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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西南边疆地域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管理和备边尤为需求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端，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红边疆民族管理和边疆地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管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域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外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度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疆、军事边疆，“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度观下的文化边疆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度、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步有了明白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理想国度政治、军事运作中位置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度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整构成，才完整演化成一种政治边疆，“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中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常常成为边疆地图中的中心所在。 关键词：西南；备边；舆图；界务 一 中国西南边疆地域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而境外地域各个国度和政权也同样的民族众多，山高水险，林海深密，不论从自然天文或是人文天文角度来看，经略边疆思索的天文要素都相当多元，为了便于管控经略，经略西南者常常要编辑边舆图，以利经略边疆。 西南地域的边舆图编绘始于何时，向无考证。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记载，诸葛亮曾为夷人绘图谱，有关于天、地、日、月、君长、城府等内容，但这种图谱是不是为地图，其中能否有边舆图还有待考证。 我们知道宋代刊刻的《华夷图》明显有区别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的企图，但其在西南边疆，多是用文字来显现边疆民族状况。在治边方面，唐代贾耽编有《皇华车达记》，郭光振编有《定远安边策》。宋代编辑的治边文献更多，如宋代严鄂编有《边防龟鉴》70卷，曾三英编有《南北筹边》18卷。只是这些唐宋文献早曾经佚失，无法知道其中能否绘有西南地域的边舆图。 目前我们知道唐代李德裕编的《西南备边录》一书，是直接为西南边备而为。据《新唐书》卷59《艺文志》记载有李徳裕《西南备边录》13卷，同样宋代郑樵《通志》卷68也记载《西南备边录》13卷，为李徳裕撰。 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曾经失传，《西南备边录》中能否绘有舆图呢？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6记载： 《西南备边录》十三卷，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止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德裕之深谋远虑，虽至今可用也，而所存止此，可惜哉。[1] 显然，在宋代嘉祐以后，《西南备边录》曾经佚失，只存第1卷。 再据《玉海》卷58记载： 唐《西南备边录志》，兵书类，李德裕，十三卷。《中兴书目》：剑南西川节度使裕撰，大约谓：成都藩翰西南，备御不可少弛，于是纂兵将粮械之数，城镇种落之名，岁计经用之目，并以大和六年为断，及诸郡故实、外夷情状，烦碎毕书。又新作城镇录边贼路，皆以朱书别之，总成小图，标之首卷。今所存仅一卷，余皆缺。详见《筹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详。会昌中上之。[2] 从这里“总成小图，标之首卷”来看，当时是绘有边防舆图的，这也是与当时图经时期的著作作风相吻合的。细致是怎样绘制的呢，我们来看以下记载。 