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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满升、黄玉冰|流行风物:从18世纪潘趣酒碗看中西文化 ...

2023-5-1 15:08| 发布者: 夏梦飞雨| 查看: 116|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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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主持人语:陶瓷制造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和文化贡献之一。丝绸之路西端的欧洲各国对中国的向往经常因中国陶瓷而起。中西方的陶瓷贸易大力推动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本期陈婉婷的文章追溯考察了文艺 ...

主持人语:


陶瓷制造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和文化贡献之一。丝绸之路西端的欧洲各国对中国的向往经常因中国陶瓷而起。中西方的陶瓷贸易大力推动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本期陈婉婷的文章追溯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文化影响力的美第奇家族对中国陶瓷收藏和仿制的历史。邹满升、黄玉冰的文章梳理了18世纪流行于英国中间阶层社交生活中的中国外销瓷器潘趣酒碗图案和制作技术等方面中西经济、文化因素的杂糅与交融。两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陶瓷作为文化载体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美术高等院校,创办于1805年。尚爽的文章重点考察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艺术大潮兴起之时该校一批富于远见的教授所推行的顺应时代发展与美术流变的教学变革。同时指出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历史实践对今天的美术教育改革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王红媛


内容摘要:18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趣味”初步形成,中国潘趣(punch)酒碗作为该时期的特殊消费品,成为当时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消费现象。潘趣酒碗的样式、图案与绘画等信息,融合了18世纪异国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的热点与趣味。本文借此梳理“潘趣酒碗”的物质形态及其所体现的中西经济、文化元素交融,重点关注潘趣酒碗在产品样式、视觉形象由输出、仿制再到自主发挥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潘趣酒碗 中间阶级消费 功能与文化


18世纪英国所谓的“中间阶级消费趣味”形成,他们借助消费行为来模仿和挑战贵族,于是大量的印度、中国的服饰材料、食品与家居装饰品被输入到英国中下层的消费市场,一时间咖啡馆、酒馆、赌场、舞厅、公共澡堂等新兴消费场所在全英城镇快速涌现。更重要的是,开发出了许多新消费品,如印度的地毯,日本漆茶盘、银烛台,中国的瓷器、丝绸、鼻烟壶、潘趣酒碗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而潘趣酒碗因其独特的装饰图案而格外引人注目,具有政治寓意、礼仪教化、性别身份等多元的物质文化内涵。这些新颖的商品一般被专门从事特定商品贸易的巡回商人垄断,18世纪英国知名的巡回商人经营约克郡的克瑟厚呢、威尔登的玻璃器皿、诺威奇的织品、设菲尔德的餐具、斯塔福德郡的陶器等〔1〕。一时间,到这些令人兴奋的商店去购物成为一次愉快经历和有文化深度的活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8世纪英国潘趣酒碗,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时间范畴,18世纪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时期,18世纪的中国清朝(1636—1912)涉及四个年号时间(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当时的海禁政策、“一口通商”政策对潘趣酒碗的贸易影响最大。18世纪的英国汉诺威王朝(1714—1901)的统治期间,中国瓷器在西方备受欢迎,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二是地理区域维度,将英国作为广彩潘趣酒碗最大的消费国,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因此,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探讨潘趣酒碗在英国的发展与用途,及其牵涉的欧洲瓷器贸易、中西艺术交流等“跨文化”问题。


潘趣酒碗的中西元素杂糅


潘趣酒起源于印度,“最早出现在1632年的英国文献中”〔2〕。“潘趣”一词是由英文“punch”音译而来的,在印度语中是“五”的意思,即由塔菲亚酒、糖、果汁、肉桂、茶叶等五种原料调制,成为当时英国社交的必备饮品。潘趣酒碗属于盛酒器,材质有锡、玻璃、陶瓷、银等,其中陶瓷最为名贵,最早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舶来品,后来在一些广彩出口瓷器中出现了潘趣酒碗(图1),经由广州十三行出口,由东印度公司输送至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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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清广彩潘趣酒碗


潘趣酒碗具有多重属性,首先,它多用于聚会盛酒,具有生活的属性。其次,它的原材料成分复杂,工序技艺变化多端,具有工艺的属性。清人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提道,“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而后售之西商”〔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潘趣酒碗的制作过程,先由景德镇烧制瓷胎,到广州后由工匠按照西洋画法绘制各式纹样,最后销往英国。广彩潘趣酒碗所用的瓷胎,以及初期的绘制技法和指导工匠都来自景德镇,因此早期的“广彩瓷”与“景德镇瓷”十分相似,直到乾隆以后,广彩潘趣碗的风格才变得十分明显:形态精美、纹样雅致、技艺精湛,因此还具有艺术的属性,融合东方瓷器文化与西方绘画技法特征,其视觉图像在中西场域之间不停地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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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英] 乔治·纳普顿 第六男爵鲍彻·莱肖像 木板油彩 76.2×163.8厘米 1744


