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庆：西方大学史上的留学潮

▲贺国庆

作者简介：贺国庆，1961年10月生，湖南桑植人。曾就学于湖南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 1991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河北大学教授，现任宁波大学安中特聘教授、教员教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学科规划组专家。主要著作有：《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德国和美国大学兴隆史》、《外国高等教育史》、《欧洲中世纪大学》、《西方大学变革史略》等。在《教育研讨》、《高等教育研讨》、《比较教育研讨》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科研成果多次取得省部级奖励，包含：《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1996年获河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德国和美国大学兴隆史》1999年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获河北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外国高等教育史》2004年获河北省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被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讨生教育司遴选、引荐为全国高校研讨生教学用书；《欧洲中世纪大学》2011年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外国职业教育通史（上、下卷）》2015年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1年被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员”称号，2002年开端享用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讨》2017年02期

内容提要：留学是随同着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史上呈现过多次引人注目的留学潮，推进了各国社会的进步及文教的交流和展开。往常，学生的跨国活动已成为权衡大学水平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记。

关 键 词：西方大学 留学

题目注释：国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普通课题(BOA150033)。

众所周知，国际化是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国际化的重要标记则是学生的活动性。在20世纪前的西方大学史上，曾有过数次颇有影响的留学潮(19世纪前更多地称之为游学)，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各国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展开。

一、中世纪的留学潮

游学之风古已有之。古希腊“科学之父”泰勒斯曾游学古埃及等东方国度，他在古巴比伦学习观测日食、月食的措施，在古埃及学习土地丈量的技术，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柏拉图曾游学西西里、意大利和埃及等地，时间长达12年，回国后在雅典兴办了著名的学园。古希腊“几何之父”欧几里德曾长途跋涉赴亚历山大城学习和研讨，最终撰成传世之作《几何原本》。古希腊“力学之父”阿基米德也是在亚历山大城游学时奠定了其终身从事科学研讨的基础。

现代大学降生于中世纪，而中世纪大学自始即充溢国际化颜色。最早表示大学的词是studium generale，其主要含义之一就是“努力于吸收，或者至少约请世界各地，而不是某国某地域的学子前来研讨学习”。[1]早期大学的学生们来自欧洲各地，以至有的大学外籍学生注册的数量远高于当地学生。“他们跟随着自己爱戴的教员，在遭到谣言蜚语伤害时相互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同。他们构成作为12世纪又一个标记的求学浪游的中心。”[2]在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们大部分是外国人，由于不享有当地人的诸多特权，常常被歧视性看待，学生们遂组织起来，成立互助性的行会组织，以捍卫自己的权益。史家称：“这种由外国学生，或者说是逾越阿尔卑斯山的学生构成的组织就是大学的开端。”[3]

在巴黎大学初创时期，外国学生云集。学者说：“13世纪以来，巴黎大学曾经是如此具有世界性，致使于其已无法过多地关注法国内部的政治事务。法国国王会为那些前来巴黎求学的外国教士提供维护，即便在两国交兵期间法国国王的态度也不会有所改动。”[4]

早期大学的国际性很大水平上源于教会的影响，由于早期大学基本上是教会的侍女和隶属。德国教育史学者鲍尔生说：中世纪大学“是依照教会的共同生活方式去活动，特别注重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由于大学具有教会和宗教团体一样的国际性质，遂使教员和学生育成乐于到国外寓居的习气和勇于冒险的肉体”。[5]

在中世纪大学兴办早期，大学数量较少且相距较远，加之大学相当特地化，供学生选择的机遇较少，这也促成了学生的活动。如学习教会法和民法，首选博洛尼亚大学，然后是意大利、西班牙、蒙彼利埃或奥尔良的一些学校。学习医学只能去博洛尼亚、帕多瓦等地。学习文科和神学，最好的选择是巴黎和牛津。大学数量偏少，招致了外国学生的相对集中。