《玉海》卷141又记载： 唐《西南备边录志》，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十三卷，在文宗朝，吐蕃间衅，河陇失险，缔从南诏协以谋我并络坤，维我棘守臣韦皋凿青溪道要结蛮好，掎虎效顺，纂《集事状》为卷十七，质币结辙闿户，诲盗爰命德，改纪其政。乃建筹边之楼，凡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与戎密迩者，图之右。而见录类部落馈运靡不察。乃立雄边之军，其精兵曰南燕，及连弩骑士曰飞星，及突骑而农战器械靡不饰，仗义城以制大度、清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荥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扼西山吐蕃，复邛崃关，从嶲州治台登，以夺蛮险。犹虑敌去而备弛也，兵将粮械之数，城镇种落之名，岁计经用之目，讲求利病，辑为一书。诸郡固实外夷情状，胪分缕析，粲如指掌，剏立陴垒，咸以朱书，总绘小图，标之首卷。而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详。书成于太和六禩，迨会昌中秉国之均，始奏上之。唐艺文志列在兵书，今馆阁书目存者一卷。[3]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曰： 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迂回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又料择伏瘴旧獠与州兵之任战者，废遣狞耄什三四，士无敢怨。又请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锐。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习战，贷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弩；骑士曰飞星、鸷击、奇锋、流电、霆声、突骑。总十一军。筑杖义城，以制大度、青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荥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厄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徙嶲州治台登，以夺蛮险。[4] 从以上两则记载能够看出，当时李德裕建筹边楼，很重要的功用是将边事险要的舆图绘于楼上，以便于日常察看运筹。《玉海》中的“乃建筹边之楼，凡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与戎密迩者，图之右”。与《新唐书》中的“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相同。这里的“蛮”是指南道的南诏，而这里的“戎”是指西道的吐蕃。显然，唐代不只呈现了在楼上的边舆图，也有绘在《西南备边录》中的“总绘小图，标之卷首”的舆图，阐明边舆图在西南备边中很受注重。 我们还发现了李德裕在其“状”中称： 伏以戎犬历代为患，国之仇雠南蛮自经负恩，常怀反侧，西蜀两路实系安危，臣顷在西川，讲求利病，颇收关键之地，实尽经远之图，因著《西南备边录》十三卷，臣所创建城镇，兼画小图，米盐器甲无不该备，谨缮写呈进，伏乞睿览。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似精详，所冀圣慈知臣极力营私尽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偷安轻黩，宸严伏增战越。[5] 也可知《西南备边录》是有地图的。另外我们发往常万历《云南通志》卷15中收录有佚名的《西南备边录序》也谈到： 乃建筹边之楼，凡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与戎密迩者图之右……成以朱书，总绘小图，标之首卷……按唐艺文志是录列在兵书，今馆阁书目存者一卷，余轶不存。我思古人爱莫起之，抚陈编而三叹，谨序。[6] 从此可知，此序作于宋代。 不外，在宋代还编有1本《西南备边志》。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6记载： 《西南备边志》十二卷，陈氏曰：嘉州进士邓嘉猷撰。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何种族也，已而有能别识其为虚恨蛮者。时蜀边久无事，既去而朝廷忧之，诏有司经度嘉猷取秦汉以来讫于本朝凡史传所载蛮事，皆着于篇。时乾道中也。其为志九，为图一。[7] 《蜀中广记》卷96也记载： 《西南备边志》十二卷，陈氏曰：嘉定进士邓嘉猷撰。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何种族也。已而有能别识其为虚恨蛮者。时蜀边久无事，既去而朝廷忧之，诏有司经度嘉猷取秦汉以来讫于本朝凡史传所载蛮事，皆着于篇。时乾道中也，其为志九，为图一。[8] 从以上两则记载能够看出，宋代编的《西南备边志》（录）为9卷文字，1卷地图，只是此书也早就佚散不存。作者邓嘉猷为嘉州进士。