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4）

“求合作、不争斗”的决定使得人类开始与亲友之外的群体进行合作。一开始，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后来演变成了通过有形的藏品交换债务。现在，我们已经把许多和金融债务相关的工作外包给了社会机构，让它们帮我们记录谁欠了谁什么东西，帮我们分辨谁是可以放心交易的对象。现如今，贸易简单了许多，但是交易使用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集体信念来引导贸易往来。然而，用收藏品对生物上无用（即不能养活我们）的材料进行估价、完成交易，可能是人类在观念和信仰上实现的最大飞跃。

第十一章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切尔卡瑟州位于乌克兰中部，两条河流在该州的一个村庄附近交汇。1965年，村里的一位农民正在挖地下室。挖着挖着，他感觉自己的铁锹碰上了一个十分坚硬的东西，根本挖不动。定睛一看，原来这个障碍物是猛犸象巨大的下颚骨。农民试图把下颚骨挖出来，但却发现，它与另一具猛犸象的下颚骨交错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的农民找来了有关专家。后来，专家们在这里挖掘出了150具猛犸象的骨头，它们相互交错，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4座宏伟的建筑。这些建筑大约在20 000年前建成，当时木材十分稀少，人们也很难找到可容身的洞穴。

这4座建筑的建造者是一个吃苦耐劳的狩猎采集部落。生活在艰苦的北寒之地，他们在建造过程中克服了坚硬的冰层、暴风雪等险恶的自然条件，成功建造了这4座规模宏大的绝美建筑。如今，这些建筑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人类世界最早出现建筑的证明。

这4座建筑构造复杂，需要精良巧妙的设计和施工才能建设完成。每座建筑的地基宽约4米，由一个完整的猛犸象下颚骨倒置而成，十分坚实；门廊和屋顶则由大约36根巨大的象牙做支撑，有些象牙甚至还连着头骨；不同长度的象牙用一个象牙制成的空管连接在一起。如此一来，房屋会异常结实。框架建成后，人们在外边覆上一层兽皮。直到19世纪，西伯利亚沿海的猎人还在使用类似的方法建造棚屋，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鲸鱼的皮和骨头。

每一座这样的建筑都需要整个猛犸象群的骨头才能搭建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猎杀了整个象群，因为一些象骨上明显有食肉动物啃咬过的痕迹。即便如此，要想将100多千克的头骨运送至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显然，这几座建筑对它们所属的族群来说举足轻重，所以族群才会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细致规划，利用大批人力建造它。猛犸象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材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尺寸巨大，而且有证据表明，它和现在的象牙一样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

这些建筑内部宝藏颇多，令人着迷，有来自500千米之外的琥珀饰品和贝壳类化石，还有来自一面赭色鼓的碎片。这面鼓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鼓身由猛犸象的头骨做成，鼓槌由动物身上的长骨制成。从鼓的磨损情况能看出，它大概被用于仪式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中。专家们还在这里挖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它刻在猛犸象的獠牙上。这张地图不仅从俯视的角度绘制了房屋本身的位置，还标注了附近河流的相对位置，房屋周围或许是一片森林。房屋对居住者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为人们在旷野中开辟了一处家园。

人们用猛犸象骨建造房屋，起初是为了抵御寒冷和狂风。这些骨屋是文化适应的一种表现，让从热带进化而来的类人猿可以在严酷的极寒环境中生存下来。人们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建造骨屋。建成之后，每个屋子至多可容纳100人。它们的外观、规模和设计给考古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古学家指出，这些建筑还有一定的宗教或社会意义。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骨屋，它们往往四五个聚在一起，形成小“村落”。这些骨屋的建造者，要么是之前提到的那4座骨屋的建造者，要么是其他部落中学会了这种建造技术的人。再往西走，这种过分坚实的建筑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西边的山洞和周围凸起的岩石能为人类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

人类利用美来形成个人和族群的身份特征，随后赋予物体以价值和意义。人类也用美设计和定义环境。首先，我们寄情于自然界中的地理结构，比如一座山峰、一处洞穴，然后我们创造出纪念碑和固定居所，以托付我们的情感。人类既是建造者也是创造者，建造了各类象征性建筑、家宅和花园，给这些建筑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得材料，重新打造这些材料，精心设计各类建筑，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由此，人类便改变了自己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存方式。我们还利用与其他物种全然不同的合作方式，在世界各地搭建起紧密的人际网络，交换彼此的基因、技术和行为方式，实现真正的人际网络全球化。

建一个“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人们在法国西南部的布吕尼屈厄洞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在17.6万年前留下的建筑——环形矮墙。矮墙位于洞穴深处，由石笋碎片精心堆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由人类全新设计的建筑物。它们可能是洞穴内部的隔断，以此在洞穴中打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根据洞穴里用火的痕迹判断，这些矮墙也可能用于举行仪式或有其他用处。建造住处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会对天然形成的洞穴及其内部的岩石进行一番装饰，还会利用手头的资源建造自己的住处。在洞穴遗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木制隔断和单坡棚顶建筑残骸，其作用很可能是隔绝寒冷和潮湿。他们还发现了人类祖先用穴狮的皮做棚顶的证据。

我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部落四处流浪、居无定所，或者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狩猎采集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居所，多则可能几代人都定居在一个地方，少则几个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此期间，他们的居住地还是举办节日宴会和宗教仪式的地方，同时也是贸易往来的中心。早期的住所都是营帐的样子，多由棕榈树、普通的木材或竹子等植物制成。在西欧，研究人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远古时期半固定式露天营地遗迹。这些营地似乎是规模较小的猎人族群在夏天时的歇脚地。这些猎人会在冬天时加入更大的族群，共同生活在洞穴中避寒。法国的塞纳河畔有一处名为潘色旺的营地遗址，其历史可追溯到约15 000年前。研究人员对这个营地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成果颇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5顶用驯鹿鹿皮做的帐篷，小规模的猎人族群会在夏天使用这种帐篷。虽然帐篷的地基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工匠们在帐篷内敲砸的燧石却得以保留，根据燧石的外观可以推测出帐篷的部分外观形状。

洞穴等固定式建筑曾是人类祖先上万年以来的家园，展现了人类丰富多彩的半定居式生活。洞穴中藏有丰富的艺术作品，包括尼安德特人于65 000年前留下的绘画作品和绘制图案时用到的模板，以及苏拉威西岛上的人类于35 000多年前绘制的栩栩如生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之繁多、内容之详尽让人惊讶不已。从苏拉威西岛手印的大小判断，这些作品可能大多出自女性之手，它们让洞穴内部变得十分美丽。在把“房子”转化为“家”的过程中，人类采伐树木，围捕大型动物，不断地改造周围的环境，最后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工景观。人类会在心理和生理上对“家”这个环境产生反应。在家时，我们会感到安心舒适。从外面回家后，人体的肾上腺素水平、葡萄糖耐性、新陈代谢和呼吸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家用微妙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刺激和影响着人类的睡眠模式、脂肪沉积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生理情况。

我们的祖先曾围着篝火讲述了诸多故事，大家因故事而凝聚在一起，相互合作，共同面对生存挑战。其中一类故事是关于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故事。它们通常和祖先有关，给天空、岩石、湖泊和山川等自然界中的标志性景象赋予精神力量。直到现在，万物有灵论文化依旧崇拜自然界重要的地标，并从中汲取力量。长期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族群仍然追随着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他们相信形状奇怪的岩石、完美的锥形火山或者漂亮的动物（比如美洲豹）蕴藏的神秘力量。一旦这些物体被赋予的意义为族群接受，人们就会将它们作为装饰元素，用于各类仪式中，如澳大利亚原住民会在乌鲁鲁巨石（俗称艾尔斯岩石）一带的岩壁上作画或是穿上有美洲豹元素的衣服。

后来，人类就开始建造自己的纪念碑。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将人（及其文化符号）与自然区分开来。哥贝可利山丘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当地人称其为大腹山。大约12 000年前，曾有一个狩猎采集族群生活于此，并建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巨石建筑。数量众多、体积庞大的石柱排列为圆环形状，矗立在山丘之上。这些石柱高约5米，顶部呈长方形，远看像T字形。石柱大多经过精细的雕琢，刻着造型生动逼真的秃鹫、狐狸、狮子和蝎子等图案。石柱上雕刻的每一种动物都有重要的文化内涵，这些用于装饰的石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里，美不再是私人拥有且可以交易的收藏品，而是变成了某个集体共同拥有、可以团结族群的人造地标，抑或某个埋葬已逝之人的地方。

