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严复译语为何会被日译新名词打败？

黄克武｜清末严复译语与日译新名词之争

编者按

严复在1898年正式出版了举世震惊的《天演论》之后，又陆续翻译了好几部重要的著作，在清末民初曾惹起一股阅读的浪潮。但是，严复的译语最终被大量留日学生所引进的“和制汉语”彻底打败。作者在文中描画了二者的竞争过程并剖析了其未能对立日本新名词的缘由。

清末国人对日译新名词的批判与抗拒，最后简直全军覆没，没有留下太多的遗址。熊月之在讨论西学东渐时，曾对严复译语的命运作过一个统计，他说：“严复冥思苦索、刻意创建的名词……绝大多数都竞争不外从日本转译的新名词……商务印书馆在严译名著八种后附《中西译名表》，共收词482条，经调查，其中被学术界沿用的只需56条(包含严复沿用以前的译名如‘歌白尼’、‘美利坚’等)，占不到12%。”这一个统计其实缺乏以反映严译名词之困境，由于该译名表多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在1930年代所编制的，岂但不经意地剔除了许多已融入中文的日译新名词，关于严复所自创的一些译语也未摘出，以至错误不少，致使不能完整反映词汇融合与竞争的复杂容颜。

严译的失败缘由究竟为何？依据学者的研讨，能够初步地归结为以下数点：（1）清末以来译自日本的书刊数量太多，构成一整套系统，这些书刊岂但垄断了出版界，也包含了上游字、下游字贯串为一的言语体系，这些日本语汇在人们商定俗成之后，即难以抗拒。相对来说，严译书刊只在市场上占一小部分，同时严复又未能积极运营报业，因而在影响力上有所局限。（2）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不易为人了解，致使在五四文言文运动后很难遭到人们的欢送。（3）严复翻译好用单音词(如计学、群学、心学；又如以“联”来翻译corporation、以“货”来翻译commodity)，不敌“复合词”(如经济、社会、心理、法人、商品)在意义传送上的丰厚性。（4）严复喜用音译。（5）严复所担任之译名统一工作迟迟无法有效推行等。这些缘由大致阐明了“名词战争”结果所招致的语汇消长。但是严复等人所发明的中译语词究竟如何对立日本翻译语，并最终落败？同时这些虽经“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冥思苦索，刻意创建”，最终却遭遗忘与淘汰的译语能否真的全无影响，且在翻译上不具价值？这些议题仍值得反省与反省。

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严复乃直接自英文翻译西书，与梁启超等人透过日本学术界，间接来认识西方的翻译手法，构成不同的学术传承。严复不时关于梁启超式的“东学”深表不满。在1902年写给门生熊季廉的信中，他表白了此一观念：

至一切新学，则不求诸西而求于东。东人之子来者如鲫，而大抵皆滥竽高门，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张南皮辈率天下以从事于东文，究竟舍吴敬恒、孙揆陶〔钧〕等之骄嚣有何所得也？

须知今日天下汹汹，皆持东学；日自己相助以扇其焰……往者高丽之事起于东学，中国为之续矣。可悲也夫！复愿季廉必无以东学自误也……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学界近状也。

严复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底写给曹典球(1877~1960)的信中也鼎力抨击东学，他说：

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一定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常常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常如此矣！

这几封信显现严复将中国学界的紊乱，主要归诸大量从日文而来的翻译作品，其内容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未能得到西学之精髓。他慨叹地说：以“东学”为“新学”的结果，只是培育了一些像吴敬恒、孙揆钧等闹学潮的学生，以及“轻浮浮伪，无缜密诚实之根”的学风。

严复岂但对东学不满，对日本译词也采取批判的态度，如好用赘词。他和当时许多学者一样，在翻译之时不得不应用部分源于日本的翻译词，但他却常常修正日本的翻译，或另铸新词，企图取而代之。严复翻译之时采取好几种不同的手法，或是音译，或是义译，或是两者分离。以下分别举例阐明。

首先是音译的翻译语(有些音译也同时具有义译的思索)。例如，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可能为了凸显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有机体论”，铸造了一对“拓都”与“么匿”译词〔严复有时亦译为“群”与“己”(或小己)〕。这两个词在日译中多称为“团体” (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严复在该书《译余赘语》中对此有所阐明：

东学以一民而关于社会者称个人，社会有社会之天职，个人有个人之天职。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度，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个人也。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量，而逐一基于小己之质量。

“么匿”一语源于unit，而“拓都”应该是来自total。不外假如我们对照《群学肄言》的原文，发现“拓都”其实是译自aggregate，严复可能觉得aggregate音节过多，因而改以total的发音作为译语。在严复的著作中，常运用此一对名词，如在《天演进化论》一文中，他说：

