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培萩：慈悲基金会，美国霸权的“幕后金主”

作为当今世界的头号“帝国”，美国的霸权不只表示于军工、经济等“硬实力”，也表示于文化与观念、制度与决策等“软实力”。要剖析美国政治的运作与美国霸权的构成，就难免要问：经济上的硬实力何以转化出文化和政治上的软实力？支撑软实力的体制性力气究竟是什么？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同事务学院青年副研讨员银培萩在其新著《暗金政治：慈悲基金会与美国霸权》给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回答——慈悲基金会。银培萩在书中论述了慈悲基金会及其推进的“金智复合体”何以在幕后对学问消费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让“深层国度”浮出水面，为美国政治研讨开辟了新的视角。

察看者网与银培萩展开对话。在对话中，银培萩细致解读了慈悲基金会的“观念有机化”、“精英社会化”等机制，及其在美国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表演的角色。

察看者网：关于“慈悲基金会”，我们中国人总是熟习又陌生。普通来说，富人做慈悲，是为了稳定财富、赚更多的钱，还是地道出于个人的怜贫惜弱激动，抑或是为了影响社会、完成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银培萩：慈悲究竟是为了“生意”、“好意”还是“民意”呢？其实，这个问题曾经搅扰人们很久了，学术界也构成了两派观念，各持己见。总体上，经济学家以为“好意”居多，由于他们关注效率，觉得慈悲只是为了更高效地处置艰难；而政治学家以为“生意”居多，由于他们关注公平，担忧慈悲赋予富人更大的权益，使经济不公平扩展为政治不公平。

慈悲基金会自身是一种中性的捐赠工具，它雇佣一群专业的人，依照捐赠者的意愿，把钱有计划地分配进来。它代表的是财富精英，由于只需他们才有散财的才干和意愿。在财富基础上，他们的目的是多元的，各人有各人的志趣。

从理想层面看，有的富人捐钱是为了“生意”。好比，2019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非法滥用“特朗普基金会”的慈悲资金，被纽约州判处两百多万美圆的赔款，特朗普基金会也因而解散。克林顿夫妇创建的“克林顿基金会”也由于相似的问题而解散。

特朗普的慈悲基金会（图源：华盛顿邮报）

但有的富人的确不会用慈悲来追求额外经济利益。好比扎克伯格夫妇兴办的慈悲机构“陈·扎克伯格倡议”注册为限义务公司（LLC）的方式，放弃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减免，以换取更大的参政自由。他们的目的可能是用慈悲来完成更庞大的社会影响。

一言以蔽之，基金会是有财富的精英为了多元化的目的而设立的捐赠工具。

察看者网：您以为，上面提到的“慈悲基金会”的三个主要目的——慈悲公益、财富运作、权益运作各自的占比大约是多少？

银培萩：慈悲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历史上，西方的慈悲常常与宗教绑定，由于基督教在早期大量吸取了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以及《旧约》、《新约》中有关财富与来世间关系的论述，建构了一种很坚决的信心——罪行能够被“赎买”。《旧约·箴言》中曾有记载：“人的财富是他灵魂的赎价”。《新约·马太福音》中也载录了耶稣对一位富有年轻人的劝诫：“变卖一切财富并把它托付穷人，你将在天堂具有财富。”现代化以后，这一动机逐步削弱，慈悲的动机趋于世俗化、多元化。

首先，这三个目的不一定是互斥的，有的基金会可能同时完成了三个目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是这样。它为全球卫生管理做出了庞大贡献，在抗疟、艾滋病防治、妇女儿童问题、新冠疫苗研发等多个范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盖茨基金会与制药公司以及食品卫生公司的利益关系也遭到一些关注和讨论。此外，盖茨基金会因而取得了与主权国度近乎对等的权益，在多边主义机制中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三者的比例与基金会的范围有很大关系。大部分中小范围基金会效劳于社区，从事单纯的慈悲公益，也就是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温情脉脉的“慈悲”。有些人给基金会捐钱可能是为了取得税收减免，这无可厚非，与基金会范围无关，也谈不上财富运作。真正的财富运作、权益运作，只需大型基金会才干完成。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大基金会都这么做，而是说范围是完成这些更庞大目的的“必要不充沛条件”。细致到美国，至少“前50强”的慈悲基金会才有机遇去追求财富运作、权益运作这种目的。

察看者网：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提出了“慈悲资本主义”概念。“慈悲”的起点是私人财富，而哪些关键的运作机制能够推进其最终转化为认识形态影响力和政治权益？

