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老北头也要“旧貌变新颜”了;闻之,游子我不由心中一动。 我是盱眙北头人,提笔却想:老北头在哪儿?又何谓北头? “北头背得啰”。”我听不止一个盱眙人这样讲;此“背”为“背静”之背。若以“喧哗”或“背静”分,往常,第一山入口往北的确“背得啰”,而早先…… 早先,这一段的“地标”是淮河饭店与桂五礼堂,是全城最喧哗的闹市,相当于南京的新街口;当年,谁不知道“下淮河”是“上淮河饭店吃酒”的意义!谁不知道桂五礼堂是全城独一电影院?路这一涯(盱眙话为“挨”的阳平音),淮河饭店往北不远是印刷厂、缝纫门市、盱城镇政府、文化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盱眙刚有电视,全县仅四台十四吋(或更小)黑白电视机,文化馆有一台。其后山上,几十根禾木棒子一根接一根竖起来挺拔入云的天线杆至今我印象深化。再往北是大陆照相馆,再北是经济饭店。另一涯有人民剧场,是我父亲掌管建造的,庶民称之为“京戏园子”,那简直是黄梅剧团的专用剧场,我在那儿看过红色历史剧《红云崖》,剧团自编的现代戏《欧阳海》与《吕惠珍》,也看过文革题材的《风雷激》。 剧场南边是鞋业社,每近过年,里面的鞋子堆成了山。电影《黄河少年》在盱眙拍摄,主人公穿的鞋子就是在鞋业社做的,是我弟弟亲手上的。其北边是盱城医院的一个点(另一个点在前街)。再北是邮政局,再北是傅家小楼,再北过前街入口是陆家茶炉子。以上所列,缝纫门市全城最大,我曾在那儿排队“结棉毛衫”、排了约三个小时才轮到我。陆家茶炉子生意最好,大陆照相馆是全城的独一,人民剧场与经济饭店较之桂五礼堂与淮河饭店,为伯仲之间。这分明是繁华的市井,相当于南京的夫子庙。这就是早先的北头,承载着我太多记忆的北头。 由此往北,应该是老北头了,往常也的确更“背得啰”。对,就写这一段,我记忆的起点也在这一段。 经济饭店的对面是前街。疾走北去,过城河子到电厂,此处为横“丫”字形的“三岔口”。往下是酒厂,消费“乙种白酒”,山芋干子做的,俗称“山芋干子酒”八毛五分钱一斤。再往下是小渡口,老早枪毙人的中央,母亲常常这样骂孩子:“小炮冲的,死哪疯去了,还不来家的哎,给人拉小渡口一枪冲得了?”我在小渡口左近看过露天电影,越南南方人民抗美题材的。 而往上,是东官路入口。朝前一些是喜鹊嘴。于喜鹊嘴一拐弯向东就是井头街。这“一拐弯”的前方,便是“东头”,不是“北头”了。 不能信笔、想到哪写到哪,回过头去写前街。 前街实践上是一条巷子。我家老宅在前街,位于其入口处二十米处吧。面向街心的是铺面,店号“王永盛”。听父亲说,早先,县城的街道也就一二百米长,前街处闹市。人在街这头,一声就能喊得应(盱眙话为阴平音)街那头的家人。三姑曾通知我:更早的时分,涧沟渡是“野中央”,太阳快落山人们就要从那儿往家赶,怕不保险。仍说前街,作为闹市,新华书店曾在前街,其大门极似今天的铁栅栏门。往下是当时全城独一的洗澡堂子,那个洗澡堂子很有些年头了,很可能抗日战争时就存在了。 说回主干道。陆家茶炉子北是一家染坊,左近常洋溢着“臭鸭蛋”味,不外我并不感到其味难闻。那时,人们多买白布染了做衣服。旧衣服穿得“发色”了也拿去染一下,多染成“司令蓝”色。或许我把“时令蓝”或其他“什么蓝”讹听成了“司令蓝”,不论他了。那时,庶民人家都是买布做衣服,没有人舍得买废品衣服,染坊的生意好得很。 染坊的斜对面是黄牌街。哦,黄牌街我要多写一些。 我家曾短暂住在黄牌街的一个院子里。那时,家中只父母与我三人。我大舅家也住在这里。站在我家门口,一转身便是大舅家。往常,我对我家简直没有印象,对大舅家却印象深化。外祖父是县里的名中医,姓宋,名讳孝先,是城里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平常,外祖母在家料理家务,一下不设闲。