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1979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爱尔兰的背景及影响 (上)

文丨玉箫苒

编辑丨玉箫苒

前言

1979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爱尔兰时 20 世纪爱尔兰天主教史上的标志性时刻。然而，它几乎没有受到详细的历史审查。基于国家档案和迄今无法获得的教区材料，本文通过解释爱尔兰等级制度面临的牧灵和领导挑战，将此次访问背景化。其次，本文讨论了教皇在北爱尔兰问题最严重时差点访问北爱尔兰。这不仅引起了等级制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爱尔兰和英国政府的关注。第三，调查了与爱尔兰主教的牧灵关系密切相关的访问组织。最后，考虑了这次访问的牧灵影响。

如果天主教高层希望教皇的访问能够遏制天主教会日益衰落的制度影响力，扭转平静但不断加剧的信仰危机，或者加速北爱尔兰暴力的停止，那么这些期望就大错特错了。最终，1979 年教皇访问爱尔兰的牧灵冲动是保存而不是更新爱尔兰天主教传统，当时爱尔兰天主教徒专注于未来的物质进步，而不是忠于他们的精神以及过去。

在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皇之前，教皇的访问相对较少。在他漫长的教皇任期内，他至少去过 129 个国家一次，成为了一位全球知名人士。他于 1979 年访问爱尔兰，是任何教皇的首次访问，成为爱尔兰天主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事件之一。

在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的三天时间里，估计有 270 万人向他致意，正如一家报纸所说，“涌出欢乐和热情”。爱尔兰是新教皇在就职那年的第三次旅行，但正如梵蒂冈评论员兼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的传记作者彼得赫伯韦特所指出的那样，这是约翰保罗第一次自由选择的旅程。他在 1 月访问墨西哥以开启第三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这将成为任何教皇的订婚书，而 1979 年 6 月返回波兰参加圣斯坦尼斯劳斯九百周年纪念是波兰教皇自然而然的访问之作。当时，教皇选择爱尔兰被视为对该国天主教忠诚的致敬。然而，背景更为复杂。在过去的十年里，爱尔兰天主教等级制度一直在努力应对三个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需要使教会适应 1970 年代的要求，以应对平信徒中平静但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以及圣召显著下降的背景。第二个是主教席间的重大领导层变动，可以说，这加剧了大公会议后的不确定感。第三是北爱尔兰麻烦的悲剧。教皇在爱尔兰时对每个人都发表了讲话。在 1979 年的其他访问中，约翰保罗并没有回避他的听众可能不想听到的内容。在墨西哥，他警告激进的拉丁美洲牧师避免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混为一谈。在波兰，他批评该国封闭的边界，并劝告他的同胞争取更多的自由。

在爱尔兰，他通过拒绝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进步，号召群众放弃政治暴力并忠于教会及其教义。在墨西哥，他警告激进的拉丁美洲牧师避免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混为一谈。在波兰，他批评该国封闭的边界，并劝告他的同胞争取更多的自由。在爱尔兰，他通过拒绝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进步，号召群众放弃政治暴力并忠于教会及其教义。在墨西哥，他警告激进的拉丁美洲牧师避免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混为一谈。在波兰，他批评该国封闭的边界，并劝告他的同胞争取更多的自由。在爱尔兰，他通过拒绝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进步，号召群众放弃政治暴力并忠于教会及其教义。

在 20 世纪爱尔兰的概览历史以及有关天主教、北爱尔兰问题和普世主义的更专业的著作中，教皇的访问经常被提及，但相对简短。在社会变革加快步伐、改变爱尔兰的宗教景观和天主教会在其中的地位之前，它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的一个高峰期。一篇有影响力的评论指出，教皇认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扰乱他脑海中已经形成的‘天主教爱尔兰’的概念，并且很容易将其等同于波兰”。这样的阅读太简单了。

尽管它是 20 世纪爱尔兰历史上的标志性时刻，但教皇的访问并未得到充分审查。利用国家档案和迄今无法获得的教区材料，本文挑战了将教皇访问描述为天主教爱尔兰的庆祝活动，并认为这最终是一次失败的保护尝试。考虑了 1979 年教皇访问的四个方面。首先，这次访问是针对困扰爱尔兰等级制度的牧灵和领导挑战。其次，文章讨论了教皇在北爱尔兰问题最严重的时候差点访问北爱尔兰。这不仅引起了等级制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爱尔兰和英国政府的关注。后者特别热衷于利用梵蒂冈来支持其对北爱尔兰的广泛政策。第三，将对访问的组织工作进行调查，这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这是在明显很少的外行参与的情况下，主教权力从上而下运作的一种练习。最后，将考虑访问的牧灵影响。

初期的信仰危机和主教盘点

教皇的访问是在十年信仰危机结束时进行的，在此期间，爱尔兰等级制度更加关注教会在迅速变化后对爱尔兰面临的挑战。1969 年和 1974 年新的主教“思考”是红衣主教威廉康威的创意，他是阿马大主教，自 1963 年以来一直是全爱尔兰的大主教，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主教会议的战略目标。“七十年代的爱尔兰”是 1969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在 Maynooth 举行的第一次“思考”的主题。虽然人们认识到这种信仰的实践“非常广泛和深入”，但人们对坚持信仰表示担忧天主教教义的知识。

主教们坚持认为，在教友中，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教友，甚至在一些神父中，对于教会的基本教义，在什么是不变的和什么是可变的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混淆。康威表示，教皇保禄六世的通谕

Humanae vitae

引起的不安，重申了传统教会反对人工节育手段，以及宽容社会的影响对年轻人和“某些阶层”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 “知识分子”阶级。此外，他认为放弃信仰实践的人数虽然相对较少，但正在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对于红衣主教来说，等级制度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年轻一代对天主教信仰有深刻的个人承诺。