由于过度农垦和气候变化，现在哥贝可利山丘附近的土地已变成一片荒芜贫瘠的褐土。可这里曾经也是富庶的人间天堂，人们追随动物的脚步，不远万里从黎凡特和非洲迁徙到此。当时，这里绿意盈盈，种植着野生大麦和小麦，潺潺的河水吸引了大鹅和候鸟，水果树、坚果树比比皆是，食草动物成群结队聚集于此。

山丘上平均每根都重达7吨的石柱绝不是由一群漫步于此的人临时起意信手开凿和建造的。它们是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以前所未有的合作规模，努力了几个世纪的结果。石柱上的诸多装饰元素让这个工程充满象征意义。工程庞大的规模，意味着这个工程需要上百人一起完成，而这些人要由某个族群提供集体食宿。后来，随着石柱修建的规模逐渐扩大，声名远播之下，越来越多的游牧部落加入建设中。有的部落则将这里视为圣地，来这里朝圣。由此一来，哥贝可利山丘就成为朝圣者、商人和移居者寻找机会的目的地。山丘附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诸多村落，年复一年地为这里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其他资源。

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想要创造美的欲望，即创造一个巨大的象征集体意识的物体的欲望，促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永久居所的出现。定居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文化进化，因为定居生活不但影响了人类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即人际网络的形态），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部分的互动。

人类一旦永久地定居在某地，就会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人们会不断消耗最容易获取的食物，待其消耗殆尽，就只能依赖不太容易获得的食物。人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更多的准备才能找到这样的食物。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人类从游牧民转化为村民，开始圈养绵羊和山羊，开垦荒地，种植谷物和水果，同时剔除那些果实少、味道差的植物。科学家利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技术，在距离哥贝可利山丘约32千米的史前村庄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活动痕迹和最古老的家用小麦品种。这个村庄建于哥贝可利石阵形成之后的500年。

在此之后的数千年来，人们不断收集和播撒野生植物的种子，逐渐改变它们的进化方式，直到新的驯化物种产生。史前时期，人们培养出宜咀嚼、能发酵的谷物，开始酿酒，这让人类的基因得以进化——人类可以消化酒精了。酿出酒后，人们对谷物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说，有的谷物可储存在定居的村子中。储存谷物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具变革性，选择储存谷物则带来了更伟大的实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那些脂肪含量高、易脱壳的作物。正如我们祖先的祖先将狼驯化成狗一样，我们的祖先也开始驯化草。他们改变了草的基因和进化方式，使它们从随风飘散、落地生根、自然生长的物种进化成可由人用镰刀收割的物种。新的作物品种个头大、蛋白质丰富的种子，可以被碾碎制成面粉，然后烤成面包供人食用。这一过程意义重大，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泛传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和他人分享一块面包”是件大事。

人类内心对美充满渴望，并希望利用有一定意义的实物，在视觉上直观地表达自我。对美的渴望带领着人类从蛮荒的部落文明走向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进入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经历的每个历史阶段，环境人口容量都有显著提升。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从土地中可获得的卡路里是狩猎采集时代的5倍。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族群的规模较小，当时，人们每消耗完一处资源，便会离开去寻找下一个住处。随着物物交换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可以用其他地方的资源补充自己家园短缺的资源，这使得我们祖先的族群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人们在某地永久定居下来之后，很快便依赖农业生存，这让所在地的环境人口容量进一步提升。所以，尽管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数量并不多，但还是超过了他们定居之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农业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分布在全球的几大文明都独立进化出了农业文明，并迅速将其传播到其他地方。我们人为建造的世界根本离不开农业。

我们的祖先或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纪念碑了，只不过有的纪念碑还未被发掘，有的已被岁月埋没。博茨瓦纳有一处犀牛洞，距今已有7万年的历史。洞穴中有一块刻了几百个圆洞的大石板，人们会将自己精心制作的矛头在大石板前烧掉或砸烂。上文提到的哥贝可利石阵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环境不适宜大量人口生存，那么类似石阵这样的大规模工程根本无法建成。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期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非常少，仅有0.018%，或许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导致地球上的光合作用效率很低，植物长势并不喜人，植被总量只有如今的一半多。稀薄的植被无法支撑牧群长久地在一个地方生存，2万年前的游牧民族无法大规模地定居在某处，他们想从牧民发展到农民也就无从谈起。冰河时期根本无法发展农业，而只有农业才能支撑大量定居人口的发展，从而支撑哥贝可利石阵等大型建筑的建设。

约11 000年前，地球上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海水环流模式让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生态系统也随之活跃起来。在此之后3 000年的时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至0.025%，植物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这有助于土壤储存氮和水，使土壤变得肥沃。野生谷物、水果和其他对人类生存有帮助的作物得以大量生长，狩猎采集族群中的人类无须再为了食物跋山涉水，牧群也能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时间，人们所需的各类资源都有了相对稳定的供给。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合作完成大型纪念碑。就这样，人类一小步又一小步地前进，从居无定所的原始人变成城邦里的公民，变成帝国的建造者。美改变了人类和人类世界，但是美带来的文化变革只有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才有可能发生。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开始居有定所的生活后，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了进一步的环境进化。人类驯化野外动物，使其成为新的家畜，驯化野生植物，使其成为栽培植物。5 000年前，我们已经驯化了今天人类所需的各种家畜和作物。人体每天所需热量的60%仅来自3种作物：小麦、玉米和大米。这种环境——文化进化还带来了人类基因适应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谷物的营养，抵御因人口密集带来的疾病。5 000年前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非常不同，现代人的基因与5 000年前的人类也有很大不同，而且不同程度远超前者。在这5 000年里，也就是150代人的时间里，正向选择的发生率是人类以往任何一个进化阶段的100倍。人类进化之所以加速，一是因为饮食和流行病的改变，二是因为人口数量增加。现在人类体内约7%的基因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改变。

但农耕，尤其是早期的农耕，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许多人食不果腹，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野生动植物早晚会被定居下来的人类消耗殆尽，一旦作物收成不好，人类迁徙到新的牧场也会更加困难。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上有一处遗迹，其年代可追溯到8 000到9 100年前。考古发现表明，尽管当时当地人口出现显著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出生率上升），但由于他们平时饮食以淀粉为主，蛋白质含量较低，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骨感染和蛀牙。农业的扩张开始带来社会的崩塌。

农业的兴起不仅导致了健康问题的发生，而且导致社会福利发生了变化，由此出现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规模宏大的恰塔霍裕克遗址位于土耳其中部，这里曾是早期人类的定居点之一，8 000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一座城市。在这里，数百栋泥砖单人房鳞次栉比，人们从屋顶进入屋内。遗址中的种种遗迹表明，这里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社会控制力强，制度森严，禁止财富积累。不过到了6 500年前，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各家各户之间越发不平等，社会对离经叛道的成员的惩罚也越来越重。遗迹出土的头骨中，6 500年前及以后的头骨上出现了殴打痕迹，虽已愈合，但仍清晰可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性别等级开始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女性相比，男性上半身的力气更大，犁起地来更方便，而这意味着男性掌握了食物的支配权。一旦男性可以支配如此关键的资源，他们就能控制很多其他资源。1970年，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在其著作中指出，因为各个社会的农业技术不尽相同，所以女性在不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有的社会是迁徙农业，多使用锄头和挖掘棒等手持工具，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耕作，因此女性也能积极参与农耕；而有的社会则用犁翻土，这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而且犁的使用或控制拉犁的动物都需要人有很强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再加上用犁耕地无法与照看孩子兼顾，因此，犁耕农业社会中的男性会专门从事田地间的农业劳作，而女性则专门在家中做家务。久而久之，这种劳动分工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好像女性“天生”就应该待在家中做家务一样。现在，经济发展早已超越了农耕时代，但是这种社会规范还在影响女性参与就业等家庭以外的活动。非洲地区的人原先多依赖锄头或轮耕生存，中东地区的人则更习惯于用犁。研究表明，非洲地区的男女平等程度要高于中东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养牛，那里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而母系社会仅存在于舌蝇严重阻碍牲畜耕种的地方。由此可见，环境压力会影响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耕种的作物类型会影响其他社会规范。种稻子需要构造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会涉及多个农场，要求人们展开通力合作；种小麦则不需要人们展开较强的合作，因为小麦的生长更多依赖降水。于是稻米种植者会更有集体意识，而小麦种植者更具有个体意识，即所谓的“西式思维”。