银培萩：戴维斯所谓的“慈悲资本主义”与认识形态无关，而是指用做生意的灵活措施来做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它的基本假定是：人都是理性的，假如一味给予，受助者会丧失主动性，呈现传统慈悲救济中常见的“养懒汉”现象。从16世纪开端，欧洲的新教国度就开端整理“越养越穷”的慈悲现象，试图向穷人灌输固定劳动的习气，让他们在某种水平上自立，这种观念是与现代资本主义肉体分歧的。所以，经济学家才提出了“慈悲资本主义”概念，即用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战略来做公益，确保每一分钱花到位了，完成公益效果的最大化。

至于与认识形态有关的慈悲机制，我后来在《好意、民意还是生意？——第三次分配视角下的西方慈悲政治化》这篇文章中做了细致讨论。慈悲资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介入政治机制，这一现象已对美国民主的至少三种中心要素产生影响:

一是金钱，慈悲滋长了政治融资中“白金”与“黑金”之外的“暗金”现象。所谓“暗金”，就是以金钱影响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非营利事业或独立意见首领，从而间接影响政治实务。

二是政党，慈悲加剧了政党的党派性与政党的认识形态极化。慈悲家会结成网络，有认识地培育自由主义或者激进主义的力气，在民间复刻政治极化的局面。

三是选举，慈悲促进选举战略从短线投资向长线投资转变。往后，竞选将不再是选举年内的“一锤子买卖”，慈悲基金会将经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潜移默化地影响投票人及利益相关的精英的观念。

察看者网：细致来说，慈悲基金会是如何打造“金智复合体”，从而影响和组织学问界的？您能否向我们细致阐释一下“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这两个概念？

银培萩：我研讨了很多年的基金会，重复揣摩它们在美国和国际政治中的行动。后来我发现，这些行动的实质还是精英政治，能够概括为“金智复合体”，与“军工复合体”构成“一文一武”的对照。

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很早就发现，不同部门的精英会抱团，混合运用他们在军事、工业、政府部门的资源，构成“军工复合体”。

而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非军事的重要事务，如何去影响这些事务上的政策？精英会混合运用金钱、观念、人脉等力气，沿着“金钱—观念—政治”的三元关系链来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慈悲基金会主要在上游（金钱—观念）运作。金智复合体有两条左右开弓的理论途径，即“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

观念有机化是指将观念培育成熟并取得社会影响力与政治生命力的机制。葛兰西提出“有机学问分子”概念，以为高级学问分子扎根在社会运转的各个细致环节和过程中，从中提炼出有指导力的思想。观念有机化就是有计划地投资，将静态的、象牙塔中的观念培育成熟，使其融入社会并最终归入政策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科赫基金会指导人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曾总结过与观念有机化十分近似的资助战略：第一阶段，对学问分子中止投资，让学问分子的想法成为“原资料”；第二阶段，对智库中止投资，将思想转化为政策；第三阶段，对公民组织中止资助，构成来自“公民社会”的庞大压力。这一资助战略像制造产品一样“制造”政治改造，将政策议程的消费线规划好，只待置办、组装和接通。

精英社会化是指经过社会网络影响精英、扩展观念影响力的过程。头脑中构成的观念无论多么精致，都唯有得到关键人物的认可方能落地。所以，在观念有机化机制的每个环节，都需求学术、传媒、教育、社会运动以至政府官员等各界人士的支持。“金智复合体会”在与观念最直接相关的专业精英中树立网络，然后推进网络向其他范畴的精英扩散和融合。这些专业精英被建构成以“客观科学”为立场的专家、顾问或“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察看者网：前面我们谈到，慈悲基金会构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机制，在认识形态层面影响精英，最终将影响力传导到政界和大众。那么，慈悲基金会自身所持的政治立场源于何处——是金主或金主集团的个人意志，抑或有更为复杂的来源？一个历史长久的慈悲基金会所持的认识形态和目的是一以贯之的吗？

银培萩：很肯定地说，很少有其他美国社会组织比基金会更能集中表示捐赠者的个人意志，这主要是由资金来源决议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但是这些集团的指导都不可能乾纲专断。不论谁做指导，都要去筹钱，处置组织维护（organizational maintenance）的问题。社会学中的“资源发起理论”也有相似观念。

