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西奥：上次我们谈到初中，现在我们能谈一下你的高中吗？ 莱维：在那个时期，作为达泽利奥中学的学生是一种特权，因为达泽利奥有一个好高中的名声，不仅如此，它还有作为反法西斯高中的一种秘密的名声。实际上，在我读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清除运动，对反法西斯教师予以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到后来，公开的反法西斯者就连一个都没有了。 泰西奥：什么年代的事？ 莱维：是1934年、1935年和1936年。 泰西奥：你谈到你那一代人，似乎是没有老师的一代。 莱维：或者说得更好点儿，是没有指导老师，老师是有的。举例说，有过翁贝托·科斯莫[1]，他曾在达泽利奥中学当教师，但是后来变得沉默不语。他是一个岁数大的老年人，很有尊严，但胆怯；十分清楚的是，有人想让他陷入麻烦。这里有过奇诺·奇尼的回忆，有过帕韦塞的回忆，也有过安东尼切利的回忆，自然有过蒙蒂[2]的。但他们都没有在我上学时任职。没有任何人谈起过，知道的人都默不作声。 泰西奥：后来你了解到什么事情？ 莱维：是一些我当时不理解的窃窃的议论。还因为我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法西斯分子。我属于资产阶级，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小男孩，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我父亲是一个政治上谨慎的男人，他参加过匈牙利革命，遭受过一次打击，以至于不喜欢共产主义，而一般而言，这就意味着他就是不喜欢革命，通常地说——不喜欢革新。法西斯主义他也不喜欢，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自由党人，但是他沉默不语，他对我政治上的成长绝对没有施加影响。 泰西奥：因此你家里不谈论政治。 莱维：不谈，我父亲，当他被迫不得不穿上法西斯的黑衬衫时，他便开始咒骂。他选择了最随和的路子，他已入了党，他必须去投票，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其实就是同意，因为有党证，你知道，那时候的事情是怎样的……因此他讨厌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不能被称作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 泰西奥：一个不满的人。 莱维：是的。 泰西奥：因此你去上学了…… 莱维：我规矩地上学，我按规定参加了法西斯少年先锋队，后来又参加了法西斯党青年先锋队，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绝对不喜欢这种炫耀，它不包含任何正面的东西。不过我不否认，法西斯主义的学说具有某一种“号召”力[3]。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理想化的阐述，就如同生命力一样，如同生命力的冲动一样，具有某种“号召”力。它没有大到触动我的程度，但可以——举例说——让我平静地忍受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我曾经有过绘着小旗帜的埃塞俄比亚地图。就像大多数的意大利人一样，我相信它。 泰西奥：这曾是神话的顶峰时刻。 莱维：是的，法西斯神话巅峰，后来很快就倒塌了。 泰西奥：曾经有过一种显著的民众赞同。 莱维：我当时15岁。 泰西奥：我能理解。我是在谈成年人的赞同。 莱维：这是之后在西班牙不再起作用的东西。在接着的西班牙战场上，政府很快就看到，民众的赞同缺失了。西班牙的那场战争是一场流血的战争，人们得知，两边都死了很多人，而且两边都有意大利人。 泰西奥：但是在整个这场如生命冲动般的思想意识中，假如你被描绘成胆小的人、茫然的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莱维：我感到胆怯，我感到不知所措，我不感到自己是法西斯分子。除了这一切之外，我的老师们不是反法西斯分子，也不是法西斯分子，除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之外，此人差不多是个疯子，他是一个哲学老师，曾是法西斯分子，但他是那样的愚蠢，以至于把自己以及他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都弄到可笑的地步。