不过，不论使用哪类耕种工具，随着我们的祖先逐渐择地定居，开始种植谷物（农田是每个地区生产热量最多的地方），社会规范也逐渐转向父权制。以前，女性的平均寿命不超过28岁，新生儿的死亡率高达75%。那时，为了部落的发展，女性需要不停地生养哺育孩子。由于每次迁徙只能带一个新生儿，游牧部落的人们会控制生育孩子的间隔，而农业社会中女性则每年都会生育。由于儿童也可以耕地放牧，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丈夫开始有意识地操纵妻子的生育。同时，丈夫也会监控妻子的性行为，以保证自己抚养的孩子确系己出，并在积累了一定资源后，确定他们的继承人。以往的部落还会互送女子进行联姻，这让送出去的年轻女子失去了家人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和男性亲属建立联盟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一生都不会远离部落。居有定所的农业社会导致父系战士部落逐渐占据上风，而没有形成战士阶层的平等族群则日渐式微。一旦爆发战争，男性俘虏统统被杀，而女性和儿童则成为奴隶。总而言之，女性和儿童成了男性的财产。

定居农业还带来了其他巨大的社会影响。首先，为了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如保护部落的城垛，定居农业社会更依赖非亲属间的合作。一旦人们在一片土地上种了庄稼，有了财产，他们就需要保护这片土地免遭其他部落侵害。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支撑着城市和村庄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需要挖掘灌溉渠道，修筑防御性堤坝和沟渠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此类工程的实施需要人们进行整体规划，有序组织和管理，并建立完善的等级结构和制度。如此一来，社交网络和人在其中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人类的生活。

狩猎采集时代，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生产有盈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花时间找来的东西吃不完，不但浪费食物，而且还显得十分愚蠢。但到了定居农业时代，经济生活中诞生了全新的概念——税收。税收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人口增长；完善的公共设施和不断上升的人口数量又可以增加税收。对每块田地上的作物征收税款其实很简单，因为作物的成熟时间都有规律可循，而且农作物可用于储存和交易，有时甚至还会发挥货币的作用。如果一个族群出现了税收制度且人丁兴旺，该族群就会出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会掌控国家，用作物盈余和税款收入资助基础设施、军队和城墙等的建设。

以木薯等块茎类植物为主要作物的地区不易形成城邦或国家，因为木薯等作物通常埋在地下，且收获时间不定，对这类作物征税并不容易。农业是一种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产业，一旦国家的发展依赖农业，依赖生产力水平和税收时，劳动力就会像粮食一样重要，因此精英阶层会毫不留情地管理和控制劳动力资源。当人的寿命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大幅降低时，精英阶层会选择发动战争，奴役其他部落的族人，或用“劳务抵债”的方式控制农民，以保证自己部落的劳动力充足。还有一些国家会用“关税”供养穷人，这样既能保证这部分人对国家的忠诚，又可以防止骚乱。比如，古罗马会向战败城邦征税。征收来的税款可以当作罗马贫穷市民的救济金，这样这部分市民就不用缴税。当时，罗马城有200万人，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为了避免暴徒等危险分子的出现，古罗马实施“面包与马戏”的政策，即市民可以领到免费的食物，进行免费的娱乐活动。

农业给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农业帮助人类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开始在大型项目上投入时间和精力，相信丰收和回报都会到来，尽管这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念碑是人们心中希望的具象表现，代表着一种可以让有缺点的普通人依赖的巨大力量。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我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嵌入国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其中形成统一的族群身份。

那些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是由最无可救药的一群人建成的。从常识上看，如果这群人能把建造纪念碑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养活自己，他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想法低估了建造纪念碑的意义和价值。纪念碑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合作。复活节岛上的标志性雕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小岛位于遥远的南太平洋东部，当地人称其为拉帕努伊岛，岛上有人类早期用于纪念的雕像——摩艾石像，这些石像无声地诉说着一场悲剧。复活节岛距离智利本土3 000多千米，曾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没有人类永久居住的荒地。但在1 300多年前，聪明的波利尼西亚人掌握了海洋的秘密（就像非洲中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掌握了热带草原的秘密一样），乘坐双壳独木舟，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波利尼西亚人利用自己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一系列技能，如识别不同的海浪，分析海洋上漂浮的碎片、云层形状和天气的情况，往返于新西兰和斐济之间的贸易点，甚至还能到达更远的地方。

但到了16世纪，拉帕努伊岛上的居民却失去了航海方面的技能，陷入了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不断累积的环境压力降低了农业产量，绝望之下，岛上的居民雕刻了上百座摩艾石像。在他们看来，摩艾能够庇护自己，给予自己力量，让所有人团结一心。这一次，人类为了生存，主动选择了文化进化。摩艾石像最高可达21米，上面刻有花纹。要想将石像所用的巨石从采石场运回部落，需要人们大量砍伐岛上的森林，制成圆木，方便滚动运输。但是大量伐木导致水土流失、干旱加剧，最终引发了岛上的饥荒，人口也急剧减少。部落和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他们将敌对部落的石像推倒，杀死敌人并把他们吃掉充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骂人的狠话很可能是“你妈的肉就在我的牙缝里”。也就在这时，波利尼西亚人不再崇拜摩艾石像，转而崇拜海鸟，并自称“鸟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一个文化在没有外界影响下改变了宗教信仰。春天，崇拜海鸟的岛民会举行盛大的祭祀盛典，祈求获得岛上稀缺的自然资源。拉帕伊努岛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进化带来了环境变化，而环境变化又带来了进一步的文化进化。

规模较大的族群要想继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或完善原有的社会机制。声誉机制固然重要，但声誉机制的背后还有等级结构和大族群内部的小族群。族群的规模一旦扩大，等级结构和内部小族群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依靠规模效应，更多的人就能够得到食物。与北美的农业社会相比，亚欧大陆上的农业社会更不平等，这可能是因为亚欧大陆的农业社会驯化了马和牛等大型动物充当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亚欧大陆在能源和资源上更占优势。不过，资源引发的竞争让亚欧大陆农业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族群中的等级制度已经深深融入用于凝聚人心的族群故事中，社会规范、装饰用的各类肖像又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使得挑战当权者或正统派变得越来越困难。纪念碑和符号艺术都体现了这些社会规范。掌握大量财富的人经常被视作神或是与神十分接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土地和食物，还掌控着普通人的生计。同理，穷人会被认为不够虔诚、不够善良、不够负责。贫穷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还要对慷慨施舍的富人表达感谢。

现在，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下的印度社会规矩森严，通过印度人基因组中表现出来的近亲繁殖便可见一斑。虽然印度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影响在印度依然根深蒂固。英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职业和收入。当父母将孩子送进精英学校时，他们支付的不只是高昂的学费，还有社会选择的成本。精英学校可以被视为精英网络中心，这些孩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将来会担任政商界领袖或影响社会发展的意见领袖，他们会一直处于社会层级的顶端。社会层级的另一端就是底层阶级，他们地位低下、为人不齿。法国也存在这样的等级制度，卡果人处于社会的最低等级，上百年来，他们只能聚居在破败的贫民窟。

人类天生想要公平，所以在规模较大的族群中，人们总觉得存在不平等。忙碌的工蜂并不渴望成为雄蜂或蜂后，而人类却总是渴望在生活中获得美丽、幸福、价值，最好还能有权力。人类群体中，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百万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防止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反抗。孔子通过研究个人价值和自我表达，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幸福的社会。他认为，管理社会就像管理一个大家族，每个人都应该在其位、谋其事。王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的，且要通过父系传承；社会治理无须用恐吓威胁的方式进行，而是为政以德，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信，互尊互爱。孔子还认为，人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以上这些理念可以总结为，社会中要存在一种组织，它可以控制每个人的行为和他们所属的小族群。这种实践哲学构成了世界上很多著名教育理念的基础，从苏格拉底到耶稣的观点中，我们都能看见它的影子。它还教育人们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将失控的社会拉回正轨。从集体角度来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善良让我们获得了人性。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说法都成立。

人类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狩猎采集时代转瞬即逝，随着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到来，人类先前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定居下来的人们从河床中挖取泥土建造房屋，修建排水系统，改变河道，砍伐森林，过度放牧，最后导致水土流失。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创了大规模改变环境的先河，将大片的森林、湿地和草地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农业用地，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将自然景观变为人造景观。某块地一旦被开垦为农田，土壤中的硝酸盐和磷酸盐等营养物质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且很难再生。所以，为了耕作，人们要补充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当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树木和其他植被砍倒并焚烧，焚烧后形成的草木灰烬变成肥料，用于耕种。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被称为刀耕火种，它很快就改变了欧洲的自然景观，后来人们还将自己和牲畜的粪便用作土地肥料。与此同时，人们还建造了第一个人工“洞穴”——面积巨大的长屋，可以同时容纳好几个家庭。“洞穴”如雨后春笋般在8 000年前的欧洲涌现。