必欲远追社会之原，莫若先察其么匿之为何物。斯宾塞以群为有机团体，与人身之为有机团体正同。人身以细胞为么匿，人群以个人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

斯宾塞曰：生物么匿无觉性，而全体有觉性。至于社会则么匿有觉性，而全体无别具觉性。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然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非若生物个体，其中一切么匿支部，舍个体苦乐存废，便无利害可言也。

这是严复运用“拓都”与“么匿”的例子，不外我们也能够发现，严复在文中同时也运用日译新名词如“社会”、“个体”、“团体”、“有机”等来辅助阐释其意念。这显现严复在铸造新词之时，也采用了不少日本翻译语。此一现象十分重要，下文会再作讨论。

“拓都”与“么匿”曾有一段时间生动于中文世界。其中最观赏这个译词的可能是鲁迅(1881~1936)。他还猜测“么匿”大约是从中国古书来的，既古雅又音义双关。他说：

从前严几狄蛴甚么古书里——大约也是《庄子》罢——找着了“么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

但是运用最多者要推梁启超。他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

私德与公德，非看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见侯官严氏所译《群学肆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

此外还有两个例子，一是《新大陆游记》，一是《余之死生观》：

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往常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蜕化而已。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

佛教之反对印度旧教言灵魂者何也？旧教言轮回言解脱，佛教亦言轮回言解脱，独轮回解脱之主体，旧教惟属诸么匿，佛则么匿与拓都并言之，而所重全在其拓都，此其最异之点也……景教有最精要之一言焉，曰三位一体……以拓都体言之，则曰圣灵，以么匿体言之，则曰灵魂。

刘师培(1884~1919)也运用此二翻译语汇，来阐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以及中西伦理之差别：

社会合众人然后成，个人即为社会之分子。就个人而言之，谓之么匿，或谓之小己。合一群而言之，谓之都拓，或谓之团体。拓都为么匿之范围，么匿为拓都所限制，此即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也。

西洋以人为本位，中国以家为本位。故西洋以个人为么匿，社会为拓都，拓都、么匿之间别无阶级。而中国则不然。个人社会之间介以家族。故西洋家族伦理始于夫妇一伦，中国度族伦理莫重于父子一伦。

拓都、么匿以至还成为学校考试、作文习题。依据郭沫若(1892~1978)回想：民国初年，天津军医学校的复试中，除了“科学方面的题目”外，还有一道叫做“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让他觉得“莫明其妙”，可见这两个词汇在民初时曾经很稀有了：

最最奇特、使我终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国文题，叫做“拓都与么匿”。这五个字真实令我摩不着头脑。我自己不记得糊里胡涂地写了些什么东西去缴了卷。在出场后谁都在叫苦，说莫明其妙……“拓都与么匿”！这样神妙的几个字，我想就是往常的读者，能够懂得的怕也不会有好几个罢？但在我们四川六个人中有一个人却是懂到了。他对我们说：“这是total and unit的对译，是严几道的译语。”这个人的姓名我遗忘了，他是在四川六个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经读过严几道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说：“拓都大约是指社会，么匿是指个人。”我的妈！这样巨大的一个难题，真实足以把人难倒。这同时也逼得我这个“么匿”没有胆量等候揭晓……把天津那个“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地去了。

郭沫若分开天津之后，去了北京，住在一位朋友的家中。他通知这位朋友国文考题为“拓都与么匿”时，朋友回答说这样的做法简直是“胡闹”。清末民初之时，中小学校考试或作文题以严复译作或严译概念来命题，颇为普遍。胡适(1891~1962)提到1905年他在澄衷学堂时，有一次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伸其义》；何炳棣则回想，1936年第四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的英文试题中，中翻英的考题是“舍己为群”的一段文字，何炳棣说：“汉译英一段定是取自严复自译小穆勒《群己权界论》之后‘浅显化’的短篇论文。”

无论如何，民国初年之后“拓都”与“么匿”两个音译名词疾速消逝。又如“涅伏”为严复译自英文的nerve(神经)一词，他企图取代早期传教士翻译的“气筋”和“脑气筋”(《万国公报》与谭嗣同的《仁学》均运用“脑气筋”)。在《天演论》中，他说：“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原注：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在《群学肄言》中亦有：“涅伏者(原注：俗名脑气筋)，所以主知觉运动，与心肺营卫之张翕也。”但是其他运用“涅伏”一语者甚少，除了严复之外，大约只需鲁迅运用过，并细致地解说各种神经系统，如“脑神经”、“视神经”、“脊椎神经”等。1911年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也采用“神经”，并在其下注明“脑气筋”：

神经(脑气筋)：动物体固有之索状机关，以媒介运动传送觉得为主。又司分泌，由微细之纤维而成。以脊椎及延髓为中枢，散布于身体各部。为网状或树枝状者，谓为末梢神经，司远近各机关之传导觉得。

