨府君》茂重，为元常正脉，亦体出《谷朗》者，诚十分之珍宝也。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宋碑《晋丰县造像》《高勾丽故城刻石》，亦高古有异态。齐碑则有《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梁碑则《瘗鹤铭》为贞白之书，最著人世。江宁十八种中，《石阙》之清和朴美。贝义渊书《始兴王碑》则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为异宝。其他若萧衍之造像，《慧影造像》《石井阑题字》，皆有奇逸。又云阳之《鄱阳王益州军府题记》，下及《绵州造像记》五种。陈碑之《赵和造像记》浑雅绝俗，尤尴尬得。又《新罗真兴天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异域，裔夷染被汉风，同文伟制，尤称瑰异。南碑存于人世者止此。 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希有，既传播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况隋碑以下乎！大约得隋人一碑，胜唐人十种；得梁一碑，胜齐、隋百种。宋、元以下，自郐无讥，此自有至鉴，非以时期论古也。 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造像发于川蜀。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蛮夷字迹，犹尚如是，而其时裙屐高流，令仆雅望，骋乐、卫之谈，擢袁、萧之秀者，笔札奇丽，当复何如。缅思风流，真有五云楼阁想像虚无之致，不可企已！ 备魏第十 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修饰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沉，恢恢乎有安定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孝文以前，文学无称，碑版亦不著。今所要者，惟有三碑，道武时则有《秦从造像》，王银堂题名，太武时则有《巩伏龙造像》《赵褵造像》皆新出土者也。虽草昧初构，已有王风矣。 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碑》《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騑》，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翚》，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昇》《高湛》，圆静则有若《法生》《刘懿》《敬使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若《元详造像》《优填王》。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一切之体魄无不备，凡后世一切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 何言有魏碑可无南碑也？南碑奇古之《宝子》，则有《灵庙碑》似之；高美之《爨龙颜》，峻整之《始兴王碑》，则有《灵庙碑阴》《张猛龙》《温泉颂》当之；安茂之《枳杨府君》《梁石阙》，则有《晖福寺》当之；奇逸之《瘗鹤铭》，则有《石门铭》当之。自余魏碑一切，南碑无之，故曰莫备于魏碑。 何言有魏碑可无齐碑也？齐碑之佳者，峻朴莫若《鋋修罗》，则《张黑女》《杨大眼》近之；奇逸莫如《朱君山》，则岂若《石门铭》《刁遵》也？瘦硬之《武平五年造像》，岂若《吊比干墓》也？洞达之《报德像》，岂若《李仲璇》也？丰厚之《定国寺》，岂若《晖福寺》也？安稚之《王僧》，岂若《皇甫摐》《高湛》也？ 何言有魏碑可无周碑也？古朴之《曹恪》，不如《灵庙》；奇质之《时珍》，不如《皇甫摐》；精巧之《强独乐》，不如《杨翚》；峻整之《贺屯植》，不如《温泉颂》。 何言有魏碑可无隋碑也？瘦美之《豆卢通造像》，则《吊比干》有之；丰庄之《赵芬》，则《温泉颂》有之；洞达之《仲思那》，则《杨大眼》有之；开整之《贺若谊》，则《高贞》有之；秀美之《美人董氏》，则《刁遵》有之；奇古之《臧质》，则《灵庙》有之；朴雅之《宋永贵》《宁赞》，则《李超》有之；庄美之《舍利塔》《苏慈》，则《贾思伯》《李仲璇》有之；朴雅之《吴俨》《龙华寺》，则缺乏比数也。 故有魏碑可无齐、周、隋碑。然则三朝碑真无绝出新体者乎？曰：齐碑之《鋋修罗》《朱君山》，隋之《龙藏寺碑》《曹子建》，四者皆有古质奇趣，新体异态，乘时独出，变更生新，承魏开唐，独标俊异。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标千古者也。 后世称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出色，诸体并立。然自吾观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淳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更于划一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时间，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以视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永兴登善，颇存古意，然实出于魏。各家皆然，略详《导源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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