老人家精悍、俭省,能忙。每到小傍中,石头塘子隆隆的炮声传来,外祖母常常自言自语:“放炮了,天不早了,要淘米弄饭了。”说着,拿篮子挖(上声)米,再颠着小脚匆匆奔院外的淘米缸去。那时,庶民人家没有钟,更谈不上谁有手表。人们多以石头塘的炮声计时,石头塘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放炮炸石,可能每天只放这么一次。 院子临街的门面房是中药铺。铺里柜台是传统曲尺形的。那颇具特征的中药橱顶上排列着一个个青花瓷药罐,其中或有元青花或明青花。往常的中药铺也有青花药罐,但绝不可能有古董了。 中药铺对面是全城的独一的百货公司门市部,我常在门市部内外“望呆”。于其外,有两样东西会吸收我的眼球:一是地摊上卖的炒米,一是蒸儿糕。 那炒米肯定不好吃,由于不是现炸的,是论包卖的,过去小店里卖盐卖砂糖包的那种“三角包”,但包里有好玩的东西,那东西各包里还不一样:有画片,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小锅铲与小勺子。走过此摊,我会缠着母亲买炒米。一旦一包炒米到我手,我便充溢等候地翻开,看里面是不是小锅铲或小勺子。那小物件长寸许,锃光发亮,小巧小巧。 蒸儿糕是米面做的。做蒸儿糕的是一对翁妪。妪烧火,翁做糕,现做现卖,三四秒钟便做好一只,做得这样快,人们有时还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干买到。蒸儿糕形似玉兰花,大小亦如之,通体白色,上面的中间放一小勺红糖,恰似花中的蕊。此糕二分钱一个,不外不是很好吃。更好吃的是后来吃到的“洋糖发糕”,有大号“白雀羚”盒子那么大,但是没有那么厚。洋糖发糕口感细滑,比蒸儿糕更甜且甜得有味,大约其中放的不是糖而是糖精。 为什么我只向往蒸儿糕并且也只对蒸儿糕有记忆呢? 一,那是我幼年的记忆。记忆就像过去贮酒,贮得越久则越淳、越浓、越有味。 二呢,是做糕的动作与过程吸收了我。那老翁面前摆一片“河瓢壳子”,一支鹅毛……但见老翁端坐摊前,两手翻动如飞。合成成慢动作,即:一手持甑,一手拿河瓢壳子舀米粉倒入甑中;放下河瓢壳拿鹅毛扫,甑的上部被扫成内球冠形;再放下鹅毛舀一小勺红糖于内球冠中,这便是白玉兰中的红蕊;再一手把炉子上蒸熟了的上一甑拿起、另一手把这一甑放到炉上。这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只两三秒钟,而且,动作一轮一轮,其循环往复之间,衔接得天衣无缝。这是劳作,但劳作熟练到这种水平,便成了境地。这种境地,使生活上升成艺术,却又比艺术真切、自然,像李苦禅泼墨、张旭狂书;又像汉画像石与甲骨文那样古朴、那样真。当然,这是我往常写的话。 往常我忽然发现,我记忆最深处的这两物皆是吃食,我居然皆不在吃而在玩、在看、在观赏。那时,应该正是我好吃并贪吃的年龄。此与题旨无关,不论他了。 于门市部内,我往常独一的印象是货架最上面的柳条箱,那箱子的四个角包以漆得很亮的深绿色铁皮,沿口亦以绿铁皮包之。柳条箱与皮箱不在一个层次,但与皮箱放一同,其白体缀以绿条点以绿角者,在我看来比皮箱高级。那时,我不知道箱是什么做的,后来某一天豁然开朗:那不就是长方形的笆斗吗?把笆斗编长大方体,其边角以绿铁件装饰维护而已,如此,竟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美观的箱子。 周边的房子多为小瓦覆顶,江南小镇常见的那种。我有时会仰头呆看屋顶,那凸一行凹一行的屋顶上长着些矮矮小小的宝塔形植物,凹处长得更多。一阵风吹来,小宝塔摇上几摇。我没见过宝塔,但吃过宝塔糖。那时,每个小店都有宝塔糖卖。