德意志人不时是中世纪乃至近代最热衷于游学的民族。与意大利、法国等国相比，德国兴办大学的时间晚了约两个世纪，在这两百年间，德国人主要在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求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德国人的首选，其后是帕多瓦大学，15世纪是费拉拉大学和帕维亚大学。据研讨者统计，13世纪最后11年中(1289-1299年)有533名德国学生在博洛尼亚大学注册，每年差未几50名学生。[6]巴黎大学不时被德国人看作是崇高的最高学府，吸收了众多的德国王孙公子，德国人在这些大学享有德才兼备的名誉。不时到14世纪末，巴黎大学都是一所国际性的大学，在非法国学生中，德国人是人数最多的外国人。1333-1494年间，大约3300名德意志同乡会成员参与了巴黎文学院的考试。[7]

12—13世纪，英格兰学生曾形单影只前往巴黎求学，直到1215年，巴黎38%的文科硕士都来自英格兰。[8]后由于政治缘由，英格兰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但英国人的游学从未完整中止。13和14世纪的英国人，如罗吉尔·培根、约翰·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经常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间活动。苏格兰人不时热衷于到法国留学，他们去得最多的是巴黎大学，然后是奥尔良大学和阿维尼翁大学。当英格兰人1411年占领巴黎后，苏格兰人分开巴黎前往科隆、鲁汶等大学继续求学。

中世纪大学生的求学之旅常常充溢艰苦。学生们或乘马车或步行，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以至种种风险，还要面对旅途中的关税、捐税和其他赋税以及敲诈以至盗匪，最终抵达目的地，完成求知的幻想。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就是从英国取道德国境内，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的。[9]

14世纪末爆发的“大团结”(Great Schism)突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大学的国际性逐步被削弱，之后随着民族国度的兴起，大学的国际性进一步弱化。

在大团结所引发的猛烈对立中，德意志人陆续分开巴黎大学返回故乡，促成了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爱尔福特(1389年)、维尔茨堡(1402年)和莱比锡(1409年)等大学的兴办。法国国王一改之前倾力维护在巴黎求学的外国学子的政策，招致大量外国学生的流失。1470年，国王路易十一强迫身处巴黎的勃艮第公爵臣民必须宣誓向自己效忠，否则将把他们逐出首都，结果约有400名勃艮第学生由于拒绝宣誓而被迫分开法国。[10]

14-15世纪，随着民族国度的兴起和壮大，大学和国度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而不是鼓舞学生的活动。“当时每个国度、政治或教会团体都试图树立大学，以使其公民能在当地而不是国外学习。经过这种方式它们将公民的智力和思想锻炼监控起来，阻止资金流向国外以损伤本地商人和手艺人的利益。”[11]一些国度以至以剥夺公职的惩罚来强化进入国外大学的禁令。中世纪末期，四分之三的学生满足于到当地大学，通常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求学。“巴黎大学在中世纪后期逐步由君主控制，并且转变为一所范围有限的全国性大学。同样，博洛尼亚大学日益依赖于市政当局，其国际影响力也有所丧失。”[12]

中世纪的游学活动对欧洲学问的传播和大学的展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家在评价游学的意义时说：“这种长途跋涉的过程自身在一定水平上曾经使他们对广袤的世界和社会开端构成了相当丰厚的‘阅历’。”[13]“除了学术学问，他们还将大量的新阅历、新观念和新政治准绳和观念带回家乡。而且——这一点也很重要——他们还带回了手稿及后来的印刷品。他们慢慢熟习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新学校风雅的表白方式、生存环境、习俗、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气。由于大多数游学者都是他们国度的精英并且后来身居高位，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应用和宣传他们的新学问。”[14]

二、近代早期的留学潮

近代早期被西方历史学家用于描画1500-1800年间的欧洲历史，这是一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严重历史事情包含文艺复兴、宗教变革、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反动等。这一时期的留学潮在艰难中向前推进。

14世纪初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大学的影响似乎滞后了一百多年，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的思想才开端渗透到大学之中。从此，“学生们真诚而狂热地寻求学问和文化的源泉。意大利之旅是要想成为人文主义者的任何人所必须的”。[15]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员也将在国外学习视为年轻精英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巅峰。[16]

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后来成为费拉拉大学希腊语教授。听说在15世纪中期，众多的学生从悠远的英格兰、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各地前来向他求学。费列佛(F.Filelfo)在威尼斯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任教时，也吸收了欧洲各地的学生前来向他学习。