据同治《续修嘉定府志》序谈到邓嘉猷的《备边志》《西南备边志》，应该即是指此书。按成书时期应该是在南宋前期的绍兴末年。另据周辉《清波别志》卷上引《西南备边录》记载： 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嶲，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岁绍熙辛亥，毗陵张谓守郡，谢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划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险，谓此也。[9] 这里的《西南备边录》，即应该是邓嘉猷的《西南备边志》，由于假如是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显然不可能有宋代史实呈现。《清波别志》可能成书于南宋中后期绍熙年间，宋代的《西南备边录》可能成书较晚，因“宋挥玉斧”的传说传播于北宋中期以后，与成书于南宋前期相合，地图也应该在这个时期。 总的来看，元明以前的备边地志和舆图，主要是中原王朝针对当时西南各割据的民族政权来谈备边的，是相对中央政权角度来谈备边的，如汉晋时期主要针对西南夷，唐代主要针对吐蕃和南诏，宋代主要针对大理和吐蕃诸部等而言。我们知道，宋代郭允蹈《蜀鉴》中称的“吐蕃、南诏为唐深患，其忧不恃以蜀也，天宝初，分天下为十道，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10]这里的“西抗吐蕃，南抚蛮僚”不时是唐代西南备边的中心。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边舆地图没有一幅保存下来。 二 元明时期，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发作了较大变更，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在此前主要以羁縻之制为主，在这个时期变为中央一级政区管理，设立云南、四川一级政区管理，西藏也变为设立朵甘都司、乌斯藏都司控制，这个时期的备边内容逐步由边疆边夷控制向边夷控制和境外民族控扼双重担务转变。在某种水平上，在此之前的“备边”概念是指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之边。在这个时期，“边”的概念会随着华夏文化内部各政权消长呈现了空间地缘变更，“边”的概念会在空间上游离不定，逾越空间较大，显现为一种带状边。同时，由于在当时大的文化背景下，客观技术条件限制和客观调控必要性不强，使所谓“边”“边疆”中“界”的概念是不明白的，即线型界常常并不存在。所以，《十三经注疏》正字卷79以为，“疆界，边卫圉垂也”。古人以为，军卫屯驻地就是边疆，在古人认识中，边疆不外是军事防御边疆带的概念。正由于这样，我们在清以前的文献中简直找不到西南边疆的勘界、界务等话语。 这里要提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内边”与“外边”的问题，并不是历史上所谓简单的边疆民族的生、熟之分。所谓“内边”是指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与各边疆民族政权的边疆，而“外边”是指边疆各民族政权与境外民族、政权的边疆。普通而言，“内边”地域在历史上由于多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界，经济相对“外边”较为兴隆，人口较多，行政建置早，内部行政边的线型界原本就存在，内部出于赋税征收、户籍管理和军事管控的内部行政的界，常常演化成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边疆。所以，历史上不只有边的概念，也一度存在界的话语，如一些王朝的长城、宋代宋与金的勘界、明清中原与清朝的边墙、清代中原与苗疆的边墙，有一定的线型边疆的滋味。“外边”地域常常是边疆各民族或政权与境外各民族或者政权之边，常常都是处于游牧、狩猎经济状态，经济相对较为原始，人口稀少，长期无行政建置，处于部落管控状态，活动性强，并无稳定的线型边疆，只需一种暂时的带状边疆。固然中国历史上较早就呈现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之边和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之边的两个备边的概念，但在中原王朝中原独大的天下观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外边”常常长时间是只需带状边而无线型界，只是可能到了清代一统而境外列国强大威慑后，“外边”的界才惹起统一王朝的真正关注，而清末现代国度建构呈现后，“边疆”话语中的界也才愈加显现出来。 元明时期，有关西南备边的特地志书相对较少，但有关西南地域的地志类书却呈现较多，其中多有有关边防卫备的内容，也有一些具有备边性质的舆图呈现。 元代开端曾经呈现了许多有关云南的志书，如李京的《云南志略》、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元一统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及《元天下城邑》等中有西南边疆的内容。