那深一道浅一道的苍黑色的瓦行中、间以摇动着的苍绿色的小宝塔,像在诉说岁月的沧桑。 还有一些房子是铁皮顶。夏天忽然下雨,雨点打在屋顶上“叭叭”响似小鞭(即爆竹),却比小鞭声洪亮、悦耳。后来,知道有一首广东乐曲叫《雨打芭蕉》。听《雨打芭蕉》时,我常常想起童年听雨打铁皮屋顶的声音。《雨打芭蕉》的旋律我一点想不起来了,家乡六十年前铁皮屋顶上那洪亮的“叭叭”声仍时时环绕在我耳边,往常即是。 黄牌街也是一条巷子,巷口对面有一个画书摊子(盱眙人称“连环画”书为“小画书”,口语也说“画书”),那是孩子们的最爱。摊主是一位“蹩子”(手脚弯而不能直的一种残疾,此“蹩”阴平音),脚蹩得更明显。 摊子的全部家当是一个柜子,画书柜是用铰链连起来的两扇能够开合的门,有一人高。翻开搭扣、两扇门展开成一平面,里面全是小画书,二分钱一看。摊子周围总有若干孩子或站、或倚、或蹲着,或痛快坐地上,聚精会神地看画书。穷孩子是三四个凑在一同看,也有从不花钱只四处蹭看的。摊主坐在边上,不时收书、递书、找钱,有时他自己也拿一本低头看。其人虽蹩,但文文静静,表情与动作间显显露一丝儒雅之气。 哦,再往北一点,就是城河子了,那应该是我这个年龄老北头人永远的记忆。 城河子南端是草行。“草行”,即卖烧锅草的中央。“行主”是一位精悍老太,老太随身带一杆大秤,秤竖起来简直与人肩同高。更多的时分,老太把秤挂在肩上,秤砣垂后背,秤杆翘于胸前,迈着与我外婆一样的小脚步伐,急急穿越于那一小方暂时属于她的地盘。我经常看到老太说合买卖双方:“我一手托两家,既不为起你,也不为起他。”老太手脚利索,伶牙俐齿,言语动作表情皆极丰厚。买卖双方讨价讨价争论时,便是老太发挥她行主功夫的机遇。其神色举止,决不亚于老舍话剧《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待得说合胜利,老太便从肩上取下大秤给柴草称重。然后算帐,老太得几许行利钱。文革开端后,草行消逝了,老太亦不知所终。 城河子北端是法院。我对法院没有概念,对其门外面向马路的公告栏却印象深化。那是无广告的年代。文革前,街面上简直无文字可看,公告栏里不时贴出与及时更新的判决公告,自但是然地吸收了路人的眼球。公告上有文字,有照片,更有醒目的大红勾与小红叉。北头的居民、与二山三山及山口门之进城者,他们或挑担背筐、或荷锹携钎,或悠闲无事,紧走慢行到这里,常常停下观看。这成了法院门口的一道景色。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识字。 再往北便是电厂了。当时,在我眼中,电厂是全县最大的单位,门禁森严。一次,我走到铁门前,看到有几个人在里面试骑“机器自行车”,此车靠猛力推行发起。三、四人尝试发起皆失败,又来一人技高一筹,但见他先倾力猛推,车响“突突……”,再疾跨骑上加油门,几个动作衔接流利、一挥而就,车终于平稳转圈行驶。然后彼三、四人再尝试发起,仍不胜利。于是,技高者解说、示范。我于此呆看许久。 其时,县城刚有手扶拖拉机,人称“小突突”(后称“小八匹”,再后又有“十二匹”),以“突突”声招摇于南北头,市民闻其声而争睹之,以为奇,以为先进,以为“高科技”,以为抢先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于彼“机器自行车”,我以为简直就是原子弹普通的尖端科技。 我常路过东官路的入口,因居高临下,立于此电厂厂区尽收眼底。视野中,但见厂房鳞次栉比,烟囱拔地而起,挺拔入云,那大烟囱给我留下了深化的印象。后来看《新六合报》,盱眙彼时属六合专区,该报用整版篇幅引见青年工人曹某追求技术改造发明发明,突破常规从烟囱内部搭脚手架砌之,如此,岂但节约了成本,进步了建筑质量,还缩短了多长时间工期。再后来我跟著名工程师赵琳先生为三农机的铸工车间绘建筑图,赵先生向我讲了国内外建筑业的一些动态,与内脚手架是怎样一回事。