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与林耀华凉山彝族调查之比较研讨

【作者简介】朱靖江，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讨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摘要】中国摄影家、民族调查者庄学本曾于1938-1939年赴西康宁属彝族地域中止了较为长期的民族文化调查，并有《西康夷族调查讲演》印行。因种种缘由，该调查讲演在中国民族学界尘封多年，几无影响，但其内容丰厚，值得挖掘并研讨。文章以1943年林耀华先生在大小凉山彝族地域的调查及其代表作《凉山夷家》为参照，讨论庄、林在调查区域、调查措施以及作品内容、学术影响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并试对庄学本在彝族社会文化调查研讨范畴的民族学贡献作一初步评价。

【关键词】庄学本；林耀华；凉山；彝族；民族学；调查讲演

朱靖江庄学本（1909-1984）之所以为当代中国学问界认知（或曰“再发现”），主要源自其拍摄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数千幅图片，在21世纪初期取得了纪实摄影界与视觉人类学界的高度认可，近20年来，其“影像人类学先驱”的位置也逐步被招认。庄学本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摄制的羌族、藏族、蒙古族、彝族、土族、撒拉族、纳西族等边地族群的系列照片，不只具有鲜活的艺术感染力，更可称之为人类学内容丰厚、细致的影像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在民族体质、物质消费、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记载了诸多带有时期特征与社会情境，兼具整体结构与文化细节的图片档案。在20世纪前半叶之中国，这种深具学术盲目性与文化表白性的影像创作可谓独树一帜，奠定了中国视觉人类学的早期基础。

但是，庄学本通常为学界所忽视的另一面，是他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民族学者所从事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工作。在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庄学本曾发表民族文化调查类文章数十篇，并先后出版了《羌戎调查记》（1937，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西康夷族调查讲演》（1941，西康省政府印行）、《康藏民间故事》（1950，上海时期书局）等多部民族学类著作。1949年之后，庄学本的学术道路戛但是止，他以摄影师和《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身份继续工作了16年后，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遣送回乡，自营生计，直至1984年逝世再没有从事过民族学学术调查与研讨工作。正因如此，在中国现当代的主流民族学与人类学谱系里，稀有关于庄学本的只言片语，唯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一书中，有“1934年春，庄学本对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的藏族和羌族中止了调查，历经艰险，前后历时六个月”这样简短且不够精确的引见。

近年来，笔者在梳理庄学本之早期影像档案的工作中，越来越留意到他在20世纪30-40年代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密切互动，及其在相关范畴取得的超出影像民族志之外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以凉山彝族调查最具代表性。本文尝试以林耀华先生之代表作《凉山夷家》为一参照系统，讨论庄学本在同时期彝族民族志调研方面的得与失，权衡其作为一名“非学院派”的民间学者，在中国民族学的学统之中贡献几何，理应具有怎样的位置。

一、庄学本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之渊源

庄学本为上海浦东农家出身，少时仅读过两年中学，从未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青年时期在上海、南京的洋行、公司任职员，自学摄影技艺。庄氏曾于1930年参与上海学问青年组织的“全国步行调查团”，至北平而折返，遂萌步行摄影边地民族之志向。1934年，庄学本欲跟随中央政府委派之“十三世达赖致祭专使团”入拉萨调查未果，即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之名义游历四川、青海、西康交界的藏羌走廊地域，其间曾访问任乃强、葛维汉等中外民族学家，对西部地域的民族学问渐得启蒙。

庄学本的处女作《羌戎调查记》兼有探险游记与文化调查之方式，出版之后在学界评价不一，为之作序的考古学者陈志良称“庄君调查所得之文字与照片，实为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言语学、考古学、天文学界之大好园地，可贵资源，随在都是，故非等闲游记可比也”。民族学刊物《西南边疆》在其创刊号上亦发表一篇《羌戎调查记》的书评，署名为“落”的评论者语词颇为苛刻，以为“‘调查’两字，无论用在哪一方面，都须有一副特地的学问或技艺，而庄君除照相技术而外，其他都谈不上也……庄君虽则没有特地的学问和技艺，但是路究竟是走过了的。所以我们关于书中的话，愿意表示相当的信任，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全信”。即便有此争议，在王文萱于1936年主编《西北问题图书目录》之“康藏”书目中，庄学本之《羌戎调查记》依然在列，足见当时国内学界对此著作仍给予了相当的注重。

1935年，庄学本在南京举行羌戎调查摄影展，受“中央研讨院”总干事丁文江赏识，入中研院人类学组，学习人类学基本学问与人体丈量措施等，算是正式踏入了学科的门槛。他随后受聘为“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摄影师，同时兼受“中央研讨院”之委托，对沿途各民族成员中止体质丈量，中山文化教育馆亦委托其搜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足见学界已将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当作了人类学、民族学范畴的同道中人，是他们探入西北边疆的一支望远镜。在1935-1937年随九世班禅一行在青海、甘肃旅游的漫漫长途中，庄学本搜集了若干民族文物标本以及体质数据，记载调查表格、花纹图样、民谣歌曲数十种，并在《良友》《中华》《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等刊物上，陆续发表《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天文散布》《西北回教》《青海撒拉族》等数十篇文章，其写作作风亦从早期的浅显故事向学术表白转变。

1938年，因战事滞留成都的庄学本得任乃强先生引荐，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翌年称顾问）及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任乃强为主任委员），尔后两年在西康境内之丹巴、大小凉山、木里、巴塘等地展开有关嘉绒藏族、彝族、摩梭人以及康巴藏族的民族文化调查工作，除继续从事图片摄影之外，他还陆续在《康导月刊》《西南边疆》《边政公论》《说文月刊》等学术类刊物上发表《丹巴调查讲演》《俄洛初步引见》《罗罗的婚姻生育和丧葬》《罗罗文字研讨》《西藏的戏剧》等文章或调查讲演，其在民族学、人类学范畴的调查研讨与学术表述才干逐步展示出来。

1938-1942年，也正是大批中国学人因抗日战争影响自东部地域西迁至川滇黔等西部省份，开端真正涉足边区，认识少数民族真实状况，树立中国民族学体系的学术转机期。任乃强、徐益棠、顾颉刚、姜蕴刚等学者关于虽无学界履历，却长期深化民族地域实地调查，且有摄影专长与学术追求的庄学本，秉持着自蔡元培以来兼容并包的情怀，不只常有学术往来，以同仁期刊发表其民族志作品，更约请庄氏在学界作展映、演讲，视如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

庄学本于1941年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行“西康影展”时，即得到众多学界人士的襄助与好评，如顾颉刚在《中央日报》赞其“必能唤起许多人们关于边疆的兴味，激起他们前往工作的勇气，为我国度民族树立各方面的功劳”；徐益棠则专撰《西康影展与民族学》一文，强调“庄先生很谨慎地选取若干有价值的典型，摄入镜头，而且在作体质方面，服饰方面，都能应用民族学的规律来处置它；婚姻制度，丧葬制度，宗教仪式（如罗罗做道场，西番跳神），文娱，均能连续地摄取‘一个整套’，使略有民族学锻炼的人，不用阐明，也可了解其意义。凡此种种，均为民族学研讨者所珍爱，亦只需了解民族学者才干取得如此美满的效果”。1948年，自印度归来的庄学本被中国民族学会选为候补理事，足见彼时民族学界对其学者身份的认可。诚如徐益棠所言：“庄先生起初仅仅是一位摄影家，后来变成了一位特地的旅游家，往常却已成为边疆的研讨者，或者能够说是民族学研讨者了。”

