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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念祖（口述） 王君秀（访谈整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讨所） 摘要 戴念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史家，长期努力于中国物理学史的研讨。值戴先生75岁寿辰之际，大院er推出了这篇访谈录。在访谈录（访谈时间为2016年10月和12月）中，戴先生回想了自己走上物理学史研讨的早期阅历，并重点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讨所交错在一同的科研进程与人生道路。这篇访谈细致地展示了一位科学史前辈在治学与修为方面臻美的境地。
王君秀（以下简称“王”）：戴先生，您好。您在科学史所从事科技史研讨几十年。从学科树立的角度说，您称得上是中国物理学史研讨的奠基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退休后也不时关注研讨所的展开。您学术生活里曾经取得的成果是与研讨所的历史进程紧密分离在一同的，能够这么说吗？ 戴念祖（以下简称“戴”）：我是1942年出生的，我们研讨所是1957年1月成立，1964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来所里工作，到2002年退休，在这里渡过了38年的岁月。我的学术生活里最重要的成果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特别是80年代以后。2002年到往常，又过了14年，我的终身就这样过来了，一晃到了古稀。能够说我的人生基本上是与研讨所交错在一同的。 王：以上是您对人生的时间节点做了大致的梳理。的确是这样，您终身最黄金的阶段都给了研讨所，给了科学史研讨。 戴：1975年10月，我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中国古代的极光记载和它的科学价值”一文，当时的科学文化作品大都带有政治痕迹。这一篇文章突出了纯学术性的特质，文革终了后，立刻惹起国内学术界的注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科学界前辈、科学史家钱临照院士评价这是“十年骚动中第一篇不穿靴戴帽、不喊政治口号的文章。”该文发表后三个月，英国New Scientist杂志对此文发表了专题评论。 王：您的“中国古代的极光记载和它的科学价值”这篇文章在国际上遭到了关注。这在当时应该是不容易的。您能再细致地引见一下这篇文章并谈谈写作的背景吗？ 戴：好的。运动后期，形势稍微轻松了点，我当时曾经成家了，在家里读了大量的历史书，整理出这一篇文章。我应用北极光的历史记载，把它变成年表，一年又一年，中国看到几次，朝鲜看到几次，记载下来，画出曲线图，中止数理统计，发往常11世纪宋朝时，地球的磁北轴，不是在加拿大格陵兰岛，而是倾向西伯利亚。以前用考古地磁，谁也不敢肯定。我的文章出来后，给出了更牢靠的依据。往常磁北极停在格陵兰岛有20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还会有移动，这就叫做地球磁北极的长期漂移。 王：那这篇文章应该算是您在科学史界发的第一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它对您今后的科学研讨有什么影响呢？ 戴：英国的杂志转载后，我扩展了对北极光的研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陈美东先生协作，连续几年时间搜集整理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历史上的北极光记载，并据此讨论了太阳活动的历史规律等课题，又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文章。文章发表后，遭到科学界的普遍赞同，《光明日报》还做了专题报道。能够说70年代后期，我的学术研讨重点就是搜集北极光的历史记载并做相应的科学研讨。它让我学会了如何搜集史料、剖析问题。 王：所里的科研工作完整恢复正常大约是在哪一年？ 戴：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盛大召开，这个在中国科技展开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那时起，所里的科研工作也逐步恢复了正常。大会前夕，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科院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讨室改建为自然科学史研讨所，短期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1978年1月，研讨所重返中国科学院。 王：那您就此投入到物理史的研讨中了。您能够简单地引见一下刚恢复科研之后的几年里，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吗？ 戴：刚开端恢复科研的那两三年，我翻译了两本《物理学史》，一本是德国劳厄的，一本是美国霍尔顿的。这两本都是经典的物理史著作，关于了解西方物理学史的进程很有辅佐。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曾到过中国，但细致时间和状况却并不分明。1922年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的约请到日本讲学，来回两次路过上海。我花了整整2个月时间，到清华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往常的国度图书馆）去查当时的报纸。中国政界怎样欢送他，他说过什么话，留下了什么墨宝，报纸上都有报道。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叫《爱因斯坦在中国》，发表在1979年第2期的《社会科学阵线》上，也惹起了普遍的关注。从那以后，凡是在著作中触及到爱因斯坦来中国时间的，都是以我这篇文章为依据，至于作者能否注明出处，就不一定喽。 王：据我所知，除了爱因斯坦外，您在牛顿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也有特地研讨，也引见一下吧。 戴：1987年，时值牛顿的巨著《原理》出版300周年，世界各大国开会庆祝。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等8个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受中国科协书记处委托，由我担任组织了这次留念活动，并作了讲演。 会议终了第三天，英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就约见我，十分肯定这次会议的意义。