人类祖先对环境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和自然界的关系。大部分的狩猎采集族群认为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下，他们进化出了对应的行为、技术和社会规范。比如，目前所知，狩猎采集族群在每年的某个时间段或在某个地区会限制人们打猎。这些社会规范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可持续的资源获取方式，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但是，一旦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不再将自己和动植物摆在平等的位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当人类不再用动物和自然构造代表神灵，而是选择用人类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和人类形象来象征神灵时，我们也改变了自然与人类的等级地位。当我们建造坚固的建筑抵挡雨雪风霜，当我们改变河道调整水流方向，我们便建造了一个与自然界越发不同的人类世界。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寒冷、没有潮湿、没有泥泞、没有危险的环境，幸运地摆脱了自然环境带来的不便。同时，我们鼓励大家去自然界中获取所需的资源，如人工改良的作物品种、可以负重的动物和其他物质资源。最近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的孩子和美国原住民梅诺米尼人的孩子与动物玩具的互动方式，探索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实验中，梅诺米尼的一位长老说，让孩子们脱离生态环境只与动物玩具玩耍是毫无意义的。研究人员遂对研究进行了调整，将孩子们放置在了一个立体的，有真实树木、草坪和岩石的环境中。研究发现，城市里的孩子在玩耍过程中会赋予动物玩具以人的属性，而梅诺米尼人的孩子则将自己想象为动物。

一旦我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世界，我们就开始认为人是独立于自然的，并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自然只有在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物品时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对自然环境和无数动物的进化轨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农业技术传播广泛，但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清楚它的传播模式。它是像货物一样被交换到了世界各地，还是随着迁徙的人类到达了世界各地呢？中间经历了什么？现在，基因分析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似乎这两种传播模式都曾发生过。在新月沃地，农业技术的传播似乎按照第一种模式进行，随着工具和黑曜石之类的收藏品在当地农民之间传播。而从DNA证据可知，在7 000—9 000年前，一小部分当地农民从安纳托利亚半岛移居到气候更加寒冷、环境更加恶劣的欧洲，将他们的线纹陶文化、全新的种子收集和播种技术、酿酒技术和畜牧业也一并带到了欧洲。当地另一部分农民从黎凡特出发，来到了东非。其中一个证据就是，目前1/3的索马里人的DNA来自以前在黎凡特地区生存的人类。

到达了欧洲的安纳托利亚农民，开始与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融合。他们将大麦和黑麦等作物带到了欧洲北部，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大麦和黑麦在中东进化了几百万年，已经习惯了干湿季的变化，但被人类带到欧洲后，它们要生长在刚刚“解冻”没多久的欧洲北部地区。也正是这些经验丰富、乐于实践的农民建造了巨石阵等气势宏伟的建筑。当时的建筑工人食用的正是在这里生产的第一批农产品，还会时不时补充些野生食物，如野猪和野牛（家养牛的祖先，现已灭绝）。

颜那亚人进入欧洲后，欧洲原先的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逐渐被强有力的新社会规范和新观念同化。新的社会规范强调财产和土地所有权，新观念则指在个人和家庭之间转移财产。这些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微小的基因差异，甚至英国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份精细的英国人DNA图谱显示了英国内部族群间的不同。有的族群祖祖辈辈定居一隅，在那里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有的族群祖先则可以追溯至移民英国的诸多外族人中。毫不意外，奥克尼群岛人与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存在基因差异，前者身上有十分明显的挪威维京人的基因。在英国其他地方，看似随意划分的地界两边也存在着基因差异。以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为例，936年，英格兰国王阿瑟尔斯坦用泰玛河划分了两郡边界，而几个世纪之后，两郡的人口在基因上呈现了巨大差异。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例子，北威尔士地区的人类祖先可以追溯到第一批英国居民——凯尔特人，当地文化也主要受凯尔特文化影响，但是北威尔士人与同样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基因之间并无联系。各种文化发展出来的实践技能，有时像货物一样在人们之间交换，有时被强加给他人，有时因人类的迁徙和融合而传播。人类基因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再加上古DNA、考古学、古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让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文化进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根据当地基因库的改变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国后定居在了哪些村庄。罗马人、维京人、诺曼人曾入侵英国，改变了英国的文化，但他们在英国人的DNA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口遗传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特征。遗传学家开展了一项涉及3 000人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欧洲的地理地图从二维角度能很好地反映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康沃尔人还是德文郡人之间，斯里兰卡人还是瑞典人之间，不同族群的基因之间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差异，都只是现代人类这一物种在基因遗传上的微小差异。现在，人类个体之间十分相似，至少比两只黑猩猩的相似程度高。这是因为在20多万年前，现代人类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族群出现在世界上，后来，由于建立了贸易网络，现代人类又经历了多次种群崩溃（或遗传瓶颈）和迁徙繁衍。现在，任意两个人类个体之间的DNA碱基对差异仅为0.1%，这表明，与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太多多样性。

如果我们把人类按照所处的大陆划分，那么不同大陆的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可占全人类基因差异的90%，而同一大陆的人之间的差异只占10%。原因之一就是人类之间有血缘关系，不过这种血缘关系无须从远古祖先时期寻找，在最近几代人里就能找到。要想找到我们与他人的血缘关系，无须追溯双方的族谱，也无须追溯很久远的年代。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有两位父母，4位祖父祖母，8位曾祖父曾祖母，16位高祖父高祖母。这样推算下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往前追溯40代，即大概1 00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的祖先数量就大概是1万亿，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人口总数，这是因为我们将每个人族谱中共同的祖先也算了进去。如果往前数几代人，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祖先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我们父亲叔祖母的叔祖母也可能是某人的表亲的表亲，也有可能是我们爱人的表亲的表亲。统计学家约瑟夫·张发现，在几代人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族谱就会产生关联，这是一种时间层面的“六度分隔”。

任何有欧洲血统的人都算得上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事实上，1 000年前的欧洲人中80%的人都是今天欧洲人的祖先，当然是有后代的那80%。我们最晚只需回到3 000年前，就可以找到今天地球上所有人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不仅是先知的后代，也是先哲孔子的后代，甚至还是古埃及纳芙蒂蒂王后的后代。同理可得，如果我的孩子一代代地繁衍下去，终有一天，我也会是地球上人类共同的祖先。

人类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们的基因有了相似性，基因的相似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混血儿，也意味着人类不存在不同的种族。不同人之间确实会存在基因差异，但是与文化差异的影响比起来，它们对人类行为乃至生理的影响微乎其微。通常情况下，环境、文化和基因等条件的结合会带来新物种，还会影响新物种“新”在何处。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祖先需要长时间在食物稀缺的海洋中航行，为了适应这种文化压力，他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在基因上发生了变化。现在，尽管岛国居民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出海，不会面临食物稀缺的情况，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以高热量的进口食品为主要食物，加上他们体内的基因变体，太平洋岛国居民已成为世界上最胖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极高。其实，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负责新陈代谢，但生活方式才是导致肥胖问题的元凶。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肥胖问题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影响，基因发挥的作用很小。

即便是身高这种80%都靠遗传决定的身体特征，生活在贫困地区的营养不良的人和营养良好的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战争和饥饿中长大的父母，身高通常不及他们营养良好的孩子。由于过去200年的经济增长，荷兰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20厘米。在印度，女孩和非长男的个头普遍较矮小，长男通常是一家孩子中最为高大的，这是因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长男一般会获得最好的营养。

但是，在南太平洋的平格拉普岛，基因对人类却有着巨大的影响。1780年的一场火山爆发几乎消灭了岛上所有的人，只有20人幸存了下来。这座岛屿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不鼓励与外族人通婚的社会规范，使得基因突变在人口中不断累积。现在，由于近亲繁殖，平格拉普岛上10%的人出现了基因突变，患有全色盲症，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白天，全色盲症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到了晚上，全色盲症者的夜视能力要比一般人强，这使得他们擅长夜间捕鱼，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基因能够保留并传递下去。