二、林耀华与庄学本入彝族地域调查之田野工作比较

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于1943年深化大凉山中止实地调查，翌年出版调查讲演《凉山夷家》，以民族学界之评价：“这部著作代表一位够资历的人类学家对凉山罗罗第一次中止了系统的研讨。”当然，何为“够资历”的人类学家，以及能否称作“第一次”，学界想必亦有争议，好比马短命先生曾于1937年、1939-1940年两次调查凉山屏山县等地域，并完成《凉山罗彝调查讲演》，虽晚至2006年才得以出版，但“可谓凉山彝族研讨的经典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当代人类学界之主流评价规范，因旅游摄影与写作而成名的庄学本想必不入“够资历”的人类学家之列，属于野路子出身的民族文化调查者。我们权且从此旧论，将庄学本于1938-1939年在凉山彝族地域的调查及其成果《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与林耀华彝族地域调查之行程、措施以及《凉山夷家》作一对比，试看在林氏的参照下，庄氏的调查工作与民族志写作究竟有多少可取之处。

（一）林、庄调查行程差别考

有关“夷族”或“夷家”的世居之地，自然是所谓“大小凉山”地域，但细分起来，这一广袤地域的内部差别性其实甚大，林耀华与庄学本所调查的彝族地域，当时分属四川与西康二省，两人各有一套调查道路，彼此并不重合，以至各地彝族支系的表示亦有较大的差别。

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一书中附《川边调查纪行》言“民国三十二年暑间，燕京大学边区调查团前往川南雷、马、屏、峨区，去作实地的调查”。所谓“雷、马、屏、峨”区，即今四川省雷波县（属凉山彝族自治州），屏山县（属宜宾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属乐山市）和峨边彝族自治县（属乐山市）。他带领一支三人小队（另学生胡良珍，校工老范）于1943年7月2日自成都启程，先至屏山县城，7月20日始抵秉彝场（今屏山县新市集镇），在雷、马、屏交界处的西宁（时属屏山县，今为雷波县西宁镇）驻留至7月底，复返秉彝场沿金沙江上行，约在8月上旬某日经黄螂（今雷波县黄琅镇）、马湖、牛吃水（今雷波县汶水镇）抵达雷波县城。林一边联络入大凉山调查之交涉事务，一边在城西十五里的乌角村做调查，侥幸地认识了黑彝头领里区打吉，后者同意担任保头，护送调查团入大凉山，并于8月12日举行了简单的歃盟仪式。因有事耽搁，林耀华一行应是在8月15或16日继续上路，经拉里沟（今称那里沟）、上黄茅岗（今称黄茅埂），一路跋涉，终于抵达里区打吉寓居的三河以达村（今美姑县三河村）。依照林耀华所记日程粗略统计，此时应已在8月23日前后。燕大调查团在三河以达及临近巴铺村（今美姑县政府所在地巴普镇）驻留数日，并作体质与文化调查，依据返程时间推算，驻村时间应为十天左右。他们于9月初分开三河以达，经特喜（今美姑县井叶特西乡）、谷堆（今雷波县谷堆乡）、山棱岗（今雷波县山棱岗乡），在9月上旬回到雷波县，又13日分开雷波，26日返抵成都。依据上述行程判别，林耀华一行的实践调查时间约为三至周围，其他的时日主要用于行路和休整；其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四川省雷波县西宁镇（属汉彝混居的小凉山区域）、乌角村（雷波城外彝村）与三河以达村、巴铺村（黑彝家支主宰的大凉山，今属美姑县）。固然迭遇险况，行路艰苦，但林耀华掌管的凉山调查，总体而言仍是一次较短时间、中短行程的暑期学术调查活动。

庄学本关于西康省内彝族寓居地，在1938年至1939年间曾有过两次实地调查，触及地域较为普遍。1938年1月25-2月6日，他前往距康定不远的泸定县磨西面（今磨西镇）与喇嘛寺，访问调查当地“罗罗民族”的状况。他先后访问了本地罗罗的代表——住在燕子沟的苟世发、住在母猪坪的邱云山、住在大坪山的苟臬确等彝族头人或长老，讯问当地彝人的婚丧习俗、生计方式等。磨西彝族多为民国初年自大凉山迁移而来的白彝，仅有82户，其中天主教徒37户，只能视为彝族一个派出且变更较大的支系，因而庄学本浅尝辄止，十日而返，算是他调查彝族文化的一次实验。

1938年11月5日，庄学本携两名“西番”旅伴自康定再度动身，目的是西康省境内宁属“八县一局”——即以西昌为中心的宁远府所属地域，包含西昌、越嶲、会理、冕宁、盐源、盐边、宁南、昭觉县和宁东设治局——辖地，其中又以昭觉为彝人的大本营。11月15日，庄氏一行抵达石棉县安顺场，“此间民族高山为罗罗，坡中为西番，平坝乃汉民，各占3/10”。居停4日后，继续向东南方向行进，11月22日抵达田坝（今甘洛县田坝镇），见到了著名的彝族土司岭光电（1913-1989）。庄学本在田坝停留约两周时间，悉心察看并以图文记载本地彝人的“打鸡”占卜、火葬仪式以及几场婚礼的细节。尔后，庄学本经越嶲县（今越西县）于12月16日至冕宁县，又观摩、拍摄了一场彝族娃子的丧事，言其卜卦、接客、法事等与田坝所见颇为不同。他在此间也开端了解彝族的遗产制、奴隶制与组织方式等社会结构问题。庄学本于1939年1月上旬抵西昌，即着手讯问前往昭觉调查的途径。他从昭觉前县长王春宣处受教颇多，遂与一名送信的邮差搭伙同行，花了4天时间，最终在1月24日抵达此行主要的目的地——已近乎空城的昭觉县城。

庄学本在昭觉城生活了两周时间，每天调查之余，日记不辍，详述他在这片黑彝聚居的大凉山重镇所见闻的一切，既有抄录所得的嘉庆二十三年“交脚”（即昭觉）移民纪事碑文、晚清至今昭觉中央的旱涝丰歉、彝人抢劫、掳卖汉人的历年岁事，也有他亲眼所见的彝族“打冤家”“比母做和尚”（即毕摩做法事）、火葬仪式等生活场景。日记多以条陈方式记载，如“黑夷白夷：黑夷在平常之对白夷虽阶级上有尊卑之分，工作上有惰勤之别，而饮食服用则毫无区别”；“居处：锅装饮食取暖，为全家之中心肠点。房屋柱头极少，均三间。屋外有平地一小块，为日间起坐向阳之所。夜不燃灯，以枯竹枝有时为炬，工作时始映照云”等。大量日记内容并未归入其正式出版的《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但关于了解昭觉夷族之日常习俗颇有可观的文化记载与细节描写。1939年2月8日，庄学本随邮差分开昭觉，经滥坝、玄参坝，两天后返回西昌，复西行至盐源，南下抵盐边，沿途探望有关毕摩的传说故事与彝族的来源神话等，也路过若干苗人、僰人与摩梭人村落，略有相关记叙。值得一提的是，在盐边县城多有民众向庄学本递交控状，指控县长等官员的不法之举，庄氏受理若干，慨叹“愈见黑，无天日”，并打算“呈省，以能彻底处置”。可见他这名“西康省政府顾问”一定真的如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毫无权柄的流浪书生。