1987年，留念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大会，前排左四为戴先生 王：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时到2000年，是您的学术生动期，研讨所也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请您谈谈这个阶段所里的科研状况。 戴：在科学研讨方面，我们一切一个优秀的、值得倡导的传统，那就是大家擅长协作，注重团结。这是由我们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决议的，能够说科学院、工程院有什么研讨所，我们所就有什么学科。在这么普遍的范畴里，想做出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一定要精诚团结，相互尊重。以前是这样，往常也是这样，未来还是这样。科研人员要注重学科内部的交流磋商，也要留意学科之间的沟通，究竟都是科技史大范畴内的，有共通的中央。 就好比说吧，研讨所1957年成立，到1964年的7年里，最著名的除了钱宝琮先生和李俨先生数学史的专著外，所里科研人员同床异梦写出的一本《中国古代科学家》。该书出版于1959年，她是我们所安身立命的举旗之作。尔后有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等六人协作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出版之年即取得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1989年又取得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一等奖。后来又有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87年开端着手，2007年基本竣工，最初计划范围为30卷本，迄今已完成26卷。 这套科技史丛书是一代科技史人的心血结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界近60多年来难得的一部系统、完好的大型著作。 另外，像中国物理学史大系、中国数学史大系、中国化学史大系、天文学史大系以及工艺技术史、现代史等也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些都是团结协作的结果。
1998年，中国物理学史大系编写会议，前排左一为戴先生 王：您说的很好，作为研讨所的一份子，是要以研讨所的利益为重，不只是由于这是大家安身立命之所，更能够说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史所人的学术肉体在这里，我们要好好地继承和发扬。 戴：你说得对，除了要团结协作之外，还要有恬淡名利的心境，安下心做学问，才会有收获，有突破。“文革”终了后，几十年积压的人才都面临着评职称的难题。1986年，所里第一次公开评职称时，我在跟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通讯中提及这一事情。他在信中写道：你的成果曾经称得上教授了，还评什么职称！他这么说是由于我对北极光的研讨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当时兴有多位年长者在前，所以，我理应等一等。我于1986年评上副研讨员，1990年才评上研讨员。2004年的院士评选，我已被列入候选人（共50名），并见诸报端，我自愿放弃了申请，并写了一首名为《自画像》的小诗：“二郎八分才，为人太认真。中年多锤炼，垂老谈虚名。”讲这个的缘由是，希望所里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研讨，你只需用心做，拿出成果，总会被人认可。不要过多地在职称这个问题上伤神。况且往常的科研条件这么好，经费也相对充足，更是要有蓬勃的心态去投入到科学史研讨中。
2005年，人民大会堂留念世界物理年 王：还有一部物理学史的丛书著作叫《中国物理学史大系》（简称“大系”），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前后出版。该丛书在2003年荣获了第六届国度图书奖，遭到社会各界普遍的好评。您能够谈谈这套丛书的细致状况吗？ 戴：这套丛书是我、申先甲、王士平、丘光明、王冰等人分别编著而成的。我是主编，撰写了其中的5卷，分别是：力学史、声学史、光学史、电和磁的历史、古代物理学史。从1998年到2002年，我每年完成一本书，不敢懈怠。《大系》的学术顾问是李政道先生，名誉主编是叶铭汉院士。他们二位不时十分关怀丛书的编撰工作。李政道先生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我还是那句话，这套丛书是大家团结协作的成果。 王：这的确是一部佳作。您和几位编者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除此之外，您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在学术界有着无足轻重的位置。请您也谈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 戴：1990年前后，国度基金委给了4万经费，这在当时算得上很大的一笔钱了。肯定了选题之后，编撰者们一点一滴地把20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在国际上发表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搜集起来。文章基本都是外文的，找多个单位中止组织协作。王冰先生对此书译文出力甚多。
1990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审稿会，左六为戴先生 这本书能够说收录的很全面，还有清朝末年的论文，是十分可贵的物理学史资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教授多次到所里来看我，关怀此书的停顿，并叮嘱我不要太累。这本书花了大约4年时间，发起了很多人参与其中，终于在1993年出版了。可惜钱院长没能亲阅此书，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时间证明，在中国物理史的研讨范畴，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