我们的意大利语女教师是阿齐莉娅·阿里希[4]，她很有名。她不是法西斯分子。她做出过某些让步，但依靠本质上“体面”的意大利语的课程教学，这门课程建立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受到不多的、一定程度的尊重。这门课程隐蔽地忠实其前辈们的回忆，隐秘地传承着。 泰西奥：你还记得其他的教师吗？ 莱维：是的，那当然。科科洛[5]，希腊语和拉丁语老师，他是一位最优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学者。他曾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在你的那本书《在城市里旅行》（Viaggio nellacittà）中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惜的是，他是一个有点可笑的人物，因为他很爱喝酒。他有一种非凡的文化修养，可是他的表达方式在本质上是可笑的。他这个人长得已经是可笑的了，因为他身材极其矮小，脸色红润，长着孩子般的天蓝色眼睛，讲话带有可怕的皮埃蒙特大区的口音，甚至有些时候，竟会随口讲出皮埃蒙特方言。我记得，有一次，某个人打搅了他，他却说出“谁他妈的这么讨人嫌”。在此之后，他公开地请求原谅，他说：“我不得已使用了一个不大体面的词语。”他就长成这样，他是一个值得尊重同时又滑稽可笑的人。 泰西奥：在一、二、三年级是唐·科科洛先生教你们希腊语和拉丁语吗？ 莱维：是的，在一、二、三年级。 泰西奥：这么说，在那三年里，你什么都没有改变。 莱维：没有。 泰西奥：阿齐莉娅·阿里希教了你三年意大利语？ 莱维：是的。 泰西奥：那数学课呢？ 莱维：玛丽亚·马斯卡尔奇，很优秀的一个人。她不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然而她有着某种教学的天赋。她是个正义的人，不会做明显不公道的事情。她精通自己的学科，一个可靠的人。 泰西奥：哲学和历史呢？ 莱维：欧塞别蒂老师教过我们一年时间。他是一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而且他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意大利语的翻译家，但我对他的记忆只停留在陌生人的程度，没有什么接触。我们只是时而笑一笑，无法想象能有一种个人层面的接触。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当时是一个有着四十一个孩子的可怕的班级，全是男孩子，而且大多数都调皮捣蛋。因此，总而言之，我们是难以对付的。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来了一个叫格巴兹的男老师，他来自瓦尔达奥斯塔区，是自己供人当作笑料的那些教师中的一位。[6]他不只有发音上的问题，还有思路上的问题，连续不断地来回重复。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实际上，后来人们谈到他有一次住院了。他的教学效果几乎为零。 泰西奥：还剩哪些别的课程？ 莱维：自然科学，这里曾有一位年长的老师，潘吉拉，我同她一直处于不断的比赛当中，因为我对化学的了解比她还多，我自己事先已经学过了，然后向她提出些令人难堪的问题，而她不会回答。我记得自己提过的一些充满恶意的问题，我已知晓答案，而她的回答却是错误的。 泰西奥：人们会有不同的发展，但你讲过你对小学老师有过相同的态度。从你所讲的来看，我不觉得达泽利奥后来是多么了不起的学校。我也不觉得值得回忆的教师有那么多。 莱维：阿里希。阿里希是一位值得回忆的教师，甚至我现在都还记得一些她讲过的课。她当时处于和这个满是调皮捣蛋的学生的班级的斗争中，处于拼死的斗争中。通过这一切，客观上我应该承认，她是一位最优秀的教师。然而她没能俘获我，因为我的兴趣在别处，那时我已经对化学感兴趣了。 泰西奥：除了时间久远之外，我想问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种爱好？ 莱维：大约是在高中一年级开始的。我用在家里找到的化学品进行实验，我还找到我父亲赠送给我的一些化学课本，做一些对我来说好像出人意料的小实验，那些还属于炼金术一类的：金星树、木星树、火星树[7]，我使盐变成结晶体。 泰西奥：不过，一切都诞生于学校以外，诞生于学校的激励作用之外。 莱维：是的。 泰西奥：有什么原因吗？ 莱维：出于好奇心。因为我对星空感兴趣；我对动物感兴趣，我养过小蝌蚪，正如我讲述过的那样，是在家里；我还对昆虫感兴趣。我对一切都有兴趣。 泰西奥：为什么化学是一切事物的中心？ 莱维：在我看来是这样，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这样。