几位主教认识到有必要根据社会学调查证据制定牧区规划。根据梵蒂冈 1967 年的要求，对爱尔兰教会的祭司职业和宗教生活的调查已经在手。1971 年的报告显示，这项调查显示 20 世纪第一次记录到 1968 年牧师、修士和修女的总数下降。两项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这不是过去的趋势：“爱尔兰牧师Mícheál Mac Gréil SJ 和 Tom Inglis 的《1970-75 年》和宗教，以及年度职业调查。从 1966 年到 1974 年，每年神职和宗教生活的圣召从 1,409 人下降到 547 人。兄弟会和姐妹会的圣召分别下降了 73% 和 70%，而教区圣召下降了 30%。教士和修会团体的萎缩对教会的影响令人担忧。

1969 年的“思考”促使领导层委托进行两项宗教实践研究。1972-1973 年，第一次调查了大都柏林地区的 2,311名成年人。调查发现，88% 的人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弥撒，63% 的人每月至少领受一次圣餐，81% 的人每年忏悔几次。每周参加弥撒和每周参加圣餐的人数差距惊人，只有 30% 的人每周参加圣餐。调查显示年轻人越来越不感兴趣。

在21至25岁的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参加每周一次的弥撒，37% 的人很少或从未参加过忏悔，近 29% 的人很少或从未接受过圣餐。都柏林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 1973-4 年全国宗教实践、态度和信仰调查的证实。除了惊人的每周弥撒出席率接近 91% 之外，每月的忏悔率为 46.5%，每周的圣餐出席率仅为 29%。与都柏林一样，年轻人的依从性明显减弱。21-25 随年龄段的约 30% 和 18-30 岁年龄段的四分之一年轻单身男女已经放弃了每周弥撒和年度圣礼的最低限度义务。另一个令主教们担忧的趋势是，在 18-30 岁的人群中，有 47.5% 的人难以接受东正教的教义。

当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时，发现 63% 的受访者不同意人工避孕总是错误的，46% 的人同意神父应该能够结婚，43% 的人同意同性恋应该合法化。虽然按照国际标准，爱尔兰的整体信仰和宗教活动水平是独一无二的，但未来也有令人担忧的迹象。全国调查相当准确地预测，下一代的许多父母不会在结婚和中年时重返宗教活动。

第二次“思考”计划

1974 年 4 月 21 日至 27 日，在梅奥郡 Mulranny 的第二次“思考”中，主教们考虑了柏林和全国调查的初步结果，考虑了该十年剩余时间的牧灵战略。主教们从神父的积极地位和主日弥撒的高出席率中得到了安慰。与 1969 年的会议不同，会议积极征求教士和非专业专家的意见，并准备了涉及广泛主题的 31 份立场文件。爱德华·戴利 (Edward Daly) 的回忆录提供了对穆兰尼 (Mulranny) 罕见的主教视角。

这是他的第一次主教会议，他后来形容这是他二十年主教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戴利当时是等级制度中最年轻的成员。1972 年1月30日，13名手无寸铁的民权示威者被枪杀，在血腥星期日之后，他在国内和国际上声名鹊起。在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形象中，戴利当时是德里圣尤金教区的一名 38 岁牧师，他勇敢地挥舞着他在护送杰基·达迪 (Jackie Duddy) 时沾满血迹的白手帕，杰基·达迪 (Jackie Duddy) 是一名受了致命伤的少年，他为他主持了最后的仪式。随后，戴利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电视上有力地表达了他的社区对这些事件的恐惧。1974年2月，他接替尼尔·法伦成为德里的主教。

Mulranny 会议上的几项建议与 1969 年提出的担忧相呼应。其中包括需要更多的平信徒参与教会的精神使命、神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及对成人宗教教育的迫切需要。1969 年没有讨论普世主义，但在 Mulranny 很突出。1973 年 9 月在 Ballymascanlon 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跨教会会议标志着教会领导层面更广泛的合一接触。续集定于 1974 年 5 月 1 日，也就是穆兰尼集会结束四天后。马尔兰尼纠正了整个爱尔兰天主教会新闻和信息办公室的惊人缺失。1975 年 2 月，在主教爱德华·戴利 (Edward Daly) 的指导下，天主教新闻与信息办公室 (CPIO) 成立，爱德华·戴利在成为主教之前曾是爱尔兰国家电视台 (Raidió Teilifís ireann) 的宗教事务通讯员。

马尔兰尼并没有暗示主教们对前景或政策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位。会议的特点是“环保主义者”。在教牧方面，主教们希望大量的弥撒出席率能够维持爱尔兰天主教会作为人民教会的地位。然而，每周一次的大型集会并不能保证属灵的活力。都柏林和全国调查都提出了关于宗教参与深度和缺乏内化信仰的基本问题。全国调查的作者得出结论说，“爱尔兰的宗教活动是靠规则和法律、社会习俗和责任感、权威和制裁的框架来维持的，而不是靠个人的思想和心灵的承诺”。主教盘算的一切都很好，但建议的实施是另一回事。

在一位与会者看来，“许多决定在从愿望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丢失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教皇领导层为 1979 年教皇访问准备的信息手册坦率地讲述了教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参考全国调查，这本小册子举例说明了弥撒出席率高和圣餐率低的不一致。它还提到了职业的急剧下降，以及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七分之一的人不再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鉴于当时一半的爱尔兰人口年龄在 25 岁以下，这一发现令人震惊。鉴于调查证据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主教们清楚地希望教皇的访问能够阻止家庭祈祷的衰落、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脱离，以及社会越来越脱离体制教会及其教会教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