王：2002年，您从研讨所退休，被首都师范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不时持续到2008年。2010到2014年，您又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去上课了。这用两个字来形容很贴切，“跨界”，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学术跨界的？ 戴：我在首师大那六年既开大课，又开小课，既讲科技史，也讲物理学。2008年，我就出国了，去我女儿那里住了两年。2010年我回国后，就到中国音乐学院去讲音乐了。在首师大那几年是北京市教委出资延聘我去的；在音乐学院是该校自己出资延聘我去的，我喜欢和大家谈音乐，报酬是其次。去年开端，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要讲什么，让他们给出题目来，慢慢就停下来了。从2011年到2016年，我在《中国音乐学》和《星海音乐学报》等刊物上发了十几篇文章，主要是纠正往常盛行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概念。如“‘平均律’和‘等程律’术语辨析”、“音乐的定义”等。
2001年武汉律学讨论会，前排左五为戴先生 王：说到音乐，不能不提到您关于朱载堉的研讨，这在学术界也是数一数二的。您还出版了两本专著。也请您谈一谈。 戴：《朱载堉——明代的科学与艺术巨星》这本书是在1986年出版的。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出了《天潢真人朱载堉》。后者对朱载堉的研讨更精确、透彻。朱载堉家世显赫，却不醉功名，终身沉浸在科学艺术研讨中，实属难得。我是从1984年开端研讨他和他创建的十二等程律的。他对西方的钢琴调音措施肯定是有影响的，只是西方世界里极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去寻根溯源，就如很少人去研讨1+1=2。我固然并不知晓乐器，但关于它们工作的原理，的确清分明楚的。他的研讨还触及到很多范畴，数学、天文、历法等。他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最出色的科学家之一。
王：很多人都是从您的这两本书里了解了朱载堉，也由此感遭到传统文化带来的自豪感。几十年来，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不时被西方世界有意无意地弱化或者说是漠视，以至有些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中国古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技”这一论调，您对此有何评论？ 戴：这是站在西方学术立场上提出的观念。西方古希腊时分就考究逻辑推理。中国古代不强调逻辑，注重所看所想，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总结。逻辑推理与察看世界是两种左右开弓的思想方式，好像科学殿堂的两根支柱，缺一不可。过火强调逻辑，以为没有逻辑就没有近代科学，是偏颇的。西方近代科学也是逻辑与实验分离的产物，光中止逻辑推理，推出的结论有时是错误的，以至是荒唐的。还有另外一个科学的措施——实验。科学正是由于有了假说和实验的措施，才展开成为近代的科学。中国古代虽淡于逻辑，但不代表没有理论。古代中国人提出了不少严重的理论问题，如相对性原理等等。而且中国古人很注重察看世界，记载事实。中国古代很多科学发现比西方早，只是很多时分停留在了事情自身，短少科学化的言语对此作出总结或论述。但因而就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是有失公道的，有激烈的“唯西方论”颜色。 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技”的人，应当说他自已没有研讨过古代中国的科技。就以刚才谈及的朱载堉而言，他在1和2之间树立一个有十二项组成的等比数列，并以此提出了十二等程律体系。这不是科学？想象1、3、9、27、81这样一组等比数列并不难，但要在1和2之间树立一个十项以上的等比数列，容易吗？下结论之前最好先作调查研讨。记住轻言误人的先圣遗音。
王：您终身都努力于科学史的研讨，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研讨才是最有价值的研讨？科学史未来研讨的方向在哪里？ 戴：我也经常在想：什么样的研讨才是最高的科学史研讨？不是大家都在整理史料，发几篇身手域的文章，也不是把英文的文章改头换面，写成中文，以至翻译整本的英文著作。最好的科学史研讨，一是其结论能表述科学自身的展开真相，二是能够为科学研讨提供论证。好比：席泽宗院士对古代新星的研讨，把历代新星记载整理成一张表，后人能够依据这张表来推算天体演化、星体收缩。搜集整理古代史料的目的是为了往常的科学研讨作铺垫和实证，这样的科学史才是最好的科学史。除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外，我所做的“北极光记载年表”，是往常研讨地磁轴的漂移和太阳活动规律的重要资料。 王：您作为科学史范畴的前辈，对青年一代的科技史人有什么寄语吗？ 戴：唐代刘禹锡有诗“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书法家欧阳中石曾作“芳林陈叶期新叶，流水前波望后波”之改。立意在“希冀”上。我就借用欧阳先生的这两句，希冀科学史界的青年一代超越前代作出更为辉煌的学术成果！ 王：感激您接受访谈，谢谢您对年轻一代科技史工作者的殷切希冀，祝您身体健康，安享暮年。 戴念祖简介 戴念祖（1942年～），福建长汀人，著名物理学史家，中国物理学史研讨的重要开创者和树立者之一。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1964～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讨所从事科学史，特别中国物理学史的研讨。1990年提升为研讨员，2004年列席院士候选人，2002年退休。2002～2008年，被北京市教委延聘为首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10～2014年，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任客座教授。他的“北极光记载年表”、“朱载堉研讨”都是物理学史界独树一帜的成果。其对音律学的精深研讨，为他在多个范畴赢得了名誉。 参考文献 1 王士平, 李艳平, 刘树勇. 细推物理——戴念祖科学史文集[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9. 2 万辅彬, 黄祖宾. 史家心语：当代科技史名家访谈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6. 3 戴念祖. 天潢真人朱载堉[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4. 4 戴念祖. 爱因斯坦在中国[J]. 社会科学阵线. 1979,(2):74～85. （文章首发于科学大院，转载请联络cas@cnic.cn） 本文经受权转载自《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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