庄学本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中，称其调查行程自1938年11月5日至1939年7月30日，历时8个多月。“中间停留调查的夷村，有越嶲的田坝，冕宁的枧槽沟、拖乌、阿希落，昭觉的倮子、沟罗、四块、三湾河、竹核、小海子、大坪子、大凉沟，两盐（盐源、盐边）的元宝山等十二处”。以今日之行政幅员来看，1938-1939年庄学本先后走过了甘孜州泸定县、凉山州甘洛县、越西县、冕宁县、西昌市、昭觉县、盐源县、木里县与攀枝花市盐边县等主要的彝族聚居区（当时均在西康省境内），其行程之漫长，所见不同中央彝族支系之多样，见证彝人文化事象之丰厚，在同时期人中并未几见，与林耀华先生之“雷马屏峨”调查道路，正好相互弥补，可得一幅更为完好的彝族文化地图。

（二）田野调查措施异同考

庄学本与林耀华是从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途径进入民族调查与研讨范畴的，这也体往常二者进入彝族地域与处置调查事务的田野工作方式上。林耀华在20世纪30年代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接受了严厉的学术锻炼，其博士论文《贵州苗蛮》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剖析清代文人官吏对贵州少数民族状况的记叙”，并非严厉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林氏的田野阅历主要来自其对福建汉人宗族社会的调查工作，并以《义序宗族的研讨》《金翼》两本著作传世。因而，林耀华于1943年赴四川雷马屏峨彝族地域，应是其第一次实地调查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域。如上文所述，庄学本在调查西康彝族地域之前只是阶段性地接受过人类学的基础锻炼，其理论贮藏与学术素养较林耀华自有不小的差距。但庄学本“关于民族学颇感兴味，自学甚勤”。此前已在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民族调查作品，故不能够学术白丁视之。从田野阅历来看，他自1933年至1938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域游历，终年与羌、戎、番人为伍，社会交往和调查阅历丰厚。因而，林耀华与庄学本在深化彝族地域调查时，既有很多相近的调研措施，也各擅胜场，自有独到之处。

林耀华带领的“燕京大学边区调查团”由燕巨匠生、校工三人组成，至雷波县延聘翻译两人，并由三名黑彝保头随行维护。他遵照的是20世纪上半叶较为主流的人类学调研措施，如体魄丈量。在雷波县乌角村，得到彝族首领里区打吉兄妹的辅佐，“调查工作的中止至为顺利，只就体魄丈量而言，不二日间量至五十人，此为夷区工作不易之事”，“除体质丈量外，尚有言语，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的调查”。在里区打吉同意担任“保头”之后，双方在雷波县县长的掌管下，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传统上的缔盟仪式需求“先与保头杀鸡宰牛发誓，双方饮血酒为盟”，但林耀华以为“夷人饮血盟誓，事后背离者甚多，徒赖誓盟，缺乏担保。我们此次未饮血酒，开汉夷往来关系之先例”。林还希望以后调查员与彝人交往时“不用拘泥于迷信习俗，反阻夷汉文化的流通”。反观庄学本早在1933年调查阿坝草原时，当地藏族头人希望庄氏与墨桑小土司华尔功臣烈结拜为兄弟，他便欣然从命，随蛮俗结拜，还由于“其祖为黑教所咒死，故不照相，余乃从其请”，并且“宣誓后，余告以世界潮流之趋向，封建之不适于往常，故宜自动开发荒地，增加消费，树立交通，倡导教育，和睦乡邻等诸事，土司极志谢”。二者相比较，我们能否会感到当时的林耀华在处置人类学者与民族传统民俗之关系时，多了一点西式学者的自矜与蔑视“落后迷信”的书生意气？

从《川边调查纪行》一文可知，林耀华与彝人保头们的协作关系，在前往大凉山的旅途中并不融洽。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彝汉关系慌张，极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则与林的田野阅历欠缺亦或有关。在雷波县城，他多次敦促里区打吉启程，并不为后者滞留的真实缘由（求释白彝娃子、买羊被骗）多作思索，“幸买羊案调解停息，我们又急切敦促，打吉也就不得已允许成行”。另一位黑彝保头哲觉参与队伍后，因其莽撞粗暴的性情，更添加了林耀华等人的恐惧。在路上，哲觉与林耀华多次发作抵触，最后因报酬一事更险些开枪伤人。林当时以为“哲觉粗暴善良和打吉奸猾阴险，都是可怕的东西。此时在大凉山中，已是笼中之鸟，他们要变动叛变，我又有什么法子”。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林耀华深思彼时之人与事，又有了不同的想法：“哲觉固然为人粗暴，但也很失职……没有他在场，我们实不能坦然经过那段有问题的空中。关于途中他提出需求银子买路一事，我们也不能判定出于敲诈，还是猜忌泄愤。我们一味直言拒绝，使他辛劳了一路后却不能兑现应得报酬。关于这位曾经辅佐过我，结果却不欢而去的彝胞哲觉，我至今心存歉意。”

当然，在相对正常、友善的社会环境中，林耀华坚持了人类学家的专业水准与学术伦理。在三河以达村，燕大调查团遭到了里区打吉的盛情款待，“我们的调查工作他也尽力辅佐，曾几次召集村内彝人，解劝他们接受体质丈量，并抽空亲身带领我们环顾村落，访问其他住户。自己没有空暇时，他也能派个娃子做我们的导游”。林耀华等人对愿意接受丈量的彝人皆赠送针线，不愿者亦不勉强。当一名随队背夫跨过彝家的锅装，犯了彝人禁例习俗后，林氏当场责骂之。“老主人见我们深悉彝情，欣悦状态，溢于言表。”在回程中，一名老年背夫生病将死，林耀华更专付了二两银子，雇请一名白彝将他背回雷波县城，挽救了一条性命。

经过上述个例，我们或可大致勾勒出一位青年人类学者第一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域做调查时的心理情状：既有生存险境与文化隔阂带来的惶恐不安，也有为求真知不惜自身性命的牺牲肉体，《凉山夷家》便是这种初出茅庐、忘我斗争得来的学术产物。庄学本对西康彝族的调查，一方面持续了他此前调查西部各民族地域时的传统措施，如长时间大范围的徒步伐查，系统性的图片拍摄，沿途结识民族文化菁英，善用摄影、音乐等新颖事物吸收民众留意等。另一方面，他也因彝族地域的复杂性与风险性做了更多的准备工作，首先是1938年初对泸定县磨西彝族的预调查，在较为保险的环境中获知彝族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其次则是应用了其自己作为西康省政府顾问的官方身份与公干线路，如庄氏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绪言中所称：“奉派赴宁属调查，其目的本不在夷族，但自踏入宁属即觉得夷务的重要，故随时稍加留意。”这使得他在沿途各地大都得到了中央当局的妥善呼应。