为此，我对意大利语教学怀有某种反感，它与我是如此不相干。阿里希是一位杰恩蒂莱[8]的拥护者、一位克罗奇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她认为，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似乎是次要的课程，是辅助性的，属于B系列的。在战争结束的许多年之后，当我们成为朋友的时候，我去找过她，我们又重新恢复了讨论。她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惊讶，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天地。 泰西奥：也就是说，你向她揭示了她教学的底细？ 莱维：是的，她的教学，我是需要忍受的。我的作文很差，为此……是的，我喜欢但丁，因此，我还能够讲出某些东西来，但是，卡尔杜齐、帕斯科利、邓南遮，我确实不太感兴趣，我把他们作为一种必要的痛苦来忍受着。现在我改变了想法。 泰西奥：那么，我们看一下。你认为，杰恩蒂莱的改革，实质上在你们这一代以及后来的几代中可能造成了一些问题？ 莱维：我无法做一个比较，但我想说，是的。另外，它肯定剥夺了意大利物理和数学领域中潜在的一些天才的发展权利，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泰西奥：你知道在你的班级里还有其他与你相似的情况吗？他们也许是自己组织起来，组建了另一所学校？ 莱维：是的，在我的班级里有一位天才，不是潜在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他就是埃尼奥·阿托姆（Ennio Artom），埃马努埃莱的兄弟。[9] 泰西奥：关于阿托姆的家庭，我记得一张奥古斯托·蒙蒂的令人感动的画像。 莱维：那是两兄弟和父亲。埃马努埃莱是在当游击队员时去世的。埃尼奥是最年轻的，一个极为早熟的年轻人，早熟到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为自己在十四岁时两次被放逐而感到自豪。当墨索里尼来到都灵时，警察到了他的家里，把他带到了托雷-佩利切。在十四岁，他就已经被视作一个极端危险分子了。 泰西奥：你们被这些所吸引吗？ 莱维：他当时是一个十分沉默寡言的男孩子，不过他具有一种无法否认的魅力，一种对一切都有着极其清晰看法的人格魅力。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语言学家，是本韦努托·泰拉奇尼（Benvenuto Terracini）的朋友和学生，通晓希伯来语。他是一位天生的语言学家，同时他又吸收了——包括在家里——一种与我十分不同的反法西斯主义：他是真正的富于战斗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能激发所有人对他产生一种本能的敬意。 泰西奥：你曾是他的朋友吗？ 莱维：我那时不敢做他的朋友，我把他看得太优秀了。 泰西奥：当时他在你的班上有朋友吗？ 莱维：没有，没有，他是一个孤僻的人。还有，他在身体条件上有些不如人意，他是一个矮小的、难看的男孩，戴着眼镜，极其强壮。但他和法西斯主义为那时的男青年所描绘的肖像是那么不协调，以至于能在他周围享受到一种小心谨慎的特权氛围。他是班上的第一名，真正的第一名，班级的第一名并不特别被人爱戴。 泰西奥：他是唯一一个你记得的同学吗？ 莱维：唯一的。其他人都记不清了。 泰西奥：你后来还看见过谁吗？ 莱维：见过一些。 泰西奥：在你的化学家和词源学家——总之，语言学家——的爱好，与阿托姆的爱好之间，有某种关系吗？ 莱维：当然。我喜欢语法，无论是希腊语的，还是拉丁语的。我说不好为什么，很可能是出于科学的原因。因为语法是一种科学，对经典著作的崇拜则是不科学的，存在着一些为什么，而学校对这些为什么回答得不好。不过，我对为什么的这种有点外行的兴趣是这样的——为什么希腊语的动词是这样，在希腊语动词、英语动词、德语动词和拉丁语动词之间的关系，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产生了兴趣。但那是没有任何人鼓励的一种兴趣，一种空白的兴趣。 泰西奥：也许因为老师们感到自己被难住了？ 莱维：科科洛为此赞扬过我，他管我叫“语法学家”、拉丁语学者。他在我身上定位，感知到我对这种词源学的趣味，不过，古典语言的教学那时候并不是科学，我不知道今天是怎样的，但那时不是科学。对于事物的为什么，没人会对你说个所以然，举例说，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人们也什么都不说。 泰西奥：人们当时阅读古典著作。 