再后来电厂成了供电局。听说,为拆大烟囱很费了一番周折。 视野右移,且向远、向上,我看到了石头塘子采石的工作面。那是一处垂直而庞大的“巴崖”(盱眙话管“悬崖”叫“巴崖”,“崖”为“挨”的阳平音),离巴崖极近的山顶上有一幢房子,那是都天庙,听说已成了采石公司的炸药仓库。都天庙应该是一座院落,可我遥望到它时,它已只剩下一幢房子,而且已临巴崖边。随着开山炸石,巴崖一寸一寸向后推移,山体被一寸寸垂直削去,都天庙的那一点遗存很快随被削去的山体而片迹不存矣。 父亲曾说盱眙(当指盱城)有九十九个半庙;我想都天庙算一个。哦,东岳观也算一个吧,民间对庙与观分得不是太分明。“东岳观”在电厂大门的东侧。我留意到它时,它已不是“观”了,固然那一片建筑物还像是老房子,但门前挂的却是“盱眙县建筑站”的牌子。 哎呀,环顾周围。电厂门口还不是“丫”字形的三岔口,而是一个有五条射线的辐射中心。往酒厂与往喜鹊嘴去的只是两条射线,来路是一条,东岳观南首是一条,通歉收桥,还有一条是东岳观对面的“六合同春”。 “六合同春”也是一条巷子。里面有一个款待所,应该是县委款待所。父亲曾带我在那儿住过,款待所里的玻璃房子让我很猎奇。巷子止境是实小。文革前其他小学是六年制,实小五年制。听说那是学苏联的,考试判分也与苏联一样是五分制而不是百分制。一次,我从实小门前过,看到门口聚着几个人在忙活,一人爬在门的顶端,正用印蓝纸(复写纸)把写好了的“盱眙县实验小学”几个字描在大门的高处,然后涂油漆上色。那几人都是教员,就这样把大门上的校名做了。那几个字我想也是其中一位教员写的。如此简单,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 仍说到电厂大门口。那一片地势还算平整开阔,我在那儿看过露天电影,文革开端后放的第一场,那真是摩肩接踵。不久,那儿又装了水银灯,灯光固然怪异,但亮如白天。夏天,天太热的时分,夜晚人们纷繁来这里纳凉,也有人来这里敲(盱眙话“壳”音)小摺子打席子。七点钟左右来,打到清晨两三点钟,这一时段凉快一些。一丈长五尺宽的长龙席子两块一毛七分钱一张,七寸宽十丈长的摺子两块三毛五分钱一条。我的两个弟弟常来这里打。高温时,白天人坐着都淌汗,就不说环(盱眙话“克五俺”的合音,阳平音,“蜷”义)着身体打摺席了,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 更显眼的是一些六七岁的儿童,他们一手拿着瓶子,一手逮土狗子,逮到立刻装到瓶子里。土狗子趋光,灯下真多呀,孩子们以他们特有的矫捷身手左顾右盼,追之扑之,一会儿捉满一瓶,其中亦有才踉跄学步的孩子,亦有两三个大人。土狗子捉了回家去喂鸡,鸡吃活食肯下蛋,而且蛋黄子“窗黄”,黄里带红,这样的鸡蛋好吃。有的人家孩子多,小大子、二子打摺席,三子、四子与五子捉土狗子,母亲间或来,指点儿女们如此那般。啊,老北头的这一幅夏夜民俗图,多鲜活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又如何?此图中,还有几多老者摇扇而谈、而下棋。我还见过一长须老者用旧时私塾先生教童子唱读的声调,教他的儿孙唱读中央的“两报一刊”社论。 哦,不知不觉,写了多么文字,不得不终了了。鲁迅当年迫不得已地告别他的百草园,悲叹:“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于此,我拾其牙慧:Ade,我记忆的老北头。 今天总要变成昨天,昨天总要变成历史的。我等候我的家乡,我生活过的老北头,能尽快“旧貌变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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