但是从庄学本的日记可知，他兴味的重点仍在彝族社会，在纷繁的彝族文化记叙之外，我们以至无从得知其在宁属各地的本职调查工作究竟是什么。庄学本调查彝族地域时，并无军队或“保头”随行维护，虽心惊胆战，却有惊无险。他们与一名西昌的邮差作伴前往昭觉，“在将到昭觉的那个早上，一群挈抢举刀的夷人阻住了我们的去路，呼吼腾跃，形势很严重。我们在背囊中取出盐巴和线分给他们后，他们也很知足，就给我们让开一条去路”。回程时“又遇到了夷人的包抄，但终未被擒去做奴隶”。在历年的边疆民族调查理论中，庄学本探求出两套卓有成效的田野工作措施，其一为即冲即印的摄影术，其二为用留声机放唱片。在羌族、藏族聚居区域，他经常为调查对象拍摄肖像照，当夜洗印出相片后作为礼物赠予对方，这一捐赠常常能够促进双方的感情，有利于庄学本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而在大凉山，彝族人多以为摄影会禁闭他们的魂魄，故庄学本常需求付出一些诸如盐巴、针线之类的代价，方能征得当地人的拍摄答应。在此种情形之下，庄学本随身携带的留声机便派上了用场，如行至昭觉后，“我带着一架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而天天有数百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扬，我也就有充沛的机遇对他们照相或访问。彼此厮熟了，很多奴隶主约请我到他们家中饮酒吃肉”。

正是凭着老到的江湖阅历与“分享人类学”（Sharing Anthropology）式的技巧，庄学本在每日风云不时的彝人聚居区坦然生活了半个月，穿越于彼此是冤家的彝族家支，访问了多名黑彝头人与毕摩、苏尼等彝族文化持有者，以及驻守昭觉县政府（以至曾被彝人掳走关押）的汉族官吏，搜集到有关彝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姻丧葬、言语文字等方面的大量田野资料。作为一名锻炼有素的民族志摄影家，庄学本在大凉山的影像拍摄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以成组的照片展示特定的文化主题。他拍摄彝人的婚礼，从送亲者为新娘梳妆装扮，到迎娶者与送亲队伍打骂、泼水，再到新郎把曾经装扮好的新娘强夺去，传统的掠取式婚礼方得一直。他也冒险拍到彝族“打冤家”的战场，身着古代武士装束：穿皮甲、持长矛、擎角弓、举盾牌的男人们在空阔的田野中交兵，械斗中被俘虏的娃子则如货物普通被奴隶主买卖。

庄学本用照片记载的彝人葬礼特别细致：灵堂竖起招魂的神幡；吊丧者骑马举幡绕场行走；青年男子结队呼吼腾跃，以迎宾客；毕摩杀鸡占卜，杀死猪、牛、羊献给亡灵，举凡数十张照片，以一系列深描的影像记载这一浩荡的丧葬仪式。庄氏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绪言中称“本文以‘宁属摄影等一二三集’同时参考，并以夷族生活照片为文中插图，当更易明了”可见庄学本一直坚持图文互鉴的民族志表述立场，强调影像的直观记载价值。除摄影之外，庄学本还将其逐步控制的文化研讨与体质丈量措施运用到彝人的调查理论当中，例如他采集了彝族的创世神话：人类始祖乔姆石奇在洪水中乘木舟得救，迎娶天上仙女，生下三个儿子：“老大说倮倮话，是倮倮的祖先；老二说番语，是西番的祖先；老三说汉语，是汉人的祖先。”阐明彝人对自身族源与周边民族的认识。他又对64名不同支系不同年龄的彝族男女中止体质丈量，制造出黑彝男子、黑彝女子以及白彝男子的丈量统计表，且又抄录彝文单字表、手绘彝族漆器、饰品、铠甲等线描图多幅。

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的开篇，庄学本特地道谢了多位彝族文化菁英——岭光电、掉队小母鸡、曲木伍噶、八起于烈、得马于达等十数人，其信息来源在当时不可谓不广。思索到此行的各种丈量、绘画、采访、笔录、摄影、统计、制表大都由庄学本亲力亲为，他的田野工作效率可谓圆熟惊人。若对林、庄二人的田野调查工作做一简单比较，则林耀华显系欧美学术体系培育之人类学精英，有基于理论指导的调研措施与求真务实的学术肉体，固然在和彝族保头打交道时有些“天真”的书生气，究竟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既定的调查任务。庄学本虽有学术之向往，究竟不在学界专职，其田野才干主要来自长期旅游摄影的社会阅历与文化敏锐度，当然，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西方在华学人的学术措施对他也有重要的指导性，使他在西康彝族的调查讲演中，较少作文学性的描写，多作文献、事实的记载与科学的思索。

三、林耀华与庄学本彝族调查讲演之比较

林耀华与庄学本在彝族地域调查之后各自有一部调查讲演完成并出版。

林耀华自雷波返回成都后，“除了发表几篇沿途纪行和专题论文外，在一年教学期间内撰毕《凉山夷家》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庄学本则是“在没有携带书籍的旅游中匆匆写成，在印刷不便的康定勉强印出（修订表竟至12页之多，且尚有未勘出者）”，《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于1941年由西康省政府以“宁属调查讲演第七号”名义出版，“在抗战的前方能得到这样一本民族学的调查讲演，却的确难能而可贵的了”。

（一）调查讲演篇目结构之比较

从调查讲演的结构与内容而言，《凉山夷家》与《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互有异同之处（见表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林耀华的调查讲演更接近现代人类学的规范研讨范式，书中各章节大致对应社会人类学体系中的亲属关系、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等主要分支。林在序文中引见：“第一章区域表明调查的天文范围，第二章到第五章叙说社会团体从大到小的机构，因氏族、亲属、家族与婚姻乃系彝家一个连串的组织。第六章到第九章描写彝家几方面主要的生活枢纽，经济、阶级、冤家与巫术，都有特性的表示。”其写作的学术框架与理论建构认识明晰。

庄学本撰写的《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从写作格式而言，则是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树立的宗旨更为接近。1934年，由蔡元培、孙本文、凌纯声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并制定学会的工作计划，其中第六项为“调查中国民族与文化，并搜集其文化的实物。调查及搜集单元，分列各种：（一）依据物质生活；（二）依据肉体生活；（三）依据婚姻与家庭生活；（四）依据社会生活；（五）依据体质；（六）依据时令；（七）依据中央；（八）其他”。据此可知庄学本的写作框架完整依照中国民族学会的制式规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学调查的主流范式。究其时期语境，正如王明珂所言：“历史、言语、考古与民族学，在中国国族建构中不只是塑造、凝聚国族而已，它们还被用来探求国族内部的各民族分辨。

当时学术研讨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言语、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分辨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阐明招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分辨的历史过程。”至于当时身为西康省政府顾问的庄学本，还有更为理想的“夷务”管理策论之需，对学术理论的探求或许不是他所关怀的首要议题。