固然《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大西南边疆的内容，但只需《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保存有四川和云南的省图，且并不是严厉意义上的备边性质的舆图。 明代有关云南、四川的志书很多，明代天文总志、类书如《明一统志》《寰宇通志》《图书编》《广舆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残域周咨志》《滇略》等书中部分也有云南、四川的图幅。云南在景泰、正德、万历、天启年间都编有省志，四川在正德、万历、嘉靖年间也编有省志。这些省志中大多有舆图，不外并不是特地的备边舆图。明代有关西南民族的中央性专书也较多，如高拱的《靖夷纪事》、赵辅的《平夷录》、郑洛的《抚夷纪略》、朱纨的《茂边纪事》、王轼的《平蛮录》、宋赭的《苗防纪事》、谭希思的《四川土夷考》、张拱的《南夷书》、倪辂的《南诏野史》、郭斐的《炎徼琐言》、钱古训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张紞的《云南机务钞黄》，以及《明末滇南纪略》《土官底薄》等，固然有的专书有备边的功用，但大多没有舆图相附。明代编的有关筹边的文献也有舆图，如何镗的《修攘通考》卷6就附有地图，但不是严厉备边舆图。曾经佚失的明代筹边录较多，从书名上能够看出是有舆图的，如宋沧的《筹边图说》、范守已的《筹边图记》、陈用宾的《滇南修攘备考图》等。明代有一定备边性质单幅舆图且保存下来的舆图可能要算《四川省四路关驿图》《云南全省道里图说》和《贵州全省道里总图》3幅舆图。 其中《四川省四路关驿图》笔者在《明茶马贸易“四川省四路关驿图”考》中曾经作了较多考证，以为是一幅反映明代四川备边中用于茶马贸易交通缉私之用的地图。[11]另明代《云南全省道里图说》和《贵州全省道里总图》也值得提及。 明代《云南全省道里图说》和《贵州全省道里总图》现珍藏于中国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前不见著录，也不见有人运用和研讨。其中《云南全省道里图说》为彩绘地图，规格为59.5x71.5厘米，主要描画明代云南各州县的城池、江河湖泊、道路、山脉形势，其地图有几个特性：一是相当注重城镇的城防绘制，将每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城墙、城门作了较细致的描画，特别是还描出了许多有瓮城的城门，表明了城镇的方位，如“城向南”“城向西”“城向东南”等；二是注重各州县治地的四至里程，如每个县城下都以“州陆路”标出东南西北四至里程，有的中央还表明交界处；三是注重山脉险要的绘制，给出了众多山脉，且表明山势走向，如标出“鸡足山向东南”“高黎共山向西南，等等。 明代《贵州全省道里总图》为彩绘地图，规格为299.5x176.5厘米，是一幅较大的地图，主要描画了明代贵州各州县的城池、江河湖泊、道路、山脉形势，其地图也有几个特性：一是也相当注重城镇的城防绘制，将每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城墙、城门作了较细致的描画，但细致和精准水平不如《云南全省道里图说》；二是注重各州县治地的四至里程，重要县城下都以标出东南西北四至里程；三是注重关口险要哨所的绘制，给出了众多山脉，且表明山势险要的关口，特别标出大量哨所的位置、驻兵状况等项。 总体来看，固然两幅地图并没有在称号上表明备边图的性质，但地图上注重城防、山势走向、哨所关隘驻兵的特性，使其地图客观上有明显的备边功用。我们发现，至今在学术界发现的明代地图中，九边图和海防图较多，但我们发现此类地图只需西南云、贵、川三省的存世，其编绘的目的在客观上也有一定备边的可能。另目前还保存有明代陕西、江西的全省舆图，但地图上的军事功用并不明显。 三 清代随着天文认知的展开和地图编绘技术的进步，地志编写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详备，而备边地图的编制也越来越多。西南地域也是如此。从地志来说，清代天文总志、省志、会典、厅县方志甚多，大多附有地图，理论上都能够作为备边之用。特别要说的是，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历史天文著作，对山川形势、政治军事格局的论述尤为深化，其中关于西南边隅的备边格局不只有文字论述，也有大量地图作为备边之用。清代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文献很多，如陈麟图的《历代筹边略》、毛奇龄的《蛮司合志》等，但附舆图的并未几，附备边舆图的更少。不外，随着天文认知的深化和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西南各省区各类单幅地图的绘制越来越多，与备边直接有关的舆图也越来越多，如清代官绘本《云南边军驻防图》《贵州营讯全图》《全川营汛增兵图》《四川行军备要舆地图说》《广西边关地舆图》《广西边防图》《广西边军驻防图》《广西边防炮台图》《黔省驿递道路图》《西南备边简明图》及民国《咸同贵州军事舆图》、蔡廉洲的《川边各县舆图》等。 