钱从哪里来呢？第一种处置计划是收取会费，这也是最传统的公民社团方式。这种组织的管理必须十分民主，办什么事都要听大家的。

另一个处置计划是从外部筹款，申请更大的金主资助。这样一来，用款的方式就要服从出资者的条件。

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十几年前的研讨就发现，在美国公民生活中，会费方式曾经十分衰落；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依托外部筹款，雇佣专业人士来打理组织。基金会的优势就在这里表示出来——它用自己的钱，还为其他组织花钱，出钱的人能够取得最大的决议权。

金主/金主集团的个人意志总体上是很强的，但也会遭到专业人士、历史阅历的影响。每个慈悲基金会在成立之初，都会定下一套系统的价值和目的，主要由“金主”个人决议；假如他愿意的话，还会吸收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例如，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之初，洛克菲勒自己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他的慈悲事务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辅佐他制定了“基于科学捐赠准绳的政策”，也就是放弃慈悲机构的“批发”方式，改为制度化的“批发”慈悲方式。

一旦基金会运作起来，其立场也会在长期理论中微调。好比，安德鲁·卡内基兴办的一系列基金会至今曾经运作了一百多年，历届指导人都对基金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保存了卡内基最初的主张，例如“战争、自由”等。福特基金会就更典型了，总体的自由主义立场从未改动，但在不同主席的影响下，不同时期的细致资助战略和重点也会有所变更。

察看者网：您在最新的著作中讨论了慈悲基金会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并将其视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在讨论美国政治时，洗砦笏用“深层国度（deep state）”概念。在您看来，和政府联络密切、颇有政治影响力的慈悲基金会能否构成所谓“深层国度（deep state）”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培萩：“深层国度”这个词是被特朗普炒热的。在此之前有一些严肃的相关研讨，但并没有直接运用这一术语。好比，杰森·罗伊斯·林赛（Jason Royce Lindsey）在其2013年的著作《国度的坦白》中指出，美国存在一种耐久但不为人知的权益要素，能够在非显性状态下坚持连续性权益。2016年以后，特朗普以阴谋论的颜色，把职业官僚渲染为一个与民选总统对立的整体，让“深层国度”一词火了起来。近两年，中国学者对深层国度也有一些研讨。

有趣的是，这些研讨或评论都不曾提及慈悲基金会，而是关注情报、国防、外交等美国政府中的稳定权益机构，以及知名的华尔街、硅谷、国防承包商等利益集团。能够说，深层国度目前的含义还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一层。

我个人以为，大型慈悲基金会契合林赛定义中“深层国度”的特征：它们躲藏在幕后，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施加颇具连续性的影响。但是，大型慈悲基金会即便在深层国度内部也应该属于较深的一层，对政策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而且它们有特定的兴味范畴，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并不是全掩盖的。

什么是美国政治幕后的“深层国度”？（图源：NBC）

察看者网：慈悲基金会还有一个愈加广为人知的称谓——NGO（非政府组织）。这个词在网民关于“境外权力”的讨论中频频出镜。依据您的察看和研讨，美国的慈悲基金会究竟能否已将权益的触手伸进中国、影响中国行动、为中国行动场“设置议程”？

银培萩：其实从广义上讲，一切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都能够被定义为NGO。由于NGO的指向过于繁多，国外普通会分门别类，将NGO分为慈悲基金会、智库、游说集团、草根行动组织等不同类型。

在中国语境下，“境外权力”主要是指海外背景的草根行动组织。这类组织的确曾经在许多国度活动，与美国的情报、国际展开部门，以及半官方的外围机构“民主基金会”（NED）有千丝万缕的联络。历史上，慈悲基金会曾作为上游的资金提供者参与过这种活动。好比，冷战期间，福特基金会在欧洲和拉美资助了一些组织；冷战后期，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东欧国度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这些我在书中都有谈到。

但是，慈悲基金会目前已很少以“境外权力”的方式进入中国了。每个国度都会思索到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保险性，就连美国也在积极修订《外国代理人法案》，对一切在美国注册的境外组织坚持谨慎态度。中国的社会组织一向在党和国度的指导下有序活动，自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开端实施以来，中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往常，慈悲基金会更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中国。它们在中国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公私协作同伴关系的方式来运作的。例如，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的卫生协作，是直接与卫生部、外交部等官方部门对接的，盖茨自己还与中国指导人有多次会面；卡内基国际战争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有共建学位项目，培育了很多有益于中美的精英人才；福特基金会对中美的智库树立、人文交流、气候协作等议题都有贡献。

总体来说，大型慈悲基金会在国际展开、全球管理方面的确有很多资源和阅历，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它们。我们应该置信政府在选择和管理境外组织方面有成熟的机制，去掉一些无意义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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