这样看来，“脑气筋”一词存在的寿命可能要超越“涅伏”。无论如何，民国以后，“涅伏”就完整为“神经”所取代。

“涅伏”与严复所翻译的“涅菩剌斯”(nebulas)和佛教语汇“涅槃”有一字相同，而让人觉得此类翻译语汇具有佛经的意味。这无疑源于严复对佛经的熟稔，因而成为严复音译语的重要特征。吴建林在剖析严复译词时，曾举出好几个相似的例子。例如严复将Royal Bank翻译为“赖耶版克”，自注“赖耶，本梵语，译言王家”。赖耶源自“阿赖耶”，为梵语alayavijnana(藏识)。其他的音译语如“赖摩”(Lima，秘鲁首都)、“毗勒”(bill，严复自注：“此名买卖单，亦曰期票。”书后的译名表则称“汇票”)、“须弥”(Himalayas，喜马拉雅)、“羯罗屈阇”(Calcutta，加尔各答)等都有佛教语汇的意味。此一特征能否影响到词汇的传播则仍待探求。

“涅伏”一词虽为人们所放弃，不外也有一些严复所发明的音译语继续为人们所运用，例如将Logic翻译为“逻辑”。众所周知，严复将Logic译为“名学”，用以对立日译“论理学”，但是他也兼用音译的“逻辑”。在《穆勒名学》的开端部分，有一节的题目即为“论逻辑之为学为术”。日译的“论理学”一词应来自英文Science of Reasoning(推理的科学)，严复斥之为“浅陋”。章士钊(1881~1973)曾解释为何该词“浅陋”，他说：“诚哉，其浅陋也，盖Reasoning仅属于题达逻辑之一部。”“题达”乃deduction(今译演绎)。章士钊显然以为论理学一词未能包含“阴达”(induction)，故不够理想。但是章士钊也批判严译的“名学”，由于“‘名’字之义，见于吾经典者，容足尽亚里士多德之逻辑，至倍根以后之逻辑，则万万非名字涵义一切”，所以章士钊鼎力倡导“逻辑”之译语。这一个译词也因而而打败了早期传教士所翻译的“辨学”、严复(较支持)的“名学”与日本的“论理学”，成为今日普遍运用的译名。

例如“有官”、“无官”与“官品”、“非官品”等词(日译为“有机”、“无机”)，严复最早在《天演论》中采取此一翻译。在该书“论一”的按语中，严复说：

晚近生学家，谓有生者如人禽虫鱼草木之属，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无官，曰非官品。无官则不死，以未尝有生也。而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两物。这一段其实不是严复自己的话，而是译自赫胥黎原书的注释，而“官品”源于organism一字。梁启超对上述的话有深化的印象，他在《余之死生观》中援用严复所谓“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并将之与佛教羯磨的见地，所谓“真如”、“无明”相熏相习的理论相比较，以为两者“若合符契也”。

严复这时或许还不知道日人将organism译为“有机”。有机一语的引进中文，最早可能是梁启超透过吾妻兵治(1853~1917)于1899年在东京善邻译书馆所出版的汉译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国度学》(The Theory of the State)，同年梁任公在《清议报》第15期之上发表《国度论》一文。文中在“国度者盖有机体”之下有一阐明：“有机、无机皆化学语，有机，有生气也，人兽草木是也；无机，无生气也，土石是也。”这一个批注其实是源自吾妻兵治，而略作改动，吾妻氏的原文是：“化学语，动物植物曰有机，金石类曰无机”，由此可见，梁任公增加的诠释十分有限。无论如何，有机、无机，以及有机体、无机体或有机物、无机物等语在中国疾速传播，1903年的《新尔雅》上解释该二名词：“具动植物体之生生机者，谓之有机物，无此生生机者，谓之无机物。”