一、东方的器型融入西方的功能主义


潘趣酒碗在造型上主要为敞口碗,该器型始于唐,发展于宋,盛于清,与中国自古以来的饮食文化相关,其形制为足部至口缘如一道斜直线,广口深腹,小圈足。这种样式在18世纪被扩大化,最小的碗直径在26厘米左右,最大者直径超过60厘米,满足西方大型聚会的功能需求。由于潘趣酒碗的体积都比较大,使用的人数较多,不便端着碗喝酒,所以为了方便使用,一般都会配有舀酒的勺子和盛酒的杯子,舀酒勺手柄很长,通过酒勺将酒舀到高脚杯内饮用。如乔治·纳普顿的《第六男爵鲍彻·莱肖像》(1744,图2)描绘了鲍彻·莱正在一条海上服役的船上,一手捧着巨大的“潘趣碗”,一手拿着长长的酒勺。这只大瓷碗有着清康乾“广彩”瓷器的华贵特色,在碗边上题写着诗句,这种书写与绘画相结合的形式也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形式。该诗句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颂歌集》,意思是“在适合的时机表现得很愚蠢是甜蜜的”。另外,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的绘画作品中多次出现饮用潘趣酒的场景,《午夜现代谈话》(图3)和《摩登的午夜聚会》(图4)中明显可见潘趣酒碗的形态,画中描绘十个绅士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饮酒谈天的情形,圆桌中间有一只巨大的酒碗。从两幅画可以看出,这种用大碗分享美酒的做法在当时英国酒会中是很常见的。从流传到后世的潘趣酒碗容量来看,5升左右的酒水差不多能够满足十人左右的需求。由此可见,画作中的酒水应该就是潘趣酒,大碗分酒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再加上,碗类器型的结构相对简单,并且潘趣碗体型硕大,碗的外壁也提供了很大的设计绘画空间,便于绘制画片,适合灵活定制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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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英] 威廉·贺加斯 午夜现代谈话 布面油彩 76.2×163.8厘米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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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英] 威廉·贺加斯 摩登的午夜聚会 布面油彩 76.2×163.8厘米 1732


中国传统敞口碗的样式经过西方的运输与使用得以改良,一是以套系的概念出现,二是为了方便使用替换了部分材质。1760年至1810年间,为了充分发掘贸易利润,潘趣酒碗需要经历长期的运输过程,但全瓷质的酒碗、酒勺属于易碎材质,也经不起在聚会上的频繁使用,因此,大多数的瓷质酒勺都在勺体和手柄的连接处设计了一个插槽或扭槽,以便使用的时候可以安上银质、木质或象牙质的手柄。另外,与潘趣酒碗配套使用的酒杯通常是细长的高脚杯,而这些酒杯其实都是模仿了17世纪末英国的玻璃制品的造型。


二、东方的艺术形式融入西方的绘画表现


纹饰是一种特殊语言,通过它可再现当时社会的生活情景和审美爱好,传播时代文化。因为潘趣酒碗的体量较大,能够充分表现瓷上绘画,适合复杂场景和情景故事的表现。据各大博物馆入藏的潘趣碗数据来看,其主题纹饰可分为人物纹、动植物纹、狩猎纹、神话故事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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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清乾隆广彩人物纹潘趣碗