其中《西南备边简明图》是现存的以整个西南大域为空间背景为名的备边地图，也是独一标名为备边之用的舆图，但实践上图中只绘制了川西、滇北、滇西北的形势。地图的左下方标注称： 光绪三十二夏四月，王师克乡城、巴里二塘，土司境同时归流。朝廷特蔺大臣经略其地，于是关以外至于宁静山乃全入职方氏之掌。此在上世为三危之一区，夷语白喀木，译言曰康，盖即今打箭炉、里巴二塘致使察木多之境，故或以为康藏云。近世川滇面及胡氏西藏，面额称善本，然于原藏一隅，皆视为瓯脱，百不详一。兹图备藏文学生研讨西陲地志之用，于今地名特详，或无筹边者最初之规范也。关外学务编译局校正后浅。[12] 从此绘者识语可知，此图是特地供学习藏文学生研讨地志之用的，所以只需川西、滇西北、滇北的形势图便可了解。此图在中国国度图书馆有珍藏，但我们在日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发现的此图，有运用者用日文标注的大量识语，触及沿途地名、历史、里程，使地图的价值有所进步。 除了总图分图以外，清代西南备边图主要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图幅尤为集中，显现了清代西南边疆在历史上5个重要的备边问题。 我们留意到《中国边疆图籍录》中将《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川郊劳图》《两金川地形绘图》《大金川贼巢途径图》《四川西茂等处图》都列入舆图类，实践上，《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川郊劳图》并非地图，而是图画。 有关苗疆问题，是清代前期不时较为重要的边疆民族问题，为了应对苗疆地域的骚动，在平定苗疆之时及平定以后，都绘制了一些苗疆备边地图，如《雍正滇东新辟苗疆图》《平定苗疆战图》《平定仲苗战图》《黔东苗疆图》及严如熤的《苗防备览·苗疆舆图》等。不外，要留意的是，郑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将许多苗夷图画也放在舆图类是不妥当的。 清代西藏问题和康藏问题也是重要的备边研讨内容，清代前期的西藏图说和清代后期的康藏舆图绘制，也是清代西南备边中的突出之处。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琳绘的《西藏廓尔喀交界图》，马揭、盛绳祖的《卫藏图识》中的19幅舆图，乾隆末松筠的《西招图说》15幅舆图和黄沛翘的《西藏图考》18幅舆图。清代以有关康藏形势图和交通图为多，如康熙《四川至打箭炉图》《打箭炉至前后藏路途图》《打箭炉厅舆图》，乔震生的《炉关以年形势图》《炉察闻南北两路形势图》，光绪《四川卫藏沿边全图》《进藏路途图》，光绪《前后藏交通图》，佚名《清溪至昌都图》，以及《四川成都府至化林营图》《化林营至热水塘剌嘛等图》《松理茂懋汶五县抚绥崇三屯及松潘一带简明图》《建昌普雄凉山全图》《汶川县汉土夷疆地舆全图》等。在这些地图中，惟《清溪至昌都图》不见国内任何著录，是我们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孤本地图。此图没有任何图外信息，从图中的地名能够看出，此图绘制时间应该是在清末民初，不会超越民国四年（1914年），但绘制者和出版者不见任何著录，待考。 在滇缅备边方面，清末民国以来的舆图甚多，主要有同治张凯嵩绘的《腾越缅甸中外交界图》、吴其桢的《云南腾永龙顺思普沿边图》、姚文栋的《云南初勘缅界记》、薛福成的《滇缅划界图说》、李本源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李白垓的《滇缅界务说略并图》、佚名的《云南西防沿边图》《永昌府八缅京道里图》、李培英的《腾越北段图说》、官绘的《腾越北段界图》《腾越北界地图》、尹明经的《滇缅界务北段地图》等。在这些舆图中，尤需阐明的是李本源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共3卷3册，共有地图126幅，宣统三年（1911年）初刊，其地图绘制曾经具有现代地图的技术伎俩，平面控制精确，有等高线的地形地貌表示，与传统的备边舆图曾经不一样了。但遗憾的是，往常刊行的不论是《云南史料丛刊》，还是《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只将《滇西兵要界务图注》中的文字部分刊行，没将地图部分收入，明显有一种弃本求末之感。 中越边疆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广西、云南与越南的边疆地务问题方面，有关舆图主要一方面是关于边关关防方面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界务方面的。如《中越分界图》《清越交界图》、同治《滇界越南职界舆图》、光绪蔡希邠《广西中越全界之图》，以及《广西沿边各营驻防中越交界对汛法屯距界远近图》《广西省与安南国交界营汛关隘图》《广东广西勘定中越边疆全图》、岑毓英《中法战时滇越界图说》等。 我们发现，清代西南备边舆图主要在以上5个方面与清代西南地域的历史展开轨迹相关联络，即这5个问题的实质在时间上透视出“边”概念在清代的变更轨迹。