在狩猎采集时代，族群规模小，相对孤立，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基因和文化差异相对明显。一般来说，一旦发展了农业，先前形成的基因和文化差异就会减少，因为人们生活的村庄不断扩大，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却有些特殊，尽管当地已有农业，但是当地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仍十分明显。欧洲、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十分不同，原因很可能是这些地区先后经历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炼铜和冶铁技术的带动下，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和扩张，人们开始四处经商，并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时间一长，一个基因更相似的地域得以形成。相比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因和语言的多样性程度仍保持了颜那亚人将印欧语系和金属加工技术带到欧洲之前的水平。现在，欧洲狩猎采集时代留下的语言遗产仅剩了一种——巴斯克语。

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对人类之间的混居、经商和文化传播都有巨大的影响。亚欧大陆面积广阔，但海拔都不是很高，相同的纬度下气候条件相似，这就为同一种农业绵延数千千米打下了基础。当亚欧大陆的居民到达北美时，他们可以在北美大陆上栽种同样的作物，放养同样的牲畜，南非和澳大利亚也是同理。但是，在非洲南部和北部、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和非热带地区之间就无法这样做，而是需要改良原先的农业技术，从而适应当地的农业发展。从运输方面来说，欧洲水系发达，文化传播也更加容易。而非洲内部和南美洲虽有河流，但这些河流不适合航行，再加上山脉等其他天然屏障，文化传播受到了严重阻碍。

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是影响人类基因混合的一个更加微妙但又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具有部分可遗传性，并极受环境的影响。随着定居农业的兴起，人口逐渐密集，与人或动物密切接触就会染上的一般传染病开始在各个社群之间传播，而幸存下来的人会将抗病基因传递下去。肆虐欧洲和亚洲的瘟疫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统治，开启了人类文化的新篇章。灾难性的瘟疫和天花还留下了很有意思的“后遗症”：从这些疾病中存活下来的欧洲人后裔，体内可能携带了抵抗艾滋病毒的基因。长期的疾病肆虐还使欧洲人迅速征服了澳大利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对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和流感毫无抵抗力，这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文化版图。

与此同时，欧洲人还在试图征服非洲和亚洲雨林地区，寻找黄金、钻石和象牙等有价值的收藏品，但他们却被疟疾等当地的疾病打败了。这两个地方的人普遍能够抵抗疟疾，但他们也是遗传性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高发人群。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患者的血红蛋白为奇怪的镰刀状，寄生虫无法在这种蛋白中生存，进而无法传播疟疾。但血红蛋白的镰刀形状也让体内的血液无法运输充足的氧气，导致当地人的体质较差。山药种植为可以传播疟疾的蚊子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对于有山药种植历史的非洲人来说，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发病率较高，疟疾的致死率较低。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自己的基因。

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正在缩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不再进化，而是因为不同族群的融合程度比以往更甚。各族群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被族群之间的交往、通婚、迁徙和贸易打破。虽然各族群都严令禁止通婚，但基因证据表明，通婚一直都存在，而且马的驯化和轮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加速了族群间的通婚。比如，直到19世纪，欧洲人仍然和近亲结婚，但自行车的出现让相距较远的人们有机会通婚，从而大幅减少了近亲结婚的情况。“一战”之前，法国自行车销量达400万辆，这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人与血亲结婚的情况减少，全国人的平均身高也有了显著提升。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人类纪念碑的终极形式是城市。它是由人类一手打造起来的景观，其设计和建造表达了当地文化和人民的愿望。城市重新定义了地球的美，即使在太空中也能看到人类创造的景观。城市的建造是为了展示美、传递价值，因而牺牲了它的部分功能。城市生动形象地代表着生活在其中的市民。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险些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这一事件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当地的基督教徒失去了礼拜的地方，让宽敞的避难所化为乌有，让当地的旅游业遭受重创，但这都不足以体现这场大火的悲剧性。人类的存在既是基因遗传的结果，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历经百余年风雨的巴黎圣母院正是人类文化的见证。面对熊熊大火，悲痛的人类其实是在哀悼自己失去了组成人类这个物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火发生后，人们在短短几天里已经募集了数十万欧元用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

在将城市改造为自己居住地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加速人类的文化进化。就像丝绸之路和大西洋是思想、技术和基因交流的重要网络一样，城市在跨文化的商业往来中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城市宛如文化工厂，吸引着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到一起，推动着大家进行互动。贸易网络的逐渐形成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中。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加速了技术和创新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自从罗马人离开英国，伦敦人就失去了建造木结构的技术。但是到了13世纪，伦敦人从欧洲其他地区的商人那里重新学习了这种技术，伦敦街头因此出现了众多多层建筑，人口密度也由此上升。13世纪末期，伦敦齐普赛街出现了三层高外加小阁楼的联排别墅。

同其他社会网络一样，城市间也需要合作，联合起来的城市比孤立的城市更具影响力。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那它的创造就会提升115%。城市无法孤立地存在，城市中的商人、外交官和工匠搭建贸易网络，从其他地方带来全新的资源和思想观念，支撑着城市的发展。新思想在街道、咖啡厅、大学校园、城市机构中慢慢孕育出来，一步步走到今天。它们不但发展成了种类繁多的技术、艺术和文化实践，还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让人们在几个世纪后还能看见它们的影子。约400年前，夏阿姆·姆布尔·恩贡格担任西非库巴人的首领。这位极富魅力的领袖打造了和平的库巴王国（位于如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南部），将诸多民族部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完善、规模巨大的城邦制国家。这里有非常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民选的政府部门、陪审团、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支持。库巴王国很快就成为创新之国，繁荣富庶，以艺术作品闻名天下。19世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达这里时，他们难以相信库巴王国能自己形成这些欧洲人所熟知的政治制度。他们觉得，库巴人以前肯定和欧洲人有过接触。后来，库巴王国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其民族多样性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库巴王国留下了自己的遗产，并顽强地传到了今天，活在库巴王国后裔的DNA中。同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相比，库巴王国后裔的遗传基因更具有多样性，他们也有多个民族的特征。

公民的相对匿名性减轻了人们遵循社会规范时的声誉压力，这种匿名性再加上小群体的力量，让公民更有能力创造全新的社会规范，包括从性别差异到音乐时尚等方方面面。装饰是重塑社会规范的关键。以随处可见的陶土瓦为例，数千年以来，陶土瓦一直被用来装饰地面、墙面和屋顶。从家庭装饰到田园风光再到宗教故事，装饰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象征着一个社会在不同阶段的思想观念。由于装饰反映了社会规范，它们还可以代表（和塑造）群体身份。668年，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为了彰显国力，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在当时的首都金城，也就是如今的韩国庆州市，政府细致规划了18万间新屋的建设。新屋屋顶用昂贵的瓦片取代原先的茅草，抵抗恶劣天气和火灾。屋脊尽头的瓦片上绘有以龙为主题的各式图案，这很快成为统一新罗时代力量的象征，一直沿用至今。就这样，小小的瓦片成了国家的纪念碑。

城市是人类创造美、征服自然的愿望的最好写照。人类在美化住所、利用建筑传递意义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乌尔城的塔庙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哈尔帕音乐厅与会议中心，人类利用各类珍贵的材料以及宝贵的人力和时间，将摸索出来的生存经验用在建筑及其装饰上。建筑存在的时间往往会超越人类肉身存在的时间，甚至基因存在的时间。

人类建造城市，形成易于生存的环境，又在文化的压力下，不断改变城市的形态和人类生存的环境。城市反过来也改变了人类的身体构造、文化进化和自然界的遗传进化。为了适应城市环境，鸟类进化出了更响亮的叫声，而且为了适应人类的喂食，它们还进化出了更长的鸟喙，就连全身的羽毛都有所变化。200年前，洞穴蛾首次进入欧洲，现在它们已进化成衣蛾，其食物来源是城市家庭中的装潢陈设。人类自身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极大影响。在营养不良、人口密集的地区，疾病极易肆虐，基础设施不足也会让疾病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比如，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代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疾病以及铅等有毒金属都可以通过排水管道进入人体。如今，城市中的大气污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高发，每年造成约900万人死亡。这里有必要说明，即便文化进化产生了更先进的科技和社会制度，也使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但它并不一定能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延长大部分人的寿命。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进化十分伟大，却对其子民的健康造成了致命打击。罗马帝国占领英国期间，英国男性的平均股骨长度有所下降，而在罗马帝国撤离英国后，这一长度迅速增长。“罗马人取得的进步其实是一个茧，将自己束缚在其中，并造成了令人困惑的生态后果。”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发展和健康水平成反比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但城市的卫生条件较差，而且帝国形成的新网络传播了疾病。考古学家现在可以根据肠道蠕虫的传播路线来确认罗马帝国的扩张情况。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卫生一直是个大问题。城市生活会显著缩短市民的寿命，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好转。城市居民的死亡率奇高，只能依靠不断的外来移民才能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1861年，英国利物浦市出生的男性平均寿命为26岁，而德文郡奥克汉顿镇的男性平均寿命则为56岁。当时人们相信，保持干净最好的办法就是穿一件可以清洗的亚麻衬衫，因为人们觉得洗澡可能会染上瘟疫或其他会致死的疾病。从15世纪到19世纪末期，欧洲人在整整5个世纪里都尽量避免洗澡。但是，由于霍乱的肆虐和1858年夏天的伦敦大恶臭事件，人们开始愿意保持身体的洁净。再加上细菌理论的出现和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的投资，洗澡和保持身体洁净变得简单起来。于是，社会规范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个人是否具有魅力的标准多了“是否干净卫生”一项。保持干净卫生变得十分重要，人们发明了浴室、厕所、排污系统等一整套工业系统，用于去除人口密集地区会产生的味道，帮助人们打造干净卫生的环境。

