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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下旬，在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墨迹未干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违背协定，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 随后，又向其他解放区大举进犯，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全面内战爆发仅一年，人民解放军就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随后发动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1949年1月10日，全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淮海战役，以全部歼灭杜聿明集团结束第三阶段。 在全国解放胜利之后，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被集中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乏黄埔一期的名将，这些人是哪些呢？他们的结局又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代名将--杜聿明 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嫡系将领中，主要以胡宗南、杜聿明最突出，官阶也最高。 与胡宗南主要获益于是蒋介石的同乡不同，杜聿明从众多黄埔学生中脱颖而出，甚至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主要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刚从黄埔毕业的杜聿明，在一众优秀的黄埔学子中显得并不突出，军旅生涯更是颠沛流离，达到人生低谷。
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密云古北口英勇抗日，广西昆仑关重创日军，远征缅北死里逃生，杜聿明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很大的展现。 先后担任国民党建立的第一支装甲兵团团长，第五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昆明防守总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等官职，官至陆军中将。 解放战争期间，他被派往各大战场，被戏称为“救火将军”。三大战役开始前，杜聿明本来已经决定去美国治病，却被蒋介石阻止了，让他带病去了辽沈战场。
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 杜聿明明知解放军是“围点打援”，但不敢违抗“校长手谕”。途中，获悉济南沦陷，王耀武被俘，杜才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徐蚌会战时，黄百韬兵团被歼灭。
当时，杜聿明深知已经丧失了作战时机，并提出“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 蒋介石满口答应战略撤退，但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他停止撤退，转向蚌埠北进与李延年兵团汇合去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感到蒋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又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在永城陈官庄被解放军包围，他本人也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俘虏。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改造，是唯一身兼战犯与战俘双重身份的人。杜聿明虽是阶下囚，生活上却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 他患有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慢性疾病，饮食上的禁忌多。管理员们自己吃窝头，杜聿明却能吃到红烧鱼、烧鸡和鸡蛋等食物。 杜聿明在功德林改造期间，积极接受改造且思想转变很快，1959年，杜聿明就作为共和国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
次年周总理宴请蒙哥马利时作陪，周恩来向客人介绍杜聿明：“这位是杜聿明将军。”蒙哥马利问：“杜将军，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指指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指自己：“就剩下我一个。” 1964年11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方针、政策, 拥护全国人大常 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联络海内外的故旧亲朋, 为争取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 工作。 晚年的他与妻子一直居住在北京。即使在那段特殊时期，周总理也将他们一家保护地很好。 周总理明确指示要保障杜聿明的安全，除了正常工资照发以外，一定要保障本人极其家属的人身安全。 1981 年因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骨灰进了八宝山公墓。与“长征后卫”薛岳晚年的结局相比，杜聿明的结局已经好太多了。 陈赓小弟--宋希濂 1959年，陈赓去功德林战犯看守所接回刑满特设的宋希濂，几年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令这位前国军中将的眼神都有些凝滞，对陈赓幽幽叹息：“没想到，你又给我指了条路。”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与陈赓大将是同乡，陈年长宋四岁。黄埔建校之初，二人结伴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同时被录取。 其实在黄埔期间，陈赓还将其秘密发展成为我党一名党员，但在后来的“清共”中，宋希濂选择了退党。宋希濂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因屡立战功在黄埔同学中脱颖而出。