清初平定吴三桂的叛乱以后，西南边疆一度相对稳定，但改土归流对民族的影响与晚明遗民潜伏在西南边疆的影响依旧很大，这直接影响到大小金川和苗疆的稳定，从而使清政府相当注重西南备边。清政府为平定大小金川一个弹丸之地表示得相当坚决，经过了两次大小金川之役。上面谈到的地图和图绘，大多是平定以后对战役的纪实。而对苗疆的平定也是十分坚决，清代阅历了雍乾、乾嘉、咸同3次苗民起事，清政府经过多次平定，也是颇省心力。今天留下的这些地图和图绘，也就是平定苗疆后对战役的纪实图。能够说，从整体上来看，清代中前期，西南边疆的备边在很大意义上仍表往常对边疆民族的控御上。从清代前期到清末，对藏区的控制主要肉体还是集中在对藏区的了解上，只是清末对康藏地域的舆图绘编更多，主要是当时川康地域的形势所致。清末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各民族基本稳定了，但这个时期面临的，是境外各国在西方权力渗透下对边疆掠扰的界务问题，因而，晚清时期中缅、中越界务成为这个时期西南边疆备边的首务。所以，这个时期的舆图主要以滇缅、滇桂越边疆舆图为多。 四 总体而言，从中国西南地域备边舆图的绘制历史来看，透显露中国西南历史展开大格局的轨迹。在清以前的备边图录中，备边概念中的“边”，不外是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而且周边民族还有“生”与“熟”、“内”与“外”等区别，“边”的概念自身是游移不定的，众口一词。 我们知道，近代许多学者关注“极边”“次边”“边里”等话语，关于我们深化边疆认知思想无疑大有益处。历史上的确呈现了一些边疆层级认知的思想，但由于这些话语内涵没有构成一种国度统一认知见诸法律的文本，多是文人政客们的个人认知，由于讨论问题、持言人区位和个人学问背景不同，所指的“边”的内涵相差较大，故所指千差万别，随意性较大，不是一切朝代都有一个统一的、法定的、公认的边疆层级认知，在一个朝代中常常也少有构成一种认同率较高的边疆天文层级认知。以“极边”为例，宋代并无解释细致所指，客观上用“极边”所指也是千差万别。能够说，“极边”“次边”除曾在宋代作为西北边疆军事话语下的暂时界别外，在大多数时期和大多数地域中，“极边”“次边”不外是离汉民族中心区远近普通意义上的天文方位词，并不完整是一种统一而特定文化所指的特定的边疆认同层级词汇。实践上，中国古代从“五方之民”到服事观的“五服”“九服”，从唐宋时期华夷观的“极边”“次边”到明代的充军边层定制，并没有一个很细致的特定地域所指，也没有构成较为统一的解释和规范可言。先秦时期的所谓一服500里，不外是后代文人臆想的境地。至于明代由于充军，有明白的“极边、烟瘴、悠远、边卫、沿海、左近”之分，细致定制从中原到周围千里为“左近”、2500里为“边卫”，3000里为“悠远”，4000里外为“极边、烟瘴”，[13]也不外是一种很粗放的认知。 宋代呈现了一些全国性的舆图，这些舆图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对中国边疆的认知。我们发现，北宋的《九域守令图》在西南边从雷州到黎州画有一条界线，与大理国相分；在北面雄州、代州画有一界线，与北面的辽相分。在西北兰州北向西南文州、茂州界绘有一界线，与吐蕃、西夏相分，似乎曾经有一定的边疆的概念。不外，这条界线的绘制仅只是一种经制州县大约范围的表示，并没有细致的天文方位所指，更不存在于理想之中，只是绘图者心中的一种文化边疆的概念。又如在宋代《禹迹图》中，主要绘注了经制州府和山川形胜，对边疆民族几无绘注，简直无边疆的概念。而宋代《华夷图》主要是区别华夷的，但也只是在四边用文字注明边夷状况，并没注出“边”细致在何处，更谈不上“界”的标注。宋代刊刻的《华夷图》和南宋《天文图》在北面标注出了长城，有在地图上用长城区别华夷认识，但也没有绘出经制州县与周边夷狄的细致界边。元代《广轮疆里图》中也没有边疆的绘制。到了明代，这种趋向依旧存在，如《大明混一图》只需“边”的绘制，毫无一点边疆的绘制，在《杨子器跋舆地图》中，固然用红线绘制了各布政使司境地，但只是绘图者据各州县位置画出的大约一级政区范围，并不是一种界线。而在理想中，各省区的行政界线应该存在，但各边疆省区与边外这条细致的“界”能否真正存在，并不很分明。后来在《王泮识舆地图》中也无细致“界”的绘制。直到在清代前期编绘的各种全国地图中，一种为只是将边州称号标在边疆而完整没有界线的类型，一种是只绘有表示性质的边疆省区界线的类型。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为理想中存在的“边”，但并不存在国度细致的“界”；一种为即便理想中存在习气上的“界”，但地图上“界”依旧是绘图者的一种表示。显然，直到清代前期，人们认识中对现代国度“界”的认识并不是明白的，“界”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运作中并不重要。 从理论上讲，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周边王朝和政权、境外民族或政权的边疆可分红文化边疆、军事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常常是较为开阔的、含糊晕染的、不肯定的，可能就像拉铁摩尔提出的“带形边疆”；军事边疆则常常是暂时的、动态的；政治边疆常常相对是线型的、分明的、稳定的，实践指的就是拉铁摩尔的“行政边疆”“线型边疆”的概念。