一是潘趣碗中的人物纹样表现出悠闲、愉悦的庭院生活,主要分中式人物纹、西洋式人物纹,其中中式人物主要以“满大人”(“mandarin”音译,清朝官员之意)、仕女等清代宫廷贵族形象绘制,流行于雍正至嘉庆时期,乾隆时期最盛,画面上的人物或赏花,或聊天,神态各异,画面营造出热闹、和谐、富足的官宦家庭氛围,这些场景或写实或想象,也可能是起稿的画匠对美好愿景的表达。如清广彩人物纹潘趣碗(图5),碗壁绘通景式人物山水图,色彩艳丽,白釉明净。外壁以粉彩描绘亭台水榭、仕女与婴童,呈现出明显的东方人物生活的场景。二是潘趣碗的动植物纹样具有西方立体感倾向,其绘画风格多受西洋油画和铜版画的影响,运用透视技法和版画技巧,以交叉的线条描绘表现明暗关系,塑造花卉植物的立体感,这种表现方式偏离中国传统的平面勾线画法。三是潘趣酒碗上的狩猎纹样、神话故事纹样的西方风格化明显。如清广彩锦地开光西洋人物狩猎纹潘趣碗(图6),描绘的是贵族骑马的活动场景,展现特权阶层的舞台。反映出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西洋人物狩猎图描绘的是西方贵族阶级常见的娱乐活动之一,展现特权阶层的生活面貌。四是潘趣酒碗上综合化的场景纹样。广彩瓷器上最具特点的是出现十三行场景纹饰图案(图7),在十三行图案中,常绘有六面或七面国旗,都是欧洲国家的国旗,比如英国国旗、荷兰国旗等。这种绘有“十三行”图案的大碗流行于1765—1795年,通常是中国人先买下来,再卖给外国人。而在西方,这样的中国瓷器成为贵族用来炫耀社会地位的一个表现。因此,总的来看,潘趣酒碗纹样的中西交融体现出以下三个规律:其一,就西方而言,大量出现“满大人”的人物装饰纹样满足了他们对东方主题的想象。潘趣酒碗纹样中多为着清装的男子与着明装的女子在一起的庭院生活场景,以休闲、愉悦、欢快为主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瓷器是当时代表中国元素的最主要的载体。其二,中国元素在潘趣酒碗上的夸张改造或重新组合,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混杂及想象,形成了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充满了随意性的特性。实际是脱离了真实的中国社会形象,演变成欧洲人眼中代表中国的象征性符号。休·昂纳(Hugh Honour,1927—2016)的《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提及,中国是虚构的大陆,是神州幻象,让整个东方乃至西方的元素杂糅进来。其三,18世纪的西方是洛可可风尚风靡之时,人们追求享乐、轻松、休闲的生活方式,东方主题与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结合既显得时尚,又符合当时的思想。法国宫廷一旦摆脱了路易十四的严苛统治,贵族们回到巴黎,沉浸在轻松享受的氛围中,因此也展现出一种更自由、更活跃的巴黎城市趣味,与凡尔赛的“高雅趣味”十分相符。〔4〕潘趣酒碗作为当时文化艺术交流的主要载体之一,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一些富有装饰性和异域风情的元素,以寄托法国人对“极乐世界”的幻想及其猎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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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清广彩锦地开光西洋人物狩猎纹潘趣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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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清广彩十三行场景纹饰潘趣碗


三、东方的工艺技法融入西方的自主创新


18世纪的潘趣酒碗在生产流通时,其原材料、成型和烧制都呈现出中国化的特征,但纹样却更倾向于西洋风格,多以在中国装饰的欧洲纹样为主。这也意味着瓷胎制作者、画匠可能有着不同的分工倾向,一件作品也经由中西方多人合作而成,甚至出现定制瓷器的现象。


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于1769年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记录了当时定制瓷加工作坊的繁忙景象:“我们看到了瓷器制作不同的最后工序。在一间长廊里,有百余号人在忙着绘画或完成瓷器上的各种图案,有些部分由非常年长的男性负责,还有一些由小孩,甚至六七岁的儿童完成。”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委派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访华,使团中负责财务的主计员约翰·巴罗记录下了此行的见闻及观感。他参观了中国的陶瓷厂,批评中国工匠的绘画不懂明暗对照法,谬误百出,记述道:“陶瓷厂把大量全素的瓷器运往广东,购买者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样式上色。据观察,他们绘的自然物体,往往是不正确的。例如,一株树上的花朵长在另一株的柄上,树叶则长在第三株上。因为他们依据的样本有缺点,或者他们能够改变,但他们发现外国人更需要自然物体画,就对所要求的画题十分注意。我们发现临摹者不仅画出一朵花的花瓣,还画出叶子,及其柄上的棘刺或斑点。他们甚至计算一条鱼有多少片鳞片,但他们不能如实地模仿自然界的华丽色彩,缺乏适当明暗对照法产生的效果,输往广东的欧洲彩色版画被如实地复制。但这样做时,他们没有对自己的画进行思考,会将原有的或意外的缺点和瑕疵也画下来。所以他们仅仅是忠实的临摹者,没有感受到摆在他们面前的艺术品的魅力或美丽。”〔5〕


根据上述西方人对中国瓷器加工厂的考察与记录,发现潘趣酒碗的工艺技法经历了中国输出到西方改进的过程。具体如下:早期的潘趣碗多为中国工匠一体化的设计与制作,主要是中国的人物题材纹饰,或者仕女图等中国传统图案,作为“外销品”出口英国,最开始的时候瓷器的纹样还保留着中国风格,但后来发现这些瓷器装饰不完全符合消费群体的喜好,就开始使用“二次”工艺,即在原有的装饰上附加英国本土化的元素,〔6〕从而一步地构筑成理想的“中国风”。