15世纪末，欧洲大学的学生数量，特别是外国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16世纪前几十年成为大学生游历的黄金时期。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学学生和教员的地域活动性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比例上都抵达了高峰。“学问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被著名的教授或其他有名望的人吸收着，从东到西、从北至南地遍游欧洲各国，从一个学习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学习中心。以至迄今仍无很大名望的大学也吸收了成百上千的外国学生……学生转换三所、四所、以至八所大学去寻觅最好的教员学习成为很普通的事情，由于那时意大利的医学或法学博士头衔或是蒙彼利埃的医学学位提升了持有者在本国的名誉，以至是他的职业前景。”[17]

宗教变革也对游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数据表明，宗教变革后，德国新教大学吸收了众多的外国学生。“全欧洲的学生从崇高罗马帝国的周围来到路德教会的大学，他们来自不列颠群岛、北欧的国度、西班牙和意大利，乃至包含俄国在内的一切东欧国度，以至还有少数来自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土耳其的学生。”[18]莱比锡大学16世纪中期注册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外国人，1600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注册的学生简直有五分之二的是外国人。荷兰莱顿大学成为17世纪新教徒最大的国际中心，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学生是外国人。“文学界一切著名人物似乎都在那里学习过，使其从树立起就繁荣兴隆。”[19]与新教大学相比，天主教大学则相对封锁很多。

宗教变革对游学的负面影响是由于“以中央世俗政府的智力权威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意味着大学较之以往愈加成为政府的工具，政府想方设法对大学中止控制。面对出国潮，各国统治者经过立法制定了各种限制措施。如1559年菲利普二世遏止西班牙人到国外学习，但博洛尼亚、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英布拉大学除外。1570年，法国政府遏止佛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居民去“本国的或任何不依从本国的国度的大学或公私学校中研讨、教学、学习或寓居，但罗马城和罗马大学除外”。[20]统治者经过立法遏止学生到国外学习的理由，无外乎“外国大学是宗教和政治污染的源泉，而且学生移民出境对其所在的大学城构成很大的经济和财政损失”。[21]

固然有以上限制，但由于处于紊乱、骚动及充溢风险的年代，许多官僚机构存在的时间较短，上述禁令难以完整奏效。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社会的日益稳定，限制性的立法开端奏效，对留学潮构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到18世纪，出国拿学位的人已屈指可数。“年轻的学问分子在精心选择的机构里寻求高级的职业锻炼，假如国内没有，他们就去国外寻觅。简而言之，国内学校设备缺乏时，才去国外大学。”[22]17世纪后期频发的欧洲战争招致了大范围学生活动的终结。

近代早期的留学潮固然由于政治和社会的骚动潮起潮落，但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现代研讨者发现，1985年只需不到1%的欧洲学生有在国外学习的阅历，欧共体发起的伊拉斯谟计划(为促进欧洲大学生活动的欧洲行动计划)，希望到1992年其成员国学生中能够有10%的到共同体其他国度中止一段时间的正式学习，而在旧制度时期其前辈有国外学习阅历的比例就曾经抵达10%。[23]近代早期许多学者、文化名人及政治家都有在国外学习的阅历。以英国为例，17-19世纪初被视为英国游学史的昌盛时期，由于英国游学者多出身于贵族和乡绅家庭，所以游学成为一种社会精英行为。对英国而言，“虽存在各类问题，但欧陆游学的益处却是主要的。它发作在工业反动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和工业反动期间，即社会急剧改造之际，自身是英国上层阶级思想观念和行为现代化的一部分。游历拓宽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视野，促使他们抛却了狭隘激进的‘岛国心态’和盲目自大的行为，增强了游历者的文化学问，这关于他们以后的展开大有裨益”。[24]

不只如此，近代早期的留学潮还大大促进了欧洲文化教育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研讨者发现：“假如不是这些青年人，思想观念以及欧洲偏僻中央普通文化的传播是不能想象的。学生的活动使欧洲边沿国度从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展开中成为协作同伴，促进欧洲大陆在智力、文化和物质上的进步。”[25]