当政治边疆构成后，一个国度的军事边疆常常使政治边疆融入其中。在某种水平上讲，前两者仅仅是一种“边”的概念，而不是“界”，后一种才是“界”的概念。 其实，从理想角度来看，我们更需求认知华夏文化区中心与边疆民族的“边”的话语，向现代国度建构下“界”话语的转变认知过程。我们要知道有两种认知角度：一种是从当时中原王朝的认知角度，以前学术界的“边”的认知，基本上都是从这种话语角度来中止的。实践上，历史上的所谓天下观也是一种王朝国度观，即一种传统的国度观。在这种国度观建构中，只存在一种“天下唯我大”的国度观，周边都是宗属和藩属，故最多只需文化边疆和军事边疆。所以，我们在清以前的文献中很少发现前面谈到的“外边”语境下的国度、政权间边疆下的“勘界”“界务”等话语，而至多只需一些“内边”语境下的短暂的军事界线和行政勘界话语。清以前的舆图中有关的边舆图众多，却简直没有界务图、勘界图呈现。在这种“内外边”的语境下，常常只需“边”，而无真正意义上的“界”。另一种是从现代国度建构概念的认知角度来看，行政边疆与军事边疆高度统一，而文化边疆常常是逾越两种边疆的。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央呈现跨境民族，这种跨境民族实践上是被政治和军事边疆分割了。我们知道，政治边疆常常相对是线型的、分明的、稳定的，因而才有现代意义上的“界”。所以，之前纳日碧力戈以为，民族国度近代化过程就是一种从边疆到边疆的过渡过程。 当然，这种从“边”到“界”的概念转变同样显现为一种时间演化轨迹。清以前的较长时期内，常常主要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民族之间的“边”的记载充盈在文献之中，这个“边”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边疆和军事边疆。到了元以后，随着中国多民族统一王朝的树立，这个时期的“边”的概念显得愈加复杂，显现为同时具有中国统一王朝、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民族政权、境外国度的“边”的概念，其中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度这个“边”的概念，实践上曾经有了一定“界”的滋味。只是到了清代后期，不只有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文化边疆的“边”的概念，而且有了较为明白的统一王朝与周边国度的政治边疆的“边”的概念，即呈现了明白的“界”的概念。所以，这个时期，不只有大量边疆民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舆图，更有大量国度界务的舆图。也就是说，真正是到清代，当世界格局发作严重变更，西方列强包抄、威慑到清王朝以后，且清王朝的天文认知科学性强化后，现代国度建构才逐步构成，边疆天文中“界”的位置才得以上升，政治边疆才成为边疆天文认知最重要的肌核。所以，我们发现，西南地域的界务图简直都是出往常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 以前谭其骧、李大龙、孙宏年、宋培军、纳日碧力戈等研讨了中国疆域与边疆的诸多理论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剖析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在此，我们经过对西南“备边图”到“界务图”转变的梳理和剖析，能够看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国构成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使我们更能了解谭其骧先生提出的，历史天文学视角下的130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疆域上5000年的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这也让我们看出了在华夏民族大家庭中的文化边疆向政治边疆转变过程中，实践上也是一个从“边”到“界”过程，表示了从传统国度观向现代国度观嬗变的过程。 按，作者蓝勇为西南大学历史天文研讨所所长、西南历史天文研讨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天文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天文、中国古代史、西南区域史的研讨。原文载《思想阵线》2015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援用史料或特别阐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义务编辑：黄亨达 ▽西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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