至1906年，严复在上海演讲《政治讲义》之时，以有机来翻译organism似乎已广为盛行，严复将此一翻译与他所运用的“官品”加以比较，而自信地说“官品”的翻译要比“有机”来得好：按“有机”二字，乃东文取译西文organism。其字源于希腊，转义为器，又为机关。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机关；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但与前物，生死异耳。近世科学，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譬如人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为视官，有耳为听官，手为司执，足为司行，胃为消化之官，肺为清血之官，皮肤为出液之官，齿牙为咀嚼之官。百骸、五脏、六腑，无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两间品物中，机官〔关〕之最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犹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禽兽之为官品，与人正同，特水平差耳。故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降至昆虫、草木，亦皆官品……官品、有机体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较有机体为优。盖各种木铁机器，可称有机之体，而断不可称官品。然则“官品”二字，诚organism之的译矣。 “官品”一译语也遭到鲁迅的喜欢，他在1907年撰写《人之历史》，引见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历史时，重复地运用“官品”一译词。但是即便如此，官品还是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严复关于自由、权益等日译语汇，以及人权、女权等词，都十分不称心。在《名学浅说》中有一段按语：“复按：今新学中最足令人芒背者，莫若权益、人权、女权等名词。以所译与西文转义，全行乖张，而起诸不靖思想故也。”在上述的几个词语中，最值得深化讨论的是“权益”一词。日文中将right一词肯定以“权益”来翻译，有一个复杂的展开过程。福泽谕吉(1835~1901)将right译为“通义”，但此一翻译并未被人们所接受。日人将right译为“权”、“权益”，要到1868年西周(1829~1897)翻译出版《万国公法》以后，至明治中、晚期，才逐步地固定下来。他参阅了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中译本，运用“权”、“权益”来翻译right，而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并由留日学生再传回中国。但是西周同时将power(力气)也翻译为“权”。这显现西周对基于自然法的right与基于人为之法的power，不加区别。直到今日，仍呈现将right与power翻译为读音相近的“权益”与“权益”混杂的情形。

严复不同意日人将right译为“权益”，他以为这是“以霸译王”(无论“权宜”或“权谋”都具有负面的意义)，将西方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翻译为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词，因而另行译为“职”或“直”，如“天直”、“民直”。由于他觉得right在西文中也有直线、直角之意(right line与right angle)，而中文的“直”也有“职”的意义，两者相互配合。不外，在翻译与rights相关的词语时，他并不重复运用单一的词汇来翻译这个字，而常常依据上下文来作调整。他将此一态度称为“随地推敲，不用株守……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例如，他将rights and interests兼并翻译为“权益”；有时又将interest翻译为“权益”；他也把constituted rights翻译为“权益”。依据笔者的调查，当弥尔所称的right表示自然权益或不可让渡之权益时，严复倾向于翻译为“天直”、“民直”；但是当right与interest合用，而具有个人利益之意涵时，他则采用“权益”。

以上所提到的几个例子能够显现，严复在对立东语之时，有时另造新词，有时则在翻译之中一方面应用日译词语，另一方面也修正日译新名词。但是即便是严复深思熟虑所翻出的“官品”、“部勒”、“直”等语，都敌不外日译的“有机”、“组织”、“权益”。另一些相似的例子，如严复将compromise(妥协)译为“得半”，将neuter gender(中性)译为“罔两”，都有其深意，却不敌日译。再者，严译的“天演”(evolution)亦为日译的“进化”所取代，此一过程香港中文大学的蒋英豪教授有细致的研讨，兹不赘述。这显现翻译语自身的优劣似乎并无法决议它们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

清末的新名词之战到民国初年之后已逐步偃旗息鼓，日译新名词取得了绝对的胜利，由严复作序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一书，即标记着严复的挫败与日译的胜利。今日少有国人会认识到“团体”、“组织”、“收缩”、“舞台”、“代表”等词汇是从日文来的。《荀子正名篇》曾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商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商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上文中所谓“商定俗成”大致上能够解释日译名词的胜利。这些新名词重复地出往常大众传播媒体(各种报刊)、翻译书籍、教科书、百科辞典等出版品之中，而普遍传播，又发明出上游字、下游字分离成的语汇体系，因而发挥了亘古未有的影响力。相对来说，严复的翻译作品只占了出版市场之中比较小的一部分，再加上在大众传媒方面，严复在清末运营《国闻报》失败之后，即不再涉足报刊市场，最后只好在言语战争中败下阵来。不外，我们也不能疏忽荀子还有“名有固善”的观念。对他而言，言语文字的发明仍存在一个绝对的规范，只不外“名”的好坏与其能否能“商定俗成”，并无必定的关系，名词翻译亦可作如是观。严复十分努力地发明“径易而不拂”(简单明了而又不矛盾)的“善名”。他很分明地认识到译名要有文字学的基础，并奠定在译者对翻译双方(所谓的主方言语与客方言语)文化背景的深化认识之上，亦即一方面应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要寻觅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的恰当名词来翻译西字，并细查其两方词汇的文化与思想背景。严复所发明的译语，如以“乌托邦”翻译Utopia、以“智环”翻译encyclopedia，以及以“民直”来译right，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可惜，在各种要素影响下，严译名词未能更普遍地为人们所采用，但是他所楬橥的“信、达、雅”的理想，无疑值得我们继续追求。只是民国之后，严复所喜欢的古雅汉语，在梁启超式的“东语”与五四文言文运动的双重夹攻之下，显得有些过时。同时，随着语汇的挫败，他以典雅古文来分离西方新知所传达的文化模范，在激进化、反传统的时期中也难逃曲高和寡的命运。

本文出自《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有删节。作者黄克武，台湾中研院研讨员。

转自鸣沙公众号（mingsha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