从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转向依赖农业的城市生活，人类实现了文化转向。这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仅对一小部分精英有利，大部分人群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生态系统发生了诸多变化。贸易给西欧带去了财富和思想，但也带去了黑死病。黑死病使西欧的人口数量锐减，自然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减少后，人类的农业活动也随之减少，森林得以恢复，污染减少，平均温度也明显下降。（美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量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人口锐减，当地的平均气温也有所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黑死病导致食物产量下跌，农业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原先开放的公共土地被人圈了起来，农民有了更多的权益，甚至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这激励着农民进行创新和投资。先前，耕地都会有一段休耕期，让土地能够恢复养分，此时牲畜会来耕地上吃草。而在土地被圈起来后，农民使用作物轮耕的方法，密集耕种土地。收割完小麦等浅根系作物后，人们会种下甘蓝等深根系块茎作物，最后种下三叶草等豆科类作物，恢复土壤中的氮含量。以前，人们几乎不会考虑种植根茎类蔬菜，因为种在公共土地里的这种蔬菜很可能会被别人家的牲畜吃掉。农业技术方面，荷兰出现了可调节式无轮犁车（类似中国发明的曲辕犁），有了这种工具，一两头牛就可以耕完原先6到8头牛才能耕完的松软潮湿的土地，排出沼泽和湿地中的水分。农业总产值激增，成为世界上产值最高的生产方式，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在庞大的贸易网络中进行交易。农业产值的飙升还促进了人口增长，形成了全新的劳动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现代世界的建造。

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类仍在不断进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问题行为、哮喘等免疫系统疾病的多发，都与人类不断增大的压力有关。城市中的人也有可能产生表观遗传，即基因序列无变化，但是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如果孕妇居住在生活压力大、污染严重的城市，胎儿的大脑、新陈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并可能会代代传递下去，这就是文化—基因—环境（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除去健康风险，城市对人类还是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城市象征着人类部落的扩大，代表着金钱和文化财富带来的诸多益处。

互联网就像一座虚拟的城市，它会产生类似城市一样的文化影响，因为它能扩大人们的社交网络。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将电脑比作思想的自行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结识陌生人。一个数学模型估算出，线上人际网络大幅提升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婚率，大幅降低了离婚率（因为伴侣之间会更加契合）。在美国，自从在线约会网站出现，跨种族婚姻的发生率激增。人类大规模的迁徙、入侵、逃离、奋斗、探险、漂泊、殖民、奴隶贸易，为躲避战乱或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未来而背井离乡，再加上现在的互联网，种种因素促成了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1 000年的基因大融合。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北半球缺乏维生素D的黑人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正在向一个新的局面发展：人们肉眼可见的差别将不再影响族群内部或外部的偏见和吸引力。换句话说，基于所谓的“种族”区分人类的说法将成为无稽之谈。

动物被寻找食物和伴侣的生理冲动所支配，人类被某种意义和目的所驱动。我们可以在探索美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目的和意义，也可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找到它们，下一章将会详细讲述这个问题。

时间

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文化都是我们祖先的身体和文化不断进化的产物，而我们质疑自己的存在，想知道自己是谁，处于空间和时间的何处。我们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知晓过去、畅想未来。但我们被现实的想法——客观真理困扰着，于是我们追寻着真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试图抓住无形的时间，标记时间，甚至控制时间。我们观察、预测、估量、推理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种种谜团，以此破解未来的奥秘。如此，我们重新创造了世界，也重新创造了身处其中的自己。

第十二章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1962年，一位年轻的法国地质学家米歇尔·西弗雷选择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一个洞穴里独自待了两个月。他想要研究人类身体是否需要外界的刺激（比如阳光）来维持自然节奏，或者说，人类身体中是否存在某种计时系统。西弗雷说：“我决定像动物一样生活，不戴手表，不知道时间。”

西弗雷的实验是一场艰辛的耐力测验。他选择了一个满是冰雪的洞穴，这个洞穴和外界仅靠一条长45米的S形险峻通道连接，要想顺利通行，是很艰难的。西弗雷仅是带着所有的装备到达这个洞穴就历经风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他基本不可能获救。但这位23岁的年轻人坚持要一个人进行这项实验。第一个月，他告诉大家，不管情况如何，都不要救他。在洞中漫长的9个星期里，他一直仔细地记录着自己的生理体征、吃过的所有东西以及心理状态。在此期间，他的两位同伴一直驻扎在山体上方的洞穴入口处，并且和西弗雷保持单线电话联系。每当西弗雷起床，他就给两位同伴打电话，同伴们会记录下当时的时间。

在对昼夜毫无概念的情况下，西弗雷的身体很快调整了睡眠时间。尽管西弗雷努力在精神上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他在这个潮湿冰冷的“家”里越发痛苦不适。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道：“我的设备不够好，脚总是湿的，体温最低降到了34摄氏度。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西弗雷精神上十分孤独，肉体上饱受痛苦。他变得食欲不振，每天只吃些面包和奶酪。很快，他对自己带去的两张唱片也失去了兴趣。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宠物——在洞里抓到的一只蜘蛛。那么他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实验的第二天早上，西弗雷的时间已经比实际时间慢了两个小时。第十天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昼夜颠倒。西弗雷在日记中记录了同伴令人愉快的问好，他觉得同伴接电话时是早上，而且他们已经醒来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西弗雷是在午夜时分打的电话，而且十分规律。每次和同伴打电话的时候，西弗雷会测量自己的脉搏，在两分钟内从1数到120。然而，洞穴外的同伴发现，西弗雷的两分钟实际上持续了5分钟。

西弗雷忍耐着孤独的生活，谨慎地分配自己带的奶酪（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以便能坚持完成实验。可是按照他的计算，在距离实验结束还有24天的时候，外面的同伴突然告诉他实验结束了。两位同伴宣布两个月时间已到，他们要下去接西弗雷。这表明西弗雷在洞中对时间的估算和实际时间完全脱节。一共63天的时间，他“丢失”了1/3左右。一些他自己记录的10 ~15分钟的小憩，其实是8个小时的睡眠。因为无从知晓昼夜更替，时间对西弗雷来说变慢了。但对他的身体来说，时间没有变慢。尽管西弗雷觉得很困惑，但是他体内的DNA让他的身体在漆黑的地下保持着和地面上一样的运行时间表。

我们都是时间的产物。我们在一个空间和时间交织的宇宙中进化，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地球的运转。人类所有的细胞中都含有时钟基因，它们就像机械表里的齿轮一样，是基因表达的振荡器。这些计时器调节着我们的基因、激素、心率、大脑活动、情绪和身体机能。上午10点左右，我们的肠道最活跃；下午2点，身体的协调性最好，对疼痛的忍耐度最高；下午5点，我们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肌肉力量最强，灵活性最好，心肺功能最佳；晚上8点，我们对酒精的耐受力最强；9点，睡眠激素开始上升；凌晨两三点，我们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凌晨四五点，我们的体温达到最低值。从月经期到妊娠期，女性的身体遵从着生物钟，极具规律性。

虽然我们的身体进化出了计时能力，但我们的有意识的头脑却没有，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有意识的决策。时间的流逝和太阳系的周期影响着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人类必须进化出能跨越时间的认知工具，还要发明出能追踪时间的文化工具。只有通过掌控时间，我们才能创造出精细复杂、顺序严谨的技术以及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语言（词序和语句结构决定意义）。尽管时间是一个抽象虚构的概念，但我们的祖先学会了信仰它、操纵它，人类成了最高级的精神时空旅行者，既能回放过去的片段（即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件），又能设想未来。