（二）庄、林调查讲演主要内容之比较

由于林耀华先生撰写的《凉山夷家》为一部学术名著，出版以后多次印行，传播甚广，喜闻乐见，而庄学本所著《西康夷族调查讲演》却是自1941年后，再无在中国大陆的再版刊印（商务印书馆印行之《庄学本全集》有部分内容收纳，惜不完好），因而，在比较林、庄二人著述时，本文以《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为主要文本，简述其基本内容与主要观念，以《凉山夷家》为对照文本，中止相关内容的交互讨论。

1.彝族的称谓、源流与“新的民族志写作”

庄学本在《西南夷族调查讲演》开篇，是以“训诂学”式的措施，解释“夷族”在历史上以及西南各地不同的称谓：“夷人自称为Noh（诺），即有黑的意义……所以‘卢’、‘乌’、‘罗’之译法有从Noh（诺）之音转而为‘罗’、‘倮’，有从意转而为‘乌’或‘黑’，音意双关的则有‘卢’。“罗罗”是民族学者为避免民族间之误解，从“猡猡”“猓猓”等污称雅训而来的。林耀华在《凉山夷家》序文中则以为：“罗罗这个名词，在凉山不常应用。边区汉人称罗罗为蛮子，罗罗说话自称夷家。因是罗罗、蛮子和夷家三词，称号虽不同，所指意义却是相同。”相对来说，庄氏对“诺”——“猓”——“罗”的释义似更合逻辑，至于林氏谓罗罗与外人说话时自称夷家，或也真实，但其族内自称为何却未有提及。

《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之“民族来源”一章，大致分红两路叙事：其一为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彝族的记载，即所谓“历史系统”的脉络，其二为彝族来源的两种假说，一种源自庄学本在凉山采集了彝族的创世神话，以彝文经书中人类始祖乔姆石奇在“苏诺部”（Sunobu，即龙头山）繁衍后代的故事，表明凉山系彝族的发源地；另一种则分离彝人报道者（八起于烈）的口述与汉文文献记载，提出彝族来源于洞庭湖滨，后经贵州、云南迁移至凉山，散布于宁属。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并无彝族历史渊源表述，其关怀的议题显然不在于此。关于庄氏在民族称号与民族历史方面的探求，王明珂将其归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学者践行的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其主要关怀首先是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借着历史天文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以及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久远历史和血缘、文化关联。这是以‘历史’来根基化民族情感。”

2.人口散布与调研区域庄学本于第三章详述彝族在宁属的人口与散布

首先指出彝族人口增长迅猛，缘由有三：严厉的小家庭制且无鳏寡；生殖力强；掳异族化为夷。他以自己在冕宁、越嶲、盐边三处调查65户人口繁衍情形的数据作统计，证明彝族人口增速较普通快1/5倍。掳掠异族时有发作，总数亦十分庞大。至于彝族在宁属的总人数，庄学本经过其巡查各县取得的数字，约为62万余人，其中黑夷约6万余，白夷约56万余人。上述彝族生育率与人口数，因种种缘由，必定有所倾向，但庄学本有入户调查与各县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等统计来源，在20世纪30年代，其努力所得的数字，几近于精确，已殊为不易。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提及：“依据各家讲演，西康十县合计约有夷家人口六十万。”不知能否曾参考过庄氏之调查讲演。

庄学本继而引见宁属彝族聚居的中心肠域为昭觉、宁东、普雄、呷落（今四川省甘洛县）：“以上四区多是平原沃壤，相互毗连，乃绵亘而成一个宽广的中心肠带，即大凉山。其他各地夷人多为此中心肠带之移民。”他并记叙彝族“主位”表述的族群散布说：“神渣苏”“桑地苏”“是那苏”“伊姆苏”，以为或与彝族古代散布情形有关。林耀华在《凉山夷家》第一章“区域”部分，遵照的依旧是人类学的调研范式，先概述大小凉山的天文环境以及彝族在川、康、滇的大致散布情形等，随后较为细致地引见了燕大川边调查团在秉彝场——西宁——雷波——三河以达沿线的行程及观感，笔墨甚重，细致而微，显然对旅游的惊险水平感念颇深。我们从中可感知庄、林二人在叙事措施上的差别性：庄学本努力追求一种“科学”“客观”的民族志写作，务求数据之的确，信源之多样，以此抵消学界对其“学术票友”的一向成见；林耀华则是相反，因其学术身份无可挑剔，反倒将调查区域之引见写得如一篇跌宕起伏的游记。

3.彝族的人种调查与结论

庄学本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第四章讨论有关彝族的体质人类学问题，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上半期惹起中外人类学者普遍兴味的议题，庄氏在没有携带参考书籍的旅游路上，尚可信手拈来英国学者哈登（H.C.Hadden）的“高加索人种说”、日自己鸟居龙藏与丁文江的“西藏缅甸系人种说”以及林惠祥的“罗罗缅甸系人种说”等。庄学本在彝族地域调查期间，先后中止了64人的体质丈量，其中黑彝男子36人、黑彝女子8人、白彝男子20人，并依照当时主流的人类学丈量体系，分列立高、坐高、头长、头宽、头型指数、鼻长、鼻宽等23项丈量指标和肤色、发型、发色、鼻梁型、上颚门齿状等17项察看指标的数据，做出一张“黑夷男子人种丈量统计表”，最终得出“（黑）夷族的体质为蒙古利亚而带有高加索的特征；白夷高加索种的特征极少，很明显的白夷并不是夷族的本支”这一结论。

林耀华在雷波彝族地域的调查也中止了体质人类学丈量，并将“彝人体质丈量”视为在凉山调查的四大收获之一，其在《凉山夷家》序文中说：“丈量彝人体质的资料，一时无从统计考核，待未来另成一篇发表。”后又在《凉山彝族的剧变》一书中附注：“因战乱迁移，体质素材已丧失，憾甚。”则我们已无从得知林氏在凉山丈量彝人体质的样本数量、范围、规范与原始数据等。林耀华在讲演中提出：“按作者丈量察看的结果，黑夷为蒙古种人种，许多体质特征与汉人相似，诸如体高、毛发鲜少而色黑，棕色眼睛，头面轮廓等，特别眼褶系十足蒙古种的表示。以前西方学者从粗陋的旅游察看，云为高加索种，其说至为误谬。但是黑夷有几个特性与汉人稍异，诸如皮肤暗黑，鼻多钩形，耳叶特大之类，这不名义示原始氏族因与中原隔离，未与外间婚配，自成团体，维持原始的体质特征而已。”考庄学本与林耀华关于彝族人种的基本判别，都定为蒙古利亚人种，独一些部分差别，如彝人身体偏高，鼻型多钩型且鼻翼较窄等，庄以为“带有高加索特征”，林以为“原始体质特征”，只是在阐释上略有分歧而已，故彝族的“蒙古利亚”人种说亦并非林耀华最早提出。

