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祭侄稿》中的留空与涂改新诠 ◇ 童强/文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唐代出色的政治家、书法家。 颜真卿存世书迹较多,然多为楷书,行草较少,且多刻帖,《祭侄稿》和《争座位帖》是其行草书的主要代表。项穆《书法雅言》曰:行草如《争座》《祭侄帖》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其中《祭侄稿》最负盛名,是书法美与人格美高度融合的最出色模范,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中呈现了5处留空和7处(14次)涂抹修正,多被以为是鲁公书写时的复杂心境和书写状态使然,甚有以为是书法审美的歪曲,实不尽然。此间“留空”与“涂改”饱含深意,表示了颜真卿秉承儒家“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君子慎其独”“谨于言而慎于行”的人文涵养和政治涵养。 一、留空 颜真卿《祭侄稿》留空五处,分别在“尔父”“天”“天泽”“仁兄”之前,另有一处在“受”“命”之间。但看留空处,皆鲁公之所敬畏。敬天畏地、忠君爱国、孝道为本的儒家正统理念贯串在祭文书写的字里行间。 1.《祭侄稿》第10行,“尔父”之前留空。“尔父”即其兄司徒颜杲卿,颜季明之父。儒家有“三纲”,其中“父为子纲”强调了儒家以“孝”为本的道德观念。《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在“尔父”即其兄前面留空,表示了颜真卿对“教以悌”的恪守执行。 2.第11行,“余时受命亦在平原”,在“受”与“命”之间留空。此处应是“余时受皇命亦在平原”,避“皇”字而留空。儒家“畏大人”,亦有“君君、臣臣”之纲,皇权关于儒家来讲是至高的崇信。 3.第12行,“仁兄”之前留空。“仁兄”亦指颜杲卿,同前。 4.第16行,“巢倾卵覆,天不悔祸”,“天”之前留空。儒家“畏天地”,亦尊“天命”是儒家的文化根基。《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对“天”是一种积极的敬畏,在“三畏”中居首位,“巍巍乎!唯天为大”,也是历代儒家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的世界观和措施论。 5.第18行,“吾承天泽”,“天泽”之前留空。同前。 上述“留空”,在颜真卿《争座位帖》中也得到了印证。 [唐]颜真卿 祭侄稿 28.2cm.3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涂改 颜真卿《祭侄稿》的涂改部分,经过历史的变更曾经成为一种新的审美部分,但单纯以一种审美认知一定是不够全面的。也有人剖析这些“涂抹”是日常书写状态下的不拘小节和失去亲人忘我的悲痛所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现剖析如下: 1.第十三(“从父”涂去)叔 唐代人将叔父尊称为“从父”,普通是出于晚辈的口吻,此处颜真卿改为“第十三叔”,表示了其“亡者为大”的儒家传统思想及涵养。 2.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涂去)每慰人心,方期戬谷。 此处是对侄子颜季明的褒扬,说他自从出生就很健康且优秀出众,德才兼备,是家族中的佼佼者,胜似“瑚琏、兰玉”,“方凭积善”意义是说,刚刚看到颜季明有望成为有涵养的人。而在颜真卿看来,如此评价也缺乏以表示季明之模范,而是改为“方期戬谷”,出自《庄子》,意义是有抵达尽善尽美水平,相比之前的“方凭积善”更为深化。表示了颜真卿对侄儿的臻爱和极高的文学素养。 3.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 此处涂改了三次,可见颜真卿在此处用词是揣摩了两次,先是“尔父受制”,第二次改成了“被胁”,最后敲定写成“竭诚”,前二词都有被迫、被动之意,而“竭诚”既表示了颜杲卿的忠实,也写出了在战争中的无法,用词更为严谨。 4.孤城围逼,父(“擒”涂去)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被“擒”所表白的有自己才干缺乏而失败的意义。“陷”有被陷害,无法之举。可见颜真卿的言语才干之高超。 5.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河东近”涂去)“河东近(关)”意义是曾经撤离到了黄河的东岸,有失地之嫌。而“河关”则表示依旧镇守在关口,表示了颜真卿的政治敏感度和成熟度,免受奸臣诬告之柄。 6.“泉明比者,再陷常山”(之前写作“亦在常山”),“亦在常山”改作“再陷常山”,犹“百战百胜”与“屡败屡战”。 7.“(‘提’涂去)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提”改作“携”,“提”着颜季明的头颅,有些生硬,而“携”有陪伴、携同之意,表示了对亡灵的尊重,也有颜季明忠义尚在人世的悲怜之情和家族自豪感。 三、从颜真卿的留白与涂抹看儒家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颜真卿《祭侄稿》血泪斑斑、大方凌然,如此两种矛盾的心境在这幅作品中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融合,并将颜真卿真实的人格、儒家正统的思想基础和深邃的书法技艺圆满融合,变成了我们透过《祭侄稿》解读颜真卿、解读书法思想性的确切信息。 汉代以来,中国书法把儒家所倡导的人伦涵养视为自己成就艺术的阶梯,儒家讲德、才并重,并对德的请求特别注重,以为道德是才气的基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示的统一。 赵壹《非草书》对当时习草之风的批判,便是儒家书法观的发端。他站在正统思想的背景下对书法明白提出文化本位的请求,即书法必须遵照儒学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从此,书法作为记载和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被归入了儒家的评价体系,界定了书法的文化性质。明项穆《书法雅言·书统》云:“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诫,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这也是历代书论中对书法功用定位最高书法学说,事关帝王管理国度,圣贤探求学术,至于那些深奥的文字和佛教经典,百家九流,诗歌的劝惩,碑刻铭文的训诫,假定没有文字,怎样能记载下来呢?所以书法的功用,与天地一样,能够护卫儒家经义,教化人心。 儒家的艺术功用观,大都以“厚人伦、美教化”为基本,儒家的书法观也不例外。项穆的《书法雅言》是一部带有浓厚儒家思想颜色的书论著作,在项穆看来,书法的最重要功用是“翼卫教经”,即书法是人伦教化的重要伎俩。因而,书法绝非是无足轻重的小技,“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具有巨大的作用。经过“正书法”能够“正人心”,而“正人心”又是“闲圣道”的前提。“使中和”是儒家道德观念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是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调和共生的基本准绳,“中和”在成为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基础上也成了儒家文化审美的中心,书法审美的理想和准绳也随着“致中和”在历代文人心目中的植根而确立。 宋《宣和书谱》说: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肉体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 颜真卿《祭侄稿》中的留空 宋朱长文《续书断》曾有慨叹: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庙堂宰天下。唐中叶卒多故而不克兴,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也。 颜真卿的肉体表示书法上,是坚毅雄奇、体势严谨、技法完备,如忠臣义士,态度严肃而不可侵犯地立于朝堂之上,就算在生死关头也不失节的情操是不可剥夺的。扬雄说“书为心画”,在颜真卿的身上得到了考证。颜真卿是盲目的儒家殉道,“孝悌称其至”“仁道原其终”,尽忠孝、正朝纲、守礼制,这些儒家观念在颜真卿的书法之中也得到了理论。 (孟云飞转自《中国书画》 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