近代早期的留学潮对各国大学的展开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1709年，布尔哈夫(H.Boerheave)被任命为莱顿大学医学教授，他以其不学无术和名望吸收了各国的学生，被尊为“欧洲教育巨匠”。“简直全欧洲的医学院乃至远处的俄国都依照布尔哈夫在莱顿的医学课程和教学程序的方式重新改造，全欧洲的教员都统称为学术教授。这一方式由他的毕业生传播到一切欧洲国度。”[26]

三、19世纪的留学潮

1810年，普鲁士教育厅厅长洪堡胜利地恳请普鲁士国王废弃了以前的禁令，让德国学生重新取得在国外学习的自由。但可能他没有料到的是，留学禁令解除后，德国没有呈现大范围的出国留学潮，却迎来了大批赴德国留学的外国人，其中美国学生人数最多。

19世纪留学史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人留学德国的浪潮。从1815年到20世纪初，近万名美国学子负笈德国，被史家称作“高等教育史上文化相互影响的最不寻常的例子之一”。[27]

当时美国人为什么偏爱德国而不是历史更为长久的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呢?研讨者以为，“独一合理的解释就是19世纪德国大学制度的名望，以及德国科学、文学、哲学的名誉对美国学生来说充溢了魅力。而英国著名的大学，特别是牛津、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依旧因循着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传统”[28]。

1815年，蒂克纳、埃弗雷特、班克罗夫特、科格斯韦尔四人相继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成为“第一批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四人学成回国后都曾在哈佛任教，被称为“哈佛帮”。美国学者斯文(C.F.Thwing)说：“这四人假如不是对哈佛学院，但至少是经过哈佛学院，对美国文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基本的影响。他们辅佐把欧洲学术带到了美国，突破了美国生活的孤立局面，激起了美国学者正确评价德国学问和教学的重要价值。”[29]

继上述四人之后，赴德求学的美国人逐年增加，19世纪40年代超越100人，50年代增长了3倍，60和70年代均超越1000人，80年代抵达顶点，超越了2000人。1885-1886学年，有517名美国人正式在德国大学注册，是留德美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年份。[30]随后留学人数逐年降落，1900年开端锐减。其缘由一方面由于美国大学的疾速展开，同时也由于德国大学的质量和水平略有降落。但留学潮不时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就留学生的散布看，近一半(约5000)美国人在柏林大学，约1000人在莱比锡大学，800人在海德堡大学，近700人在哈勒大学和波恩大学，2000人左右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其他则散布在乌兹堡大学和马堡大学。就学科看，一半以上的人入哲学院，仅柏林大学哲学院就有3000人，约有1200人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约450人入神学院，300多人入法学院。[31]其他大学的学科散布状况大同小异。

兴办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讨型大学，该校在兴办时汇集了大批在德国学习过的教员。最早的53名教授和讲师中，绝大多数曾在德国大学学习过，其中13人取得过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能够说，德国大学的求学阅历和标签，成为求职美国大学的“开门砖”。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讨型大学群体的兴起，是19世纪美国人留学德国的直接产物。

留德美国学生最初主要以发现和探求新的研讨范畴为目的，但后来对职业的思索越来越多，学习职业技艺或为未来的职业展开贮藏有用的学问成为留学的目的。“在德国折取学术桂冠的话，就会为今后在任何范畴的职业展开发明一个十分有利的开端。”[32]

美国学者福斯特(F.H.Foster)1912年在留念自己取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30周年发表的演讲中说：“每一个德国学者首先希望独立思索并独立地和批判性地控制他承担的任何学科。其次，他希望知晓与这门学科有关的到他的时期为止曾经认识到的全部学问。为了抵达这个目的，他将控制并体会与之有关的文献，经过个人与原始资料的接触，经过独立察看，经过采用最好的措施和最全面的方式中止审核，他希望取得某些尚未为人发现的学问，以此来促进人类的学问。……德国人设法胜利地将这种准绳和理想灌输到美国学生的头脑之中。”[33]