同杜聿明一样，宋希濂的仕途也是在抗战期间开始的。一场淞沪抗战，与日寇两度鏖战上海，粉碎了日军的中央突破计划。 战后，宋希濂因作战勇敢升为八十七师副师长，随即又升任另一支精锐部队三十六师师长，时年26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宋希濂作为王牌德械师的指挥官，随即奉命率部进入西安，准备以武力解救蒋介石。由此开始，深受蒋介石的信任。
富金山一战，宋希濂率部与日军鏖战整整10天，不仅战斗精神顽强，而且战略战术运用得当，重创日军3个精锐师团，改写了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常采取5倍于敌和日军作战，伤亡却往往是日军数倍的历史，创造了抗战时期阵地防御作战的成功战例。 蒋介石获知富金山战役战果后欣喜万分，随即向全国通令进行嘉奖，至此，宋希濂的个人军事成就至此达到巅峰。 解放战争中，宋希濂奉命留守，一路退败到川东大渡河畔被俘，而彼时蒋介石早已经逃至台湾。
宋希濂当时是中将军衔，故被人戏称“宋中将军”，其中的含义是“为国民党反动派送终”。 宋希濂被俘后，先是被关押到重庆白公馆。陈赓闻讯之后，特地从云南赶到重庆来看望他，请他吃饭并且安慰他不要胡思乱想，要好好学习改造。 在功德林期间，宋希濂认真学习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与杜聿明一样，是首批获准特赦的。1959年12月，宋希濂走出牢狱，重获新生。 陈赓再次与宋希濂相见，数年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令这位前国军中将的眼神都有些凝滞，对陈赓幽幽叹息：“没想到，你又给我指了条路。”
两年后，宋希濂娶了名门闺秀易吟先，开始了第二段感情生活。几月后，陈赓大将因病去世，追悼会上，宋希濂失声痛哭。 宋希濂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对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0年, 宋希濂前往美国探亲，随后定居纽约。 1982年, 他在纽约创立“中囯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任总顾问。1984年在华盛顿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 宋希濂担任副会长。
1987年初春，时任中国新闻社驻美国记者的麦子去拜访宋希濂。为了彻底摒弃过去，宋希濂基本上不谈论自己以往的战绩。 此次却破例谈起了他奉蒋介石之命, 杀害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经过。宋希濂说道：“我为杀害瞿秋白而悔恨终生。” 1993年2月，宋希濂因患严重肾衰竭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是这五位中活得最长久且最高寿的一位。 大逆不道—李仙洲 1947年3月21日，《解放日报》以《李仙洲等人通电反对内战》为题，刊登了19名国民党将领的通电全文。 在通电中，李仙洲尽陈发动内战之弊端，指责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并言辞恳切地希望蒋介石能停止战争、追求和平。蒋介石看到通电后大骂李仙洲“大逆不道”。 李仙洲是“山东三李”中的大李（另外两位是李延年、李玉堂）。同前面两位一样，李仙洲从黄埔毕业后，参加第两次东征、北伐战争，担任排长、连长、旅长、团长等职务。
十年间，李仙洲从排长上升成为集团军副司令，除了他出生黄埔之外，更得益于他的能力。 而且他的经历在当时黄埔出身的人看来也是一员福将，东征、北伐和抗日都幸存下来。甚至在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人相信李仙洲是一员福将。 在忻口战役期间，李仙洲有一段令人唏嘘惊叹的经历。当时李仙洲在前线视察，当时李仙洲觉得胸口被人推了一下就没在意他的卫兵也没法发现异常。
结果被军长郝梦龄在其背部发现血迹才觉察，经过提醒后才发现胸口中弹了，之后李仙洲的卫兵把他抬上担架从阵地撤下来，经过军医检查后才发现李仙洲被日军狙击手打穿了胸部。 但是李仙洲并没有出现生命危险，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1947年2月，司令官王耀武命令李仙洲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指挥三个军的兵力进攻华野解放军。
在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韩练成的推动下，李仙洲不但没有成功夹击解放军，反而自己进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王耀武对此大骂：“就算是五万头猪，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被俘后，李仙洲与陈毅元帅进行了交流会谈。交谈后，李仙洲的心情大好，也更加了解了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 在华东解放军政治部安排的被俘将级军官座谈会中，李仙洲提议发起反内战的运动，并于1947年3月21日在《解放日报》上以《李仙洲等人通电反对内战》为题，刊登了国民党19名将军签名的通电全文。
在通电中，李仙洲尽陈发动内战之弊端，指责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并言辞恳切地希望蒋介石能停止战争、追求和平。蒋介石看到通电后大骂李仙洲“大逆不道”。 李仙洲能够获得特赦，其实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名。周恩来很关注这些国军将领的改造工作，对首要战犯的情况非常了解。 经他口头指名特赦的人不在少数，而由他以文字指示形式指名特赦的只有两人，李仙洲是其中之一。周恩来和李仙洲有师生之谊。 李仙洲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李仙洲印象很深，知道他是“黄埔老大哥”。
第二批特赦时已经是1960年，周恩来考虑到李仙洲在改造中一直表现不错，而且在年龄上也不小了，便指示“一定要加上李仙洲的名字”。 1960年11月28日，李仙洲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上。在会见特赦人员时，周恩来特意让李仙洲在自己旁边坐，说道：“黄埔一期百名学生中，你和范汉杰，年龄比我还大。所以，我对你们始终是比较尊重的，印象也比较深。” 获得特赦后，李仙洲回到了山东老家，过着寻常人家欢的日子。同时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些回忆录和文章，如《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等，这些文章和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史实。 从1978年2月起，李仙洲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等职。1988年10月22日，李仙洲在济南去世，享年94岁。 黄埔第一人--范汉杰 和李仙洲一样，和前面三位相比，范汉杰在黄埔学生中的年龄是偏大的。黄埔一期生报名时，范汉杰已经在军队里呆了很多年了，快30岁的年纪使他很纠结是否报考。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的革命热情高涨，在此推动下范汉杰还是决定去。其实在黄埔一期的学员中，与范汉杰年龄的人也还是有的，但带着上校军衔入学的就只有他。 一期生的军旅生涯都是从北伐开始的。在北伐战争中，范汉杰所在被两湖人民誉为“铁军”的第四军，这支军队在北伐期间屡建奇功。