4.物质文化的详略处置

庄学本将《西康夷族调查讲演》的主要篇幅放在物质、家庭、社会、心理这“生活四章”，这也是他在宁属彝族地域察看与访问的中心内容。其中，“物质生活”分为“衣饰”“饮食”“寓居”“行动”四部分，每一部分又有更细节的条目，对彝族之衣、食、住、行作出详尽的描写。如描写彝族男子最具代表性的发式“天菩萨”：“男子四五岁额头留发一撮，长大后就挽成一个椎结，夷语称为‘锄铁’(Zuti)，即俗称‘天菩萨’。这里是各人灵魂所在的魂舍，除父兄而外，他人抚摸之即为最大的侮讥。‘天菩萨’的大小或有无，随中央而异。昭觉的天菩萨最大如核桃，所留头发的面积一两寸。呷落天菩萨最大，他们剃掉的头发不外是头周的一寸，所挽的天菩萨挺拔如拳，与苗族女子的发椎最相相似。冕宁、两盐多数已不挽天菩萨，只留手掌大的头发一块，在顶前名曰‘菜部’(Tsabu)，接近汉族的夷人则大半曾经根除天菩萨，而剃成光头。”庄学本对这些彝族细致事物的描画，或受其图片阐明写作的影响较大，简约、精确而有画面感，兼记他称与自称，且有不同地域与支系的多样性描写，可与其拍摄的系列照片作图文参照研讨，如其附录的图片中，仅“罗罗的妇女装饰”一项，便有西昌、昭觉、冕宁、越嶲、盐源、盐边多地的图像。

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不甚注重对彝人衣饰等物质生活的细描，相关内容只散见于各章中的简短引见，如在“家族”一章，写到“男子剃发，惟于额前留一束，谓之‘天菩萨’，系身体上崇高不可侵犯之处”。又如彝人习用的披风种类，林耀华称：“披风有两种：一为毡衣，系由羊毛揉成，厚而暖和；一为氁衣，系由羊毛织成，用以遮雨。”而庄学本则写道：“披风共有二种，（A）乌拉Wula，为羊毛线织的毯子、披风，俗称‘查尔瓦’，下端留着很多四五寸长的毛线做流苏。（B）司独Sdo，即羊毛揉成毡子的披风，俗称披毡，上面印着很多夹板的褶皱纹。”可见至少在事物的称号与描画上，庄学本似较林耀华更注重彝人的“主位”文化表白。

庄学本在“物质生活”一章，收录凉山彝族于20世纪30年代日常生活之林林总总，颇具可读性，如一部小百科全书。但是，“在结构功用论于四十年代兴起后，物与物质文化的研讨便已衰落，简直只成为博物馆的工作。物只是用来证明社会结构或社会存在的隶属物，而没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故林耀华的《凉山夷家》受人类学时期潮流之影响，不在此方面着墨过多，而是更关注夷家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功用，这也表示出二人在研讨范式上的重要差别。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不应忽视庄学本笔下这些看似寻常的饮食起居，它们构成了一个特定时期彝族人的基本样貌，对物质生活的重新审视，“处置的不只是生活方式或社会节拍，更是这些现象背地的心智，乃至集体表征或意味系统的心灵基础”。

5.家族与经济之比较

庄学本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中，分“家族”“家庭组织”“经济”“职业”“卫生”“婚姻”“生育”“丧葬”多个专题，对彝族的家庭生活中止了细致的描写。庄学本先生以为彝族“每一个儿子或每一个家庭未来都是一个小的家族，换言之，家族的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而系而支而家族。……往常家族、支族、系族、小支族、小系族普通都混合称为‘家’或‘支’，即某某家或某某支”。庄氏搜集了“东有阿侯，西有罗洪，南有瓦渣，北有勿雷”之大凉山彝谚，称之为宁属彝族的四大家族，均有黑夷万人以上，最终合成两个大的系统：一为曲尼（Choni），一为古夫（Gufu）。徐益棠对庄学本有关彝族家支的评论较切中关键：“家族为罗族中最复杂之问题，亦为最难能处置之问题，其艰难之中心，即为‘家’、‘支’两称号，普通由家而支而系而小家庭，作者亦采用是说。可是罗罗族自己，有好多人不招认‘家’以外，有‘支’的存在，普通文献上‘家’‘支’亦常混合不分。故在夷族社会组织上，关于‘家’‘支’两个名词似乎尚有些问题。”而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似未堕入这种家族系统称谓的纠结，全书无“家支”之说，而是笼统地称之为“支系”，并将其归入“氏族”概念当中：“所谓氏族系由父姓一系传播下来的族属……一个氏族的人民因有共同的祖先，虽各处不同地域，但彼此必以氏族亲属相待，相见称谓则按辈分计算，亲属间共同负有义务与义务。”林氏对彝族支系的处置途径固然易与人类学的普遍理论接轨，但面对历史漫长而功用复杂的彝族家支系统，似失之过简，缺乏历史维度与社会组织层级的细致探求。

与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专设“经济”一章相比，庄学本仅在“家庭生活”中设“经济”一小节，但前后又有“工作分配”“职业”等内容，大致也在经济范畴之内。家庭分工，庄氏除“性别分工”与林著相似之外，尚有“年龄分工”，讨论子女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务工作。至于“阶级分工”，林耀华以为黑夷从不参与农业耕种，全由白夷包办，继而“使作者觉得到牧畜系黑夷原有的经济活动，夷人原来为牧畜的民族”。但庄学本的调查讲演并无此区别，无论黑彝或白彝，都有耕作之责，当然，若是家中蓄有娃子（奴隶），则一切劳动均由娃子完成。且“夷人农业的历史很早，在他们来源的神话中已有耕种之说。《汉书》：西南夷……椎结，耕田，有邑聚”。对黑彝能否务农之异见，或是由于二者调查地之习俗差别所致。

林著之“经济”章，基本为他在此次调查期间见闻与访谈得到的资料，以及土地、农业、畜牧、买卖等大致情形的描画，少见细致个案以及特别确凿的经济数据。庄学本则是依据他在冕宁、越嶲、盐边三县所做的“夷族六十五户经济调查表”得到的数据，做出的统计成果。他分列每户枪支、娃子、水田、旱地、谷子、玉麦（玉米）、荞子、洋芋、马、牛、羊等各项财富价值，“合计夷族的资产除现金、衣物、房屋、用具及水田、旱地……而外，每户能够摊得四百十八元九角一分六厘”。在定量统计之外，庄学本还举出了彝族“资本家”八起阿谷（实践资产不外两万元）与黑夷乞丐八起呷呷（随处就食，无衣食之虞）的例子，表明彝族社会较汉区经济均衡，贫富差别较小。这些数据的取得，与他在宁属各县执行的公务调查请求应有一定的关系。