1829年，一个名叫朗费罗(H.W.Longfellow)的美国人在哥廷根留学时写道：“试问迄今为止美国的大学为何物?答案只需一个，那就是两三座砖瓦建筑和一座小教堂，再加上一位在里面祈祷的校长。而哥廷根大学则是教授云集，他们极有思想，其名望吸收了众多学生……学生们能够学到前所未闻的学问。与之相比，我们则望尘莫及。”[34]

曾任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的怀特(A.D.White)说过：“我随后在柏林大学的学生生活进一步增强了我为美国大学做点什么事情的愿望。在那里，我以为我的大学理想不只能够完成，而且能够扩展和完善……”[35]

巴特勒(N.M.Butler)曾陶醉于柏林大学众多学者营造的不相上下的学问殿堂中：“柏林大学使他领略了何为学术，何为大学；并使他认识到，美国大学若要赶上德国大学，任重而道远。”[36]

哈佛大学教授沃尔兹(J.A.Walz)在1936年出版的《德国对美国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说：“今日美国学术所具有的较高位置以及它在某些分支范畴所具有的主导位置，直接和间接归于许多在德国大学接受先进锻炼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37]不只如此，许多留德学子回国后担任了美国大学的校长，直接参与和指导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德国大学为模范的高等教育变革，对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学者霍金斯在其著作《逾越大西洋的门徒》一书中说：“德美两国经过文化范畴的阅历交流，使思想的力气逾越国度和民族界线，完成了共同繁荣。是‘现代社会跨文化自创的典型例子’。”[38]

四、结语

在西方大学900年的历史长河中，学生跨国留学简直从未中止过。中世纪、近代早期以及19世纪都呈现过旷日耐久的留学潮，固然因种种缘由有过低谷或不景气时期，但总的趋向是不时扩展和上升的。据分离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球活动学生人数抵达410万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首位，为712157人，排名第二的是印度，为181872人。[39]

国际化是大学与生俱来且经久不衰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生的跨国活动则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标记。西方大学展开的历史表明，学生的活动培育了大学的兴隆和文教的昌盛。如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近代早期的莱顿大学、19世纪的德国大学，都是当时留学生趋之若鹜的学问重镇，都成为所处时期大学展开的楷模。

留学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对个人而言，留学增长了学问，开阔了眼界。正如有学者所说：“接触其他的国度和认识形态能够使青年人的判别力愈加敏锐，文化视野更为开阔，并教会青年人如何运用外国语。”[40]对社会而言，留学生带回了异域新的思想和观念，为开创一代习尚作出了贡献。对文化教育而言，留学潮推进了各国文教的交流和进步，即便是大学自身，也经过学生的活动大获其益。

当然，留学也曾有过一些负面影响。在中世纪大学，有的游学者“生性懒散，胸无大志，在一个又一个教员、一所又一所学校之间混来混去，历来没有听完过一门课程或正轨的讲座”。[41]有一名在法国学习的英国学生，在巴黎待了七年，居然连一个字都没有学进去，到学习终了时，对自己课程的了解还和开端学习时一样。[42]这类混日子的游学者固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会是个别案例。在近代早期，欧洲大学良莠不齐，一些大学以至发作过买卖学位的现象。如法国奥尔良、布尔日、安格斯、卡昂、兰斯和奥兰治等处的大学卖学位曾是很普遍的事情。德国大学在18世纪也曾发作过此类事情。大学是卖方，而留学生则是主要的买方。不可思议，买学位的学生怎样可能会有不学无术?而卖学位的大学怎样可能努力于培育高水平的学生?此外，经过留学渡金以及附庸风雅者也大有人在。在19世纪，由于德国大学自身的局限，美国留德学生也曾遭到一些消极或负面影响。如德国大学过于注重智力的培育，无形中疏忽和贬斥了个性的展开，置身其中的美国学生不可能完整解脱此类消极影响。研讨者还发现，在留德学华诞益增加之时，德国大学博士考试的规范曾一度有所放宽，“由于水平降低，德国博士学位变得声名狼藉”。[43]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留学变得日益常态化，以至呈现学生活动由“单向”转为对等的“双向”方式，即留学生不只由展开中国度流向兴隆国度，兴隆国度也大量派出留学生以开阔眼界，促进相互了解。国际化水平已成为权衡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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