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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是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据说，他双目失明，仍默诵旧诗， 据说，他是中国史家最后一位通儒···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读史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他、不敬他， 学术界尊他为“一代宗师”， 将他与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并列。 醉心于故纸堆的人， 身上总有别样风华。 美国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写道：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 来充实自由世界。” 江苏无锡，北倚长江，南滨太湖， 江南水乡的风轻柔温润， 沉淀了千年的文化底蕴， 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的东林书院， 历来学风悠久、古韵盎然。
魏晋以降，这里便多出望族， 无锡顾氏、陆氏、钱氏等名门， 出身高贵，文人名士辈出。 到了近代更是鼎盛一时， 无锡当地流传一句老话： “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 说的是无锡钱氏出了三位国学大师： 教育家钱基博、其子钱钟书， 以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钱穆。 大师生平事 钱穆，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出身于无锡钱氏望族， 家门鼎盛数百年， 但到钱穆出生之时，已有衰落迹象。 钱穆父亲钱承沛对儿子寄予厚望， 严格要求他们读书认字。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入新式小学读书， 12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 母亲独力支撑孩子就学。
青年钱穆 在果育小学读书时， 钱穆的体操老师是同族师长钱伯圭，系革命党人， 钱穆在那里不仅学习了体操， 更受到了政治上的启蒙。 一日，钱伯圭问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 钱穆答是，钱伯圭便说： “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 此书一开始就有天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 这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固有此志。 如今欧洲英，法各国， 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 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番话对年仅10岁的钱穆震动极大， 甚至影响到他一生的治学宗旨。 当时欧洲正在最强盛之时， 中国正在最危亡之际， 知识分子往往反思自己国家、民族的不足之处； 而后来世界大战，强盛之欧洲分崩离析， 历史也再度证明“合久必分”之真理， 此是后话。
钱伯圭 1906年，钱穆就读常州府中学堂， 遇见了史学大家吕思勉。 彼时的吕思勉只是一个在中学任教的普通教师， 而钱穆也只是一个弱冠学子， 吕思勉对钱穆表达了赏识和喜爱，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前， 没有人会想得到， 这里会出现两位日后的史学泰斗。 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恰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年，他任教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 开始教书育人的生涯。 1919年，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年，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 1923年，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漫长的执教生涯里， 钱穆以其无法进入大学学习深以为憾， 一直勤奋自学， 他虽无缘进入大学念书， 日后却成北大、清华、燕大等名校教授。
1930年， 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举成名， 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1931年， 北京大学聘他在历史系任教， 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 之后又在清华、北师大等多所名校开课。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寅恪评价：“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 七七事变后，各大校避战南迁， 钱穆亦随之辗转， 有感于国家兴亡、战火纷离， 钱穆著《国史大纲》， 于1939年正式完稿， 此书出版后，就被国民政府列为大学课本， 它是在民族危亡时期， 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 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爱情。 此书阐扬民族文化史观， 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之谋和。 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 至今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 在全民抗日的浪潮下， 知识分子钱穆胸中的家国情怀亦在激荡， 他在西南大后方奔走演讲，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抗战胜利后， 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 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 他先在昆明任教， 后又回到家乡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0年，他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新亚书院， 获香港政府尊崇， 于1955年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 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 住在蒋介石赠予的庭院小楼“素书楼”， 自号“素书老人”。
素书楼 凡人崎岖情 钱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 发妻邹氏，是封建包办婚姻， 钱穆与她相敬如宾， 无奈命薄，1928年，妻亡子殇。 续弦张氏，名一贯， 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 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 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 为钱穆生下三子二女。 婚后数年，钱穆已成为名重一时的学者， 家庭全靠张氏一人打理。 钱穆跟随学校逃难川滇， 让妻儿随后跟上。 可枪林弹雨之下，一介女流， 如何带着几个啼哭小儿孤身从北平跋涉到四川？ 无奈之下，张一贯只能带着孩子回了苏州老家。
抗战时流转西南， 1949年又远走广州、香港， 期间也有短暂团圆，迎来了小女儿的出生， 但终究离散。 张一贯独自带大他的五个儿女， 一人撑起这个家。 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 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道钱穆是否仍在人世。 钱穆孤身一人南下， 难免有“抛弃妻子”之嫌。 孙女钱婉约著述《梅樱短笺》里写道： “在我当时的心目中， 祖父钱穆就像是一座遥远的山， 朦胧神秘看不清，阴云之下， 黑魆魆的山影若有若无、时隐时现。”
老年张一贯与孙儿们 钱穆不算一个风流才子， 但他亦是凡人，免不了凡俗之情。 但56岁那年，他竟迎来一段忘年之恋。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妻子， 比他小整整34岁。 同那个时候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那样， 20岁的胡美琦来香港求学， 就读新亚书院， 选修中国文化史， 成为了钱穆的学生。 她被他的才华与家国热血所倾倒， 在那个旧社会整个被打倒的迷惘时刻， 钱穆的教学使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又燃起了信心， 连带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乐观。
新亚书院 胡美琦只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年， 后便随父去了台湾。 新亚书院创办之初， 钱穆常为了办学经费往来于香港台北， 1952年春，钱穆在台北的一次讲演中， 突遇礼堂塌方， 当场被击昏，几乎丧命。 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 告假来看望他，悉心照顾， 这段老夫少妻的乱世情缘， 就此种下。 1956年，二人结为夫妇。 与其说二人的结合是爱情， 不如说是相知相伴的知己。
钱穆与胡美琦 彼时他老家的妻子张一贯， 因脑溢血中风， 从此陷入半瘫的封闭状态。 可惜时局所限， 二人通信断绝、至死再未相见。 书生亦有报国志 1977年，钱穆因胃痛甚剧， 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 虽目不能视，但仍笔耕不辍， 靠口述完成另一巨著， 谦称《晚学盲言》。 《晚学盲言》是钱穆最后之作， 旨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点。 钱穆在寓所素书楼讲最后一课， 临别赠言：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至此告别杏坛。 钱穆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 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 病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晚年钱穆与胡美琦 钱穆所处的时代， 西学东渐，势不可挡。 青年学子们人人以“打倒孔家店”为使命， 儒学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 时代之大变局中， 钱穆也有过疑惑，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 困扰了他一生。 面对汹涌而至的西学， 传统国学是否已失去传扬价值？ 钱穆不为时代之潮流裹挟， 坚持在故纸堆中找寻 “中华民族之文化认同”， 他的学生余英时说， 钱穆的一生， 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在执教生涯中， 他想努力保存中华文化的气韵， 曾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 “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 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 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 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与胡美琦在新亚书院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 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 而是要招义勇兵， 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近百年的岁月征途， 钱穆一生只做了两件事， 前半生在证明中华民族不会亡， 后半生在呼吁中华文化能复兴。 他一生从未涉政， 只做一介白衣书生， 书生亦有报国志， 时代如洪流变迁， 他只抱着传统文化的一叶扁舟， 虽随波，不逐流， 一力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 许倬云说：“中国近百年来， 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 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 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 宾四先生（钱穆）是最后走的一位。”
今日之中国，非旧时之中国； 今日之学子， 不再有当初“弃儒学而尽西学”的迷惘、 不必有“中华民族危矣”的呐喊； 而国学，也终于再度成为显学。 钱穆先生守传统而不泥古、 抱故纸而不守旧， 在古今中西的历史夹缝中， 钱穆开新学之先、守民族之根， 一腔赤子情、满胸报国血， 值得每一个国人尊重缅怀！ 大师已去，风范长存， 吾辈只能追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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