莱维：他们教授语法的方式就像它是上帝的礼物，就像来自上天的一种启示、一种没有为什么的语法；而人们爱阅读经典。 泰西奥：你却相反，有着另外一种爱好。 莱维：对此，尽管我不情愿，但没错，我很通晓语法，无论是拉丁语的语法，还是希腊语的语法。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得分都挺高，比意大利语要更好。 泰西奥：你的成绩单呢？ 莱维：高中的吗？是在中等和良好之间，在七分和八分之间。我的自然科学、数学、意大利语，分数都挺好，一般而言，都是中等，除了当有某些事情激发出我的想象力的时候。我曾经对你讲述过，一份在不幸事件中登峰造极的成绩单：意大利语的三分写在了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表上。那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 泰西奥：你有某些想象力活跃的时刻，你记得吗？ 莱维：对阿里奥斯托，对阿里奥斯托，是的。我喜欢阿里奥斯托。 泰西奥：变动中的人物被抓住，被放弃，又被抓住，一次十分错综复杂的旅程。 莱维：但触及想象力。这些连续不断的旅行，这些古怪的、田园诗般的、难得看到的自然景观。我也喜欢阿里奥斯托如同但丁般的富有诗意的技巧。至于但丁的作品，我喜欢《地狱篇》，不太喜欢《炼狱篇》，《天堂篇》我不记得了。 泰西奥：在这方面，为什么教师们也不能胜任呢？ 莱维：《地狱篇》是简单的，是色彩鲜艳的。 泰西奥：是神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吗？ 莱维：也是科学的基本知识。 泰西奥：后来当你重新阅读但丁时，保持了这些偏爱吗？ 莱维：我重新阅读了全部的《炼狱篇》，没读《天堂篇》。《天堂篇》让我泄气。我从来不把它拿在手里。 泰西奥：你确实再没有重新拿起过它吗？ 莱维：没有。 泰西奥：成绩单，你保存下来了吗？ 莱维：没有，什么都没有。 泰西奥：大学毕业文凭呢？ 莱维：是的，那个保存了。 泰西奥：在高中，与小学和初中相比，犹太人的身份分量更重些吗？ 莱维：在高中，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到了高中我有了一段“友谊—敌意”。关于这些，我在《漫长的决斗》[10]中讲述过，你记得吗？ 泰西奥：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事件。 莱维：那位朋友兼敌人被我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所吸引，他刺激我，挑衅我，还对我产生了兴趣。我还保存着卡尔杜齐的诗歌，一个用精制犊皮纸装订的扎尼凯利版本；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那位朋友写道：“犹太人”使用唾液，毁掉了封面。直到现在还写着呢，还可以看出来。通过这一切，我自相矛盾地感到被他吸引，被他这种分裂的生命力，被他的这种我尚未拥有的早熟的耽于声色的特征所吸引。后来，他如一只蚂蟥般粘上我，因为我曾帮助他做作业，我既像是他的领路人，又如同他的老师。反过来，他教我骑自行车，教我抄小路去圣戈内，他挑唆我骑着自行车飞驰。在战争期间，我又见过他。在战争时期，他是战士，去过希腊，我曾粗暴地对他说，希望意大利输掉战争，他则回答说：“我可以原谅你，仅仅因为你是犹太人。”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了，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再看见过他的名字，我再也不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了。 泰西奥：你再也没有寻找过他吗？ 莱维：我在电话号码簿里面看过他的联系方式，但我从来没有试图重新与他取得联系。 泰西奥：不管怎么说，他曾经是一名法西斯分子，而你不是。 莱维：他是一个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者、一个有男子气概的人。不过，对于法西斯主义，他也是一个极端的犬儒主义者。他什么都不相信，他是某一类意大利人的典型，对他们来说，人的体力、身体的精力非常重要。学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守纪律的法西斯分子。 泰西奥：除了这个同学之外，你与别的同学建立了一种更为熟悉的关系。发生过跟某个人可能更为经常地见面，一起去看电影之类的活动吗？ 莱维：是的，我曾有一个朋友，我们上电影院，在一起度过很多时光，互相陪伴着回家。