目前来看，人类是唯一明白性和生育之间关系的动物。我们清楚一次性行为会在9个月之后产生结果，因此，我们能够追溯自己的亲缘关系，从而扩大我们的人际网络。人类也明白死亡的必然性——人必有一死。也许正是因为感知到时间流逝的不可逆性，再加上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知，人类有了追求生活目标的欲望。对人类来说，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渴望了解万事万物的客观真理。对于生育原因和死亡必然性的认识能够长期持续地推动人类文化进化。人类掌控了时间，这意味着人类拥有了历史，并且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文化和环境长久不断的变迁。我们能够在这种广阔深远的背景下理解生命、文化工具和实践，我们拥有了更多有价值的集体文化知识可供借鉴。

我们的身体能够进行有规律的进食和睡眠，这不仅让我们的生物循环和地球的转动联系在一起，还让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和宇宙的普遍时间始终相契合。为了将自己固定在身边的物理世界中，人类需要让自己由文化驱动的生活适应客观现实，所以我们从时间的校准开始，理性地研究时间，这让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

西弗雷的试验表明，人类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存在一个周期性循环，其时长是24小时31分钟。自此，人类开启了生物钟领域的研究。我们的身体主要依靠大脑下丘脑内部持续振荡的神经元进行自动计时。神经元通常根据阳光来校对时间，让我们的生物钟循环周期保持在24个小时。

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需要后天学习如何感知时间。婴儿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他们完全生活在自己视线范围的世界里，而且需要几个月才能明白物体具有存续性，也就是说，即使某样东西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依然存在，能够再次被看到。然而，我们确实天生就能感知时间的间隔，比如，婴儿可以分辨20秒和40秒的差别，他们甚至在出生前就能感知韵律，这能帮助他们学习语言。但是婴儿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他们无法把自己的经历和实际的事情联系起来，也无法回想过去、畅想未来。尽管刚出生的孩子有学习能力，但他们没有长期记忆，要到三四岁时才能“穿越时空”，在精神上逃避到另一个事件的情景中，想象自己遇到这件事情时的情绪。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对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或产生恐惧的情绪，有助于人类管理自己的情绪。在精神层面进行时间旅行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这一能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人类用记忆“穿越时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拥有累积性文化，能够记录我们庞大社会族群的发展历史。面对问题时，我们回忆过去，想想以往在相似情景下的解决方法，无须创新，重复以前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记忆能让我们想象未来。要想象未来，我们大脑中的预测系统需要依赖一种复杂的记忆类型，即情景记忆，这种记忆可能只有人类拥有。大部分的记忆类型都是长时间地记忆某些东西，例如学习新技能和记忆常识，记住“法国首都是巴黎”。而情景记忆能让我们回溯过去、展望未来，进入某一个特定事件，还能让我们的记忆个性化，并将自己置身于事件的场景中，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从过往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将不同的情绪线索纳入信息分析中，帮助我们在未来相似的情景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种进化而来的认知能力赋予了人类一种重要的生存优势：我们能够快速适应多种环境变化，还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比如季节性事件和食物的获得。

和语言类似，情景记忆依靠的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认知联系。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创建或回忆一个情景记忆时，大脑中会出现一个独特的活跃网络。猿类不具备这种能力，但至少在16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拥有了这个能力。古人类学家发现，当时人类使用的石质工具会被带到距离工具生产地很远的地方，这说明制作工具的人类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要使用这些工具。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提前计划的能力，因为它们无法模拟还未发生的情景，所以当食物有剩余时，即便过往的经验告诉它们自己之后会再度饥饿，它们还是会在吃饱后立即把食物丢掉。像松鼠这样会储存食物的动物依靠的是本能而非有意识的决策。

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是由思维、记忆、情绪，以及时间在某处与空间相连的想法主动创造出来的。这种对时间的生理感觉就是“思维时间”，它是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的核心。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如江河一般流逝：我们站在河流中间，身后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是模糊不定的未来。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已经表明，情绪、畏惧、年龄、孤独、体温、排斥心理和注意力都会影响我们对时间流逝速度的感知。

我们需要根据客观的真实时间来校准自己的思维时间，以便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祖先的生存活动，包括寻找居住地、狩猎、农耕和旅行，都高度依赖时令和季节，人类的文化日历就此出现。仪式、典礼和盛宴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纪念特别吉利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极度脆弱的时期，比如冬天白昼最短的时候。反过来说，为了将这些文化活动和自然时钟对应起来，时间记录就显得很重要了。

我们祖先使用的最可靠的钟表是天空中的星体。他们绘制星图，在星体的运转中寻找规律。尽管天空中的天体彻夜旋转，并随着时节循环往复，但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以地球为观测点），而且每年都以同样的顺序升起落下。人们在小石块、骨片或鹿角片上制作轻便的小月历，以便在持续数周的狩猎以及季节性的迁移等长途旅行中携带。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塔杜瓦尔河流域有一个洞穴，里面有很多壁画，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小块刻有图案的鹰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3万年前。鹰骨上有刻痕和凹痕，表示的是月亮14天盈亏变化的周期，包括运行轨道、新月和月牙。在德国阿赫河谷的一个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一件历史更为久远的文物，它是一块38 000年前的猛犸象牙板，上面刻着一个动作像猫的人类形象，这个人双手举起，双腿开立，腰间别着一把剑。专家认为这个图像符合猎户座的样子，象牙板两侧和背面有86处清晰的刻痕，可能与生育有关。

在法国拉斯科史前洞穴群中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天文地图令世人瞩目。其中包括一幅有17 000年历史的月面图，上面用圆点和正方形描绘了月球这颗地球卫星29天的完整周期变化。在这些圆点上面，还有一行圆点。这行圆点一共13个，代表弦月，也就是从昴星团在冬天升起的第1天往后算13天，这段时间通常是马的繁殖期，比较容易被人捕猎。此外，这座洞穴中记录其他重要自然现象的精美壁画中都穿插着星座图。绘制这些详尽的宇宙地图的是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测自然客观现象来理解世界。拉斯科洞穴就是一座绘满星图的史前天文馆。

考古学家们再次观察了史前洞穴中的壁画后发现，星体地图遍布欧洲，那时的人们对宇宙进行了数学和科学观测。狩猎采集族群发展出了一系列空间导航和时间记录技术，比如绘制夜空中的星体地图、用表示影子长度的折线图记录太阳的运行轨迹，从而制造出越来越精细的天文时钟。巨石阵过去可能也是一座追踪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天文台。每到夏至，巨石阵的主轴线都和日出的方向一致。建造巨石阵的人们一定是知识渊博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建筑家，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巨石的位置为何如此精确。越过爱尔兰海，在博因河谷有一座历史更悠久的墓穴——纽格莱奇墓，它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天文学的掌握程度。这座墓穴用了2 000块左右的石英石板材，这些板材是从80千米以外的地方开采然后运到墓穴这里的。大多数时候，位于地下深处的纽格莱奇墓及其20米长的通道都是漆黑一片。但每当到了冬至的日出时，一束阳光就会穿过墓穴主入口上方的一处小洞（类似于“车顶箱”），照亮墓室。这座墓穴堪称一座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它的设计师一定非常了解太阳在不同时间的角度、位置和运行情况。

这样的大型建筑是群策群力的产物。修建它们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建造者能够敏锐地感知天文现象，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精准的预测能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建造这些建筑的人认为，与他们希望获得的知识相比，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此从肯尼亚到澳大利亚，都可以见到这类建筑的踪影。

掌握天文知识是人类适应文化和环境的表现。这类知识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变幻的季节，预测在何时何地获得食物。天文观测的结果蕴含在故事和歌曲中，比如代代相传的歌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的维尔盖亚原住民中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严重的旱灾过后，饿殍遍野，一位名叫玛宾克里克的女性离开部落，为大家寻找食物。很久之后，她发现了一个蚁穴，挖出了几千个富含营养的蚂蚁幼虫，她的族人因此熬过了冬季。玛宾克里克去世之后，化作了天空中的大角星。如今，每当大角星升起，就意味着到了可以大量捕食蚂蚁幼虫的时节。