6.婚姻所见之异同

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一书中，徐益棠评价“婚姻、生育、丧葬三部较详，为本书中最精彩之部分”。该部分内容曾以《罗罗的婚姻生育及丧葬》为题，单独发表于《康导月刊》1942年1月号，并曾入编《西南民族研讨论文选(1904-1949年)》（李绍明、程贤敏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是庄学本未几的进入中国民族学主流视野的论文之一。在婚姻部分，庄氏记载了27对彝族小夫妇的年龄，丈夫年岁最小者为12岁，妻子年岁最小者为9岁，大多数在13-18岁之间，以证彝族普遍早婚的习俗。关于择偶之规则，庄学本和林耀华所见略同：“门当户对，阶级间限制极严，血缘界线极清”（林称为“阶级内婚制”）；“夷族近亲互婚的例子尚未发现，……还是以异支为对象”（林称为“族外婚制”）；“他们的婚配，还是以平辈为正常，特别是姑表亲占大多数”（林称为“姑舅中表或是交错从表的联婚”）等，都是他们彼此接近的观念。

但是，在婚姻的其他范畴，二者的判别多有不同之处，如在一夫多妻制之问题上林耀华以为彝族中“极为少数，且限于夷目及富厚之家”；庄学本却以为“多妻之风在夷族颇为盛行，前项夷族六十五户人口的调查中，已发现有八人。白夷方面的多妻，含有置办劳力的意义；黑夷方面的多妻，含有合纵连横的外交方略”。二者判别的差别，或许是采样地域之别，或许是调查广度的不同。至于彝族“转房”的习俗（即丈夫死后，寡妇只可在男性家族中转嫁给他人），林耀华基于功用主义立场，在《凉山夷家》中“留意到了这种习俗的实行与当地人口的稀少，劳动力短缺有关，以为转房习俗的社会功用在于处置人口和性欲问题”，却“并没有认识到当地的转房制度可能与当地的奴隶制度和买卖婚姻在一切权逻辑上有关联”。他并在暮年深思“在转房这个问题上，我看到它是彝家妇女享有的一种权益，却疏忽了它同时也是妇女亡夫家支强加给她的义务”。而庄学本在其调查讲演中却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紊乱的转房，还是基于经济，即买卖婚的不良结果。所以寡妇如欲另醮他姓，只需她能出借彩礼，也能够冲破这层罗网（冕宁黑夷1200两），但是这笔大的经济数目，不是一个妇女所能筹措的，因而多数不幸的妇女，只需冤枉在这种紊乱制度之下，但是多数节烈的妇女，因不满于配偶的悬殊，而出于自尽的亦有所闻。”庄学本此前曾游历西部少数民族地域多年，对各民族妇女不公正的命运不时持有同情的态度，故对“转房”制度，决未看做彝族女性的“一种权益”，只看到了她们身上的桎梏与流转之痛。

7.彝族的阶级与亲冤

庄学本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中的开篇处，便以“种类”之项目对黑夷、白夷做了明白的分辨，从“黑夷不可降级为白夷”“黑夷不可屈之或转卖为娃子”“白夷不可升级为黑夷”，以及“黑、白夷之间不可通婚”等多个角度，概述黑夷、白夷中间存在的“崇高不可侵犯的鸿沟”。他又在讲演的“社会生活”一章中，将“阶级”与“亲冤”置于的首要两节，以为彝族“对内只需阶级的分别，对外只需亲冤的分别”，正是知其关键。

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对彝族的“阶级”与“冤家”作连续两章的集中讨论，同样甚为注重。他将彝族社会分为三级：黑彝、白彝和汉娃，“黑白夷分别甚严，彼此之间无活动可能性。白夷原从汉娃升格转变而来，夷人已接纳其为同类。新从汉地掳来的汉娃奴隶，所居位置最低，为黑白夷所轻视”。庄学本的阶级划分更复杂：黑夷为“主子”，其中又分为土司（Zumo）、土目（Slqn）与黑夷（Sebu）三个级别，但这一内部分辨当时已不甚为彝族社会所注重。白夷为“娃子”，“其中有平民和奴隶之分，通称则分为庶民娃子（赎身为平民的白夷，Chonon）、锅装娃子（尚充奴隶的白夷，Kaji）、三道娃子（为庶民娃子一切的锅装娃子，Jitso）等三级”。庄学本继而论述了“主子与庶民”“主子与奴娃”“庶民与奴娃”之间的互错误等的阶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称黑夷有权力者为“硬都都”，未见庄学本记载，或为雷马屏峨一带的俗称。他所称的“汉娃”，庄氏称为“汉巴”（初被掳入彝族地域的汉人），是锅装娃子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并未单列为一个单独的等级。

作为彝族社会重要特征之一的“打冤家”，庄学本在调查期间多见抵触的现场，并摄有照片若干幅，或为彝族文化史上仅有的视觉文献。他以为“亲家”与“冤家”为一相对的概念，由戚谊而缔结的攻守同盟，谓之亲家，“由（尤）以夷族中姑表通婚的盛行，故亲家之关系亦愈结愈密”。至于冤家，庄学本与林耀华都以为其动因在于经济。庄曰：“无论新老冤家的结成，缘由多数起于经济的抵触，如杀人不赔命价，女死不退彩礼，抢劫亲戚财物不退等等而起”。林曰：“打冤家系经济的机构，岂但诸多结怨的缘由由于经济的抵触，而且若非冤家结仇，就无从劫夺财货，奴使人娃，而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林与庄之异见在于，林耀华以为“夷人在氏族亲属之内，勉励团结分歧，共负汇合的义务，因而族人不打冤家，若杀害族人，必须赔偿性命”。庄学本却以为：“冤家既由经济而起，故同一家族中或与亲戚间偶因经济抵触，亦常常结成冤家。因而夷族的冤家几遍地皆是，而有寸步难移之象。”庄学本更指出，由于彝族支系纷繁，亲冤常常不能分歧，因而还存在“亲家中的冤家，及冤家中的亲家”等奇特现象，其中复杂交错的关系，“颇有留意的价值，夷族所以遭受异族之攻击，而能中止阋墙，分歧抗御者，即由此种关系存在也”。庄学本在“社会生活”一章，尚有礼貌、法律、盟誓、窃盗、战争、年节等内容，因与林耀华《凉山夷家》主体内容的相关性略小，兹不赘述。

8.宗教与巫术

庄学本在《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中，专有“心理生活”一章，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尽述，仅就林耀华与庄学本都有专述的“宗教”“巫术”部分作一简单的比较与讨论。

庄学本指出彝族的宗教并无庙宇偶像，而是信仰鬼神，且彝人置信阴间的存在。他们信奉的神鬼项目众多，或庇佑族人，或危害世间。“所以夷族的信仰以鬼为中心。”林耀华则称之为“灵魂主义”（Animism）信仰与“精灵主义”（Animatism）信仰，二者并存于罗罗社会，构成了夷家的宗教思想。林、庄二人在彝族的鬼神、精灵、巫师（比母与苏臬，即毕摩与苏尼）、占卜、诅咒、忌讳等方面的描写大同小异，各有其精到之处，而在描画宗教与巫术的系统性、丰厚性及细致水平上，笔者以为庄氏的讲演其实更胜一筹。