英国人将中国瓷器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定制瓷器。随着潘趣酒碗的流行,其设计主题也会随着西方的风格而调整,大多外销瓷器物都是在1750年前后烧制的,英国人在定制中国瓷器的过程中,会提供一些有英国风味的造型、图案、文字给中国瓷器作坊,中国画工按照他们的要求绘制瓷器。由于中西绘画理念、技法的不同,他们在收到“式样奇巧、岁无定样”的西洋绘画样品后,往往无法完全理解样品的内容与文化背景知识,因而所绘就的瓷器图案也就难免出现错误,这就导致了潘趣酒碗的纹样设计与技艺表现存在差异。如清乾隆广彩开窗希腊神话潘趣碗,该酒碗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均体现了中国工匠在逐步接受欧洲文化,但是细看图中的这幅画,可以发现神仙的肋骨的位置被画在了后背上,胸部和膝盖成了挂在躯体上的黑色圆圈,长袍的皱褶也画得僵硬,由于西洋画中的色彩变化和透视感与中国画不同,因此该类纹饰图案就缺乏美感,这也体现出中国画工对西方人物形象表现的局限性。但是中国画工还在不断地摸索、实践,并逐渐认识到西洋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在艺术形式表现上的区别,因此,中国外销瓷中描绘这种主题纹饰的作品创作时间不同,品质也不尽相同。


18世纪中后期的纹样绘制会由部分西洋画工参与。广彩潘趣酒碗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外销瓷器,早期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要求来样定制,融合了中国技法和西方的式样。随着市场的扩展,潘趣酒碗定制的数量日益增多,样稿中西洋画法逐步与中国传统瓷器的彩绘方法相融合。为了便于接受西方商人的直接监督和指导,避免和减少差错,许多西洋画工直接参与进来,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而造成潘趣酒碗纹样设计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


潘趣酒碗在中西贸易上的交流互动


清代雍乾时期,我国古代的制瓷业达到历史的高峰。与之相适应,明清陶瓷的输出贸易也空前繁荣,进一步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除了描述来自中国的新奇物品外,还可以指受中国艺术品影响的欧洲艺术风格,以及体现中国情趣的各类活动。〔7〕中国陶瓷的输出,主要以民窑产品为主,官窑产品的输出则是作为对外国“入贡”而回赠的礼品,这时期输出的陶瓷,相当数量是应对方要求制作的订单产品。有一些西方国家还出现专门经销和承接委托定制中国陶瓷的店铺,因为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输入中国的潘趣酒碗,还有与此相关的人才技术引进和情报搜集等资源。中国陶瓷在输出的同时,也从国外获得了一定的艺术借鉴和物质帮助。


从18世纪开始,英国在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便开始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1669年,英国进口的中国瓷器价值总额仅为10英镑,到1693年则增至6275英镑,短短25年左右翻了六百多倍。172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销往英国的中国瓷器达2500万至3000万件。这样的增势其实与来自荷兰的玛丽女王息息相关,由于女王对瓷器的青睐,引起上层社会的跟风效仿。1983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奇在中国南海发现了一艘17世纪的沉船,当时船上装有6万多件瓷器,1735年,英国“格拉富图”号与“哈雷孙”号两艘货船更是运载了24万件瓷器,来自欧洲的瓷器订单促进了清代外销瓷的发展。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英国人视瓷器为珍宝,他们大量的收藏和使用中国瓷器,成为中上阶层消费流行的一种风气,甚至中等阶层也想方设法购买中国瓷器,因此潘趣酒碗的消费群体十分广泛。


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据1774年英国出版的《伦敦指南》介绍,当时仅伦敦一地至少就有这样的商号52家。为了给中外客商和消费者提供选货便利,一些商家还采取预付定金的方式预约,窑主也往往预收付款,专门为输出国定制成套瓷器。


18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彩料进入中国,导致珐琅彩、粉彩、墨彩、广彩、青花加彩等瓷器的流行。中国陶瓷传统装饰之一的粉彩,就是在清代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西洋传入的珐琅彩的直接影响下创制的釉上彩新品种,早期的珐琅彩料均为进口的珐琅料,直到雍正六年(1728)以后才逐渐为国产料所取代。彩瓷成为当时中国出口瓷器中最畅销的品种,也使得西方的透视画法开始和中国传统画法相结合。