澳大利亚的其他原住民部落用故事描述日食、月食的过程，记录行星与恒星不同的运行方式，解释月亮与潮汐之间的关系。一些具体的星座，比如昴星团等，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昴星团地位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参照点：昴星团的7颗明星紧密相连，而且每年都在相同的时间升起。因此，7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吉利的数字。因为昴星团每年都会在丰收季节出现，所以在美洲，玛雅人和印加人将丰收富足与昴星团联系起来，并且建造了天文台日夜观测昴星团的动向。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祖尼人将昴星团视为“种子之星”，因为昴星团出现的时候正是播种的时节。北非的柏柏尔人认为昴星团的出现标志着季节的冷热交替。古希腊人则认为昴星团出现时，他们就可以出海，在地中海上安全地航行。

天文学在航海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生理机制，利用月光或磁场感应在大海中遨游而不迷失方向，而人类在海上的航行则几乎完全依靠我们在文化层面进化出的一种能力——在大脑中绘制地图的能力。这些地图根据地理景观的细节和天空中星体的运动轨迹绘制而成，可能会蕴藏在故事中，通过故事进行传播。波利尼西亚人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技能，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个“星星罗盘”，可以记忆大约220颗星星的运动轨迹。他们能记住星星的升降顺序，并且记录星星的运动速度、方向和时间。这种能力让波利尼西亚人成为专业的水手，他们在夜晚绘制出星路图，根据星路图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以自然周期和自然事件为基准，我们可以校准自己的神经时钟，还可以观测和预测事件模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过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探索整个星球，进行短期旅行。时间给了我们祖先一个参考网格，一种标记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语言，这种语言切实有用：它允许我们相见，讨论过去，计划未来。这样一来，我们对时间的利用降低了生活中的熵值，即减轻了生活的混乱程度，降低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还能减少生活中能量的消耗。例如，我们离开生物丰富的热带地区、进入有季节变化的高纬度地区，这时我们需要储备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时期，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下来。许多动物通过基因进化获得储备食物的能力，但对于人类来说，文化进化让我们能够更快地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我们的时间概念逐渐进化，帮助我们组织建设社会群体。我们对于时间概念的使用并不依赖主观意识，而是依赖各个部落间达成一致的客观规范，这些规范都有可衡量的标准。随着社群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人类需要越来越精确的日历，时间设定也成为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在各种文化中，天文专家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受到高度追捧。人们称颂他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例如成功预测丰收的到来，类似的称颂后来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天文专家通常被视为魔法师一般的存在，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改变未来。

与此同时，时间标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千年以来，就一天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一年有几个月，一天有几个小时这些问题，人们几乎从未达成一致。天体周期的问题在于，月运周期的天数和一年中月运周期的次数都不是漂亮的整数，甚至都不是整数。如果以月运周期计算，一个月有29.5306天，一个太阳年平均天数为365.2422天，两者相除就得到了一年有12.3683个月，显然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满意。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竭尽所能解决时间的计算问题，希望能制作出一份方便普通大众、神职人员和政府员工使用的日历，而且这份日历要能精准地标注一年的时间。

古罗马人把新年日期从3月移至1月，之后，其他历法也模仿了这一改动，比如英国在1752年将1月1日定为新年，但也仅使用了一年。在耶稣受难4个世纪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古罗马帝国重置了历法。他们估算出耶稣生日的日期，并据此设定日历（因为当时还没有数字0的概念，所以公元1世纪紧跟在公元前1世纪之后）。时间是相对的，却被视作一种可以量化的资源：1752年9月2日，英格兰宣布，为了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保持一致，英格兰将会更新历法。新历法中，即将到来的9月3日将变为9月14日。因为调整历法而“丢失”的日子，伦敦和英国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曾经爆发过骚乱。现在，全球普遍使用格里高利历。然而，不同社会中，每个月包含的星期数也不尽相同，比如1792年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尝试过1星期10天的历法。

在体验和精准测量同一客观天体时间的同时，人类也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解析社会时间，这是一件颇具启发性的事情。这说明，虽然我们的知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丰富，但我们阐释和使用信息的方式依旧取决于文化规范和社会政治需求。儒略历由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创立，罗马人自公元前45年就开始使用这一历法。它标志着欧洲人的时间观念从周期性转变为线性。这个转变意义深远，自此开始，时间的测量开始与天体周期分离开来，并且为数学等其他抽象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将时间概念应用于生活的是古罗马人，应用方式和现在西方工业社会一样。当时，日晷已经非常精密复杂，而且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场合都能见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普劳图斯曾经这样咒骂过：“天知道是谁在这里放了日晷，把我的日子分成一块一块！”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能列出13种不同的日晷。

然而，因为日晷只在日升月起之间工作，所以日晷所指示的小时时长会因季节不同而不同。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巴比伦人1天24小时的时间制度。古巴比伦人使用的是60进制，和如今使用的10进制相比，60进制的数字可以被2、3、4、5、6和12整除。但是罗马人假设白天和夜晚各占12个小时，那就意味着在当时的罗马，夏天的1小时实际是75分钟，冬天的1小时则是45分钟。重力时钟的出现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古罗马法庭使用滴漏控制每位律师发言的时间，正是这一举措引起了法庭和政治辩论的复兴。

测量时间的技术不断发展，保证了整个社会与客观可测量的宇宙节奏同步运行。对过去的人类来说，计时还有益于生存，比如计时能提醒人们获取食物。不过现在，计时完全被主观的社会规范操控。以前，为了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天文学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因为这一日期的计算非常复杂，需要先计算二至点和二分点的日期。基督教历法中包含政治元素，这些政治元素揭示了人类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们是如何通过阐释时间来建立人类的文化规范的。复活节是基督教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由异教徒的春季庆典演变而来，人们自2世纪才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基督教徒认为，耶稣是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即耶稣受难日）3天之后复活的。在犹太历中，逾越节是尼散月的第15天（即4月左右），这一天和春天的第一个满月日期相对应。但是因为犹太历中有一个闰月而非闰日，所以每年逾越节所在的月份都不一样。基督教徒希望把复活节设在基督教的圣日（星期日），还想确保自己的新宗教能和犹太教区别开来，保证基督教的复活节永远不会和逾越节重合。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尤其考虑到逾越节是完整的复活节由来故事的一部分，但这就是宗教政治。最终，基督教徒决定将复活节定在春分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满月的日期刚好是星期日，复活节日期就顺延到下一个星期日。要想确定每年春分的日期，需要一个复杂的天文学和数学运算系统模拟月球、太阳等星体的运动，所以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才会几世纪如一日地领导并支持天文学的观测研究。基督教使用的历法仍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有关，也就是与季节同步，但同时也会根据月相庆祝一些节日。

精确的计时方法、历法和年历对伊斯兰教也意义重大，因为穆斯林每天要做5次礼拜，每一次都有具体的时间，而且必须朝向圣城麦加的方向。这推动了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天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星盘是帝国最重要的科学仪器之一，需要不断改进。作为一种多功能仪器，星盘通过角度和梯度测量天空中星体的位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计算时间、测量土地、在航海时计算纬度。

最终，擒纵装置于14世纪问世。从此，时间不再和天体的各种运动息息相关。擒纵装置是一种通过落锤拉动产生旋转，从而保持自身稳定运动的装置。该装置仅凭一个轮子便可控制一个齿轮组，并会在整点的时候敲钟（英语中“钟表”一词来源于法语中的“钟”）。对我来说，钟表里擒纵装置的滴答声就是时间流动的声音。机械表的发明意味着1个小时的长度不再由日晷测定，不再随季节变化。

英国韦尔斯有一座修建于14世纪的美丽的机械钟。钟表上的装饰图案展现了当时人们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罗列了朔望月的周期以及月相变化，其中还特别突出了3、6、9、12这几个数字。随着大型公共时钟的修建，时间成为一种贵重的商品。人们可以听到时间的流逝，时间越是精确，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就越全面。时间实现了全新的量化发展，这种发展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比如，度量衡的精密度有所提高，新的货币标准出现，复式记账、透视画法和复调音乐也都变得更为精确。在当时的西欧，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用数字认识事物并进行分类，这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这种规范不仅流行开来，而且带有强迫性。从此，人们认为“浪费”时间的行为不仅愚蠢，更是一种罪过。

规模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帮助人类掌握时间，但也正是对时间的掌握使社会更大、更复杂，因为掌握时间让贸易变得简单，消除了人类互动中的不确定性（“浪费的”时间），从而降低了成本。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新的认知，那就是时间可以以分钟为单位进行标记，甚至还可以以秒为单位。这种认知彻底改变了社会，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计划性更强的世界。时钟成为广场、工作场所和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人们也开始随身携带怀表。衡量业务时间的标准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