我曾有一个朋友——现在仍然是——一个高中的朋友，我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公开的友谊关系，直到他结婚为止，后来就不再来往了。 泰西奥：是婚姻中断了你们的关系？ 莱维：因为我同他妻子不知道讲些什么。他很长时间都是单身汉，他一直是单身时，我们都有着一种公开的和全面的信任关系。当他结婚之后，这种信任就中断了。 泰西奥：让我们把时间提前一些，你的婚姻也改变了什么事情吗？[11] 莱维：这是一个提前了的问题。我的妻子把一切都弄乱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事实，也很奇妙。 泰西奥：那么，我们再回到友谊上。我们刚才谈到电影。对于你们来说，电影代表着什么？ 莱维：法国电影对于我们代表着很多东西，代表着某些在意大利缺失的东西。意大利拍的电影苍白无力。 泰西奥：所谓的“白色电话电影”[12]？ 莱维：米诺·多罗（Mino Doro）、玛利亚·德尼斯（María Denis）女士……他们都没有往深处挖掘。法国人做到了。他们讲述的生活就是它的本貌，至少像是生活的样子，在生活那些悲惨的、不那么重要的方面也是如此。我讲的是雷诺阿、让·迦本，是《悲伤的黎明》（Alba tragica）、《舞会的名册》（Carnet di ballo）、《逃兵》（Disertore，我不记得在意大利准确的片名是什么了）。它们来到意大利后，受到一些非难苛评，但总而言之，信息还是同样地被传了过来。有些时候我们也去剧院，举例说，去看吉尔伯特·戈维[13]，这是一种很大的慰藉、一次消遣。我们本能地在戈维的作品中感受到某些真实的东西。 泰西奥：一条来自日报的微妙消息。 莱维：是的，这个男人各方面都是普通的，他用一种直接的语言——他那种意大利—利古里亚区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来，我们常去爬山，这很重要。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伟大的登山运动员或滑雪运动员，不过，我经常去山里。这也是有点想离开当时都灵让人昏昏欲睡的氛围，我们上惯常去的山区：巴尔多内基亚，赛斯蒂耶雷，克拉维耶雷。那时候奥斯塔山谷还是有一点远的。 泰西奥：你们怎么去呢？ 莱维：有组织好的游览大轿车，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塞斯特里耶雷，但是旅途同样挺好玩的。 泰西奥：一大清早就出发…… 莱维：五点钟起床。 泰西奥：结伴的人不同于学校的那些。 莱维：大多数情况下是学校的伙伴，其他时候是同法西斯组织一起去，也就是同所谓的阿尔卑斯山法西斯青年先锋队的队员。不过，组织并不教我们任何东西，从来没有教过滑雪。 泰西奥：有负责人吗？ 莱维：有一个人，他本来应该教我们的，但是他自己也不会滑雪，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学会过。 泰西奥：再回到剧院和电影院上，它们是在什么地方？ 莱维：哪儿都有一些，最多的时候我们是去价格便宜的那些。在那个时代，有分别放映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电影院。我们总是等待着电影过渡到第二轮或第三轮上映时才去。 泰西奥：你记得某些特别的电影吗？ 莱维：是的，那部现在叫《丑角》（Arlecchino）的，那时叫作《因佩里亚》（Imperia），票价为1里拉18分，即一个里拉和一个铜板。[14]有的电影票价为80分。 泰西奥：也有声名狼藉的电影院吗？ 莱维：是的，“新门”电影院，我觉得好像是这么叫的。 泰西奥：这个电影院一直存在到我的年轻时代，它在尼斯大街的拱廊下面，在伯索莱特大街的拐角。 莱维：是的，它是上午开放，我们去那儿就不去学校了。 泰西奥：你从来都没有逃过学吗？ 莱维：高中没有，大学逃过。 泰西奥：高中你从不逃课，可是你的一些同学逃过。 莱维：有人是，还有更为冒失的。 泰西奥：再说这也不是严重的越轨行为…… 莱维：不是。 泰西奥：你吸烟吗？ 莱维：战后我开始吸烟。 泰西奥：可你从来没有想尝试越轨，没有想做出让你变成“男人”的某些事情吗？ 莱维：我的“越轨”就是登山。我很早就开始做一些相当不谨慎的事情，但是在大学，不是在高中。我的“越轨”就是那个。 泰西奥：你试图同风险一比高低，向它挑战了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但我们已经谈到和德尔马斯特罗[15]建立友谊的年代了。不过，他似乎比较谨慎，比较可靠。 莱维：他懂得更多东西，不过，他也喜欢冒险。 泰西奥：你和桑德罗·德尔马斯特罗是在大学年代建立的友谊…… 莱维：是的。 泰西奥：他在哪里上的高中？ 莱维：在阿尔菲耶里。 泰西奥：家庭情况怎么样？ 莱维：那是个中等家庭。他是一个建筑工头的儿子。 泰西奥：他家里没有搞学问的人。对于他来说