18世纪“瓷器热”在英国广泛流行,潘趣酒碗的大量生产和需求与私人聚会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也与英国人饮酒、饮茶、喝咖啡等生活社交方式有关。潘趣酒碗起到了分享与情感沟通的作用,还成为中西艺术交融共享的容器,是一种开放民主的社交礼仪活动的载体。饮酒可以让人得以放松及防止坏血病的需要,潘趣酒迅速在东印度的海员中流行开来,并传播到英国,英国人本身热衷于酒的现状再加上新鲜的口感,使人们对潘趣酒的热情甚至变成一种风靡一时的社会现象。“用大碗共享的瓷器餐具,特别能让容易冲动的人们坐下来协商,划清彼此界限而又能彼此交流”,成为文明的标志之一。由于潘趣酒的流行,英国当时还出现了专门卖潘趣酒和咖啡的酒吧,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伦敦咖啡屋与潘趣酒馆(London Coffee and Punch House,现为Carter Lane Coffee)。


潘趣酒碗是高贵和财富的象征,区分不同的阶层。罗伯特·钱伯斯《时代之书:与之相关的流行风物杂集》中曾提到:威廉国王的政治家、军人和团体领袖都沉醉在潘趣酒中。从实物角度看,如清代广彩锦地开光西洋人物狩猎纹潘趣碗(图6),狩猎一直被看作王室和贵族独揽的娱乐活动,该碗内外壁绘有身着便装的西洋人物带着随行的猎犬奔腾在树林、山川之间,也可以推断该碗反映了当时贵族日常的生活状况,为上流阶层所使用。从绘画角度看,潘趣酒碗的使用场景为社交场合或活动聚会,人群大多为男性群体,饮宴的绅士们都不约而同地佩戴白色卷毛假发,身穿公爵服,脚穿皮鞋,这些装束是英国贵族男性的标配。从经济角度看,18世纪的潘趣酒碗在中国的收购价约为4英镑一只,加上航运中的损耗、关税和利润,出口到英国的价格则更高。从资料显示来看,当时英国普通职员的薪资水平约为每月6英镑,从收入与支出差异可以看出潘趣酒碗的消费对象多为中高阶层的人群。1785年,美国商人购买潘趣酒碗的价格是5.5美元,而现在的潘趣酒碗的价格更是高达4万至10万美元。因此18世纪的潘趣酒碗是上流社会才会使用的器皿。


英国人从潘趣酒碗的彩绘中领略到中国瓷器的传统配色以及生活情景,让他们对东方的艺术元素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而对于中国瓷器匠人而言,在制作潘趣酒碗的过程中,通过大量的仿制和临摹,接触到了西洋画的技法和风格,对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中外陶瓷艺术交流的角度来看,潘趣酒碗呈现出的多样的物质文化,不仅丰富了陶瓷艺术的器型与装饰,还促进了不同艺术理念的互通。从中西文化语境的层面上看,用中国白瓷胚装饰西方绘画的定制瓷,实际上是将中国瓷器作为一个基础的文化载体,用西方文化对其进行填充,这种生产制作模式其实与肯尼斯·伯克所言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相似,也可以说是扮演了一种文化使者的角色,将英国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带到瓷器生产国,又依托瓷器这一载体得以流传并长期得以保存。从横向看,潘趣酒碗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体;从纵向看,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特定时代的重要文化信息。


结语


潘趣碗与其他在欧洲流行风物相比,实际上是承载了一种流行的、多元化的社会时尚现象。潘趣酒碗的材质有陶瓷、银等,调配方式有威士忌潘趣、朗姆潘趣、无酒精潘趣、水果潘趣酒等,纹样有生活史、狩猎事件、家族史、城市史,被建构出一种带有“叙事性”或“长卷式”的图像样式,图现了各种来自定制者的主观想象。不仅如此,潘趣酒碗还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附加价值,如身份、性别、地位、使用场合等。因此,本文通过对18世纪潘趣酒碗的视觉分析,发现其所呈现的器物造型、装饰纹样、材料技艺等方面都说明它是中西文化杂糅过程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生活、艺术审美、政治经济的热点动态息息相关。对英国人而言,潘趣酒碗上描绘的内容题材多反映社会流行的中西方“真实”的生活场景,从中可以窥见各种阶层形色人物的生活状态,可谓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图像资料。


注释:


〔1〕李新宽《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2〕程存洁《发现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3〕万钩《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4〕[匈牙利] 阿诺尔德·豪泽尔著,黄燎宇译《艺术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79页。


〔5〕[英] 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何高济著,何敏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13—314页。


〔6〕[法] 柯蒂埃著,唐玉清译《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7〕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邹满升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黄玉冰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设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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