此外，庄学本在“心理生活”一章还引见了彝族的“好尚”“技术”“历法”“语音”“文字”“文娱”“音乐”“故事神话”等肉体文化范畴的内容，涉猎甚广。如庄学本对彝族历法学问便搜集甚多，以为彝历与汉族阴历虽很相似，但在计月规律上却很不同，以至同族之间亦有差别。他并收录《吉凶轮回歌》《星宿推算表》《星宿吉凶歌》《黄黑道歌》等彝族历法歌诀，引见彝人运用历算选择吉凶、查看疾病、检定方位的措施。林耀华对彝族历法仅称“夷人年节无一定日期，历规律跟着汉人，自作天干地支，计算吉凶”，可谓一笔带过。庄氏还搜集彝族的创世神话与民间传说共19则，并归结为人类来源的想象、巫师的神力、精灵、童话般的幻想、戒贪吝、讥懦怯、贬近亲奸淫、崇拜英雄举措等多个故事类型，系彝族民间文学研讨的早期可贵文献之一种。以上内容《凉山夷家》均疏忽不计。

四、学术评价与后世影响之异

1939年，庄学本在西康宁属调查的漫长旅程中完成了《西康夷族调查讲演》初稿。在其结论中，庄学本写道：“夷族有着很多的优点，所以数千年来还能坚持独立状态，并能消纳异族（白夷）千分之九〇四而不致解体。又由于他们劣点太多，所致使今故步自封，还未脱一个掉队民族的形骸。假如夷族能消灭其劣点，则不久的未来定能成为西南最优秀的民族，能够断言。”言辞诚恳，并非政客献策于“夷务”管理的官话。关于《西康夷族调查讲演》，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特地撰写了一篇序文，称其“识鉴精到，叙说详瞻，循览既周，巨细毕见。……庄君如更有余暇，加以补益，使成专著，其有裨于后之经边着当尤不鲜也”。应该说，正是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政府，资助了这部调查讲演的出版印行。目前可见有关《西康夷族调查讲演》独一的学术评论来自民族学家徐益棠，他在民族学刊物《西南边疆》上发表书评，称“关于罗族的整个讲演，不要说‘昔人载籍能明著罗罗之全部情状者，可谓绝无’（刘文辉先生语），即在民族学较兴隆之现代中国，亦系仅有。……庄先生以长期的游历阅历，明敏的眼光，谨慎的伎俩，以及严肃的态度处置这九个月所得的资料，各处大同小异的情形，十分恰当。里面确有几部分，如‘婚姻’、‘生育’、‘丧葬’、‘法律’、‘宗教’等等有许多很可可贵的资料，序次井然，更余其事”。徐益棠进而提出了15条修正意见，等候庄学本修订之后，再做新版的发表：“新砌初试，已见光辉。此册细致而微，已入于著作之林，虽可议者尚间或有之，然自庄先生为学之态度，好游之兴味言之，未来之胜利，可预卜也。”

但是，除了庄学本在1941-1942年依据《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之相关内容，发表了《罗罗的婚姻生育和丧葬》《罗罗文字研讨》两篇论文之外，他岂但没有继续深化调查并研讨凉山彝族，反而先赴印度行商，再返上海工作，与西部少数民族的关系渐行渐远。固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庄学本又曾先后两次赴四川凉山州拍摄调查，就其阅历与感受，撰写过一篇短文《三访昭觉》，讴歌彝族人民的重生活：“昭觉变了，不只昔日的昭觉城不见了，就是昔日的人也不见了。从我所遇到的人们身上，再也看不见半点旧时奴隶阴霾的愁容，由于他们曾经变成发明新昭觉的主人。”但尔后的庄学本，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道路上已再无寸进之功。

反之，林耀华于1944年出版《凉山夷家》之后即遭到各方留意与好评。1947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撰写书评，称该著作“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整收罗无遗，据此书则作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设身处地，故余引荐其为近年来之佳作也”。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先晋博士于《美国人类学家》发表文章引见与评价《凉山夷家》之内容。1961年，《凉山夷家》被翻译为英文，在英语世界通行，许多大学人类学系还指定其作为学生阅读的参考书。在中国，《凉山夷家》以及林耀华后续对凉山彝族的调查研讨成果，最终辑录为《凉山彝家的剧变》（商务印书馆，1995），亦成为中国民族学的煌煌巨著，彝族研讨史上一座高山仰止的学术丰碑。

五、结语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庄学本与林耀华二人相隔不到五年，一至彝族在西康境内的大本营昭觉，一至彝族在川南的腹地三河以达和巴铺村（今美姑县城所在地），各有惊险的调查遭遇，也都中止了在当时而言已尽全力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但两人的调查成果在学术史上的命运却迥然不同：林耀华著《凉山夷家》成为一部享誉世界的学术名著，庄学本著《西康夷族调查讲演》则尘封近80年，简直没有留下任何学术遗痕。

考二者同途殊归的不同际遇，与庄学本的身份、志向以及后半生的个人命运皆有一定关联。庄学本在当时为一著名摄影家，图文作品多发表于《良友》《中华》等浅显刊物，与当时因抗战汇集于成都的学界人士虽有社交唱和之谊，却依然是学术圈的局外之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学术同道。故庄氏虽有对民族学的兴味以及理论阅历，其跟脚仍在摄影的创作上，更倾力于如何让自己的摄影作品得到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支撑，有更系统且具学理意义的影像表白，所以1941年，庄学本在重庆、成都、雅安举行“西康影展”，万人空巷，好评如潮，这才是其作为一名摄影家的高光时辰。20世纪50年代之后，庄学本不再从事学术活动，后又被剥夺公职与摄影创作的权益，暮年才取得平反。直至21世纪初期，摄影界又重新发现庄学本的影像成就，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学术耕耘与早期成就，至今依旧不为人知。

笔者比较庄学本、林耀华的彝族地域调查进程以及《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与《凉山夷家》的内容，主要目的是以学界公以为佳作的后者，勘对湮没于故纸堆多年的前者，以研判庄学本作品的学术价值。林耀华先生的优势在于他盲目地将西方人类学理论框架运用于彝族社会文化的调查研讨之上，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大行其道的功用主义理论，成为林耀华剖析彝族社会的主要工具，他绘制的亲属谱系图表、姑舅中表婚图示等，也都是人类学中国研讨的规范范本。林亦以为其主要成就：“特别在亲属称谓背地一套人与人关系的行为惯例方面，为前人所未考究者。”相对而言，庄学本并不具备这种学术盲目与理论锻炼，故调查讲演格式与内容都较为平实、谨慎，没有与人类学普遍理论或经典个案呼应印证的学养与野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庄学本的《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便无足观，刚好相反，它呈现出人类学民族志另一层面的可贵之处。譬如参与察看的普遍与深化，强调不同中央与支系彝族文化的差别性，对人口、经济等数据的注重与阐释，关注彝族文化的整体样貌以及丰厚多样的文化细节，特别是对一些特定之事象，有着“深描”的意味（分离文字、影像与图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庄学本在凉山调查期间拍摄了大量表示彝族社会生活的照片，并依照天文环境、体质、物质生活、肉体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之目录，排列了极具系统性的256幅照片之目录，能够与调查讲演的内容相互参照。假如《西康夷族调查讲演》与这些图片，连同庄学本的凉山彝族调查日记，有再度付梓出版的机遇，实能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彝族社会与文化研讨大有裨益。而庄学本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开辟者当中的一员，其学术贡献也应得到当代学界的体认与尊重。

庄学本部分彝族题材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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