抗日战争中，范汉杰参加了淞沪会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和中条山战役，朱德总司令曾赠其“太行屏障”锦旗一面，范汉杰全军引以为荣，士气为之大振。还因其临危不惧、大胆突围，被日军称为“大胆将军”。 解放战争期间，范汉杰跟杜聿明有着相似的经历，原本打算用看病的理由不参与内战，却被蒋介石强行派去东北战场。 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孤立据点之时，范汉杰负责防守东北咽喉--锦州。如此两军必争之地使得范汉杰成为了在毛泽东“关门打狗”战略中的重点目标。1948年，范汉杰在锦州战役中被俘。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范汉杰的表现一直不错，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批被特赦，这主要原因还要追溯到 1933年的“福建事变”。 当时，蔡廷锴与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失败了。蔡蒋二人一直认为失败的原因是范汉杰的叛变告密。由此结下的梁子，使他们二人对极力反对特赦范汉杰。 但范汉杰的名字还是出现在1960年的第二批特赦名单中，这还要归功于周总理在其中的周旋。
1961年2月，周总理第一次接见特赦人员时，一见面就认出了范汉杰。大家都钦佩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好，周总理笑着说：“我在黄埔教政治课时，学生认识不少，范汉杰、曾扩情和李仙洲等都比我这个老师的年龄大。印象较深的是范汉杰是瘦而高，所以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 特赦后，范汉杰从事文史工作1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范汉杰任文史专员期间，分配在军事组负责审阅东征、北伐、抗日战争方面的稿件。 从1962年到“文化浪潮”前夕，经他审阅的稿件数十万字，他撰写并发表的亲身经历的回忆录以及文献资料也有数万字之多。 范汉杰当时虽然年事已高，对工作从不敷衍塞责，受到出版工作人员的尊敬。晚年的范汉杰偶尔会和自己的黄埔同窗聚会，总是提及和平和团结的问题。1976年，范汉杰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整。 永动机之迷--黄维 同宋希濂一样，黄维的黄埔引路人也是我党早期领导人。1924年，宋希濂在方志敏的安排下，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和陈赓等成为同班同学。 与前面四位不同，黄维早在两次东征的时候就脱颖而出了。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团长，随即到陆军大学学习。 1933年，仅29岁的黄维官至第十一师中将师长。1936年又被选派德国深造，其被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七七事变后，黄维应召回国。同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六十七师师长派往淞沪抗战罗店战区参战，取得毙日寇千余战绩。 同年，被任命为第十八军代军长，成为与陈诚等人齐名的所谓蒋介石“黄埔十二门徒”之一。 在一次会谈中，蒋介石将自己一张六寸照片赠与黄维。照片背面有蒋介石亲笔“培我军长，吾弟存念一蒋中正”。 因为黄维字“悟我”，蒋为何将其写成“培我”呢？迷惑后，黄维恍然大悟:“培我者，培养我也”。于是，黄维从此将自己的字改为“培我”。
1948年秋，淮海战役拉开大幕，黄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下辖4个军共12万人，于11月中旬赶赴徐州前线。黄维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时被解放军包围，成为俘虏。 在功德林中，黄维的顽固是出了名的，常常高声朗读《正气歌》、《石灰吟》。在改造学习中，他从不按照材料所写称呼蒋介石，而是称呼“校长”。 此外，他还借口研究永动机之由，一直拒绝接受改造。
在漫长的功德林改造生活中，黄维执迷于研制“永动机”，尽管多数科研人员告诉他这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他依然以愚公精神看材料、做实验，国家还特批资金供他研究，据说还耗费了20多万元人民币。就当时而言，这着实不算一笔小数目。 除了改造顽固之外，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违背战争条例使用了大量毒气弹，造成我方官兵极大的损伤。 故而，在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放。却也因此躲过了那段特殊时期，焉知非福。
与其他人一样，黄维被特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黄维是一个认真、耿直的人，工作态度十分端正。 政协文史资料他都会认真看并纠正错误，为了材料反驳错误的材料，还会专门去拜访相关人员。若是以前的黄维，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 1977年10月，黄维在北京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便动身南下去革命老区参观学习。
在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中，黄维发现在这些烈士里面，很多名字都是自己的故人，这使他忽然忆起自己踏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方志敏。对着随行的女儿说道：“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 在方志敏烈士墓地前，黄维看着碑上的五个字--“方志敏烈士”，黄维眼眶湿润，一时说不出话来。 黄维弯着腰，一连鞠了三个躬，随后在墓碑前站了许久，说道，“方大哥，我是黄维啊! 50年多前，是您指引我考入黄埔军校。您期望我成为一个将军，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可我……我，我对不起您啊......”
上个世纪80年代时，两岸之间的分歧大为缓和，交流日趋密切。黄维陆续续去过几次香港见台湾的昔日旧友，计划去台湾拜访，以促进两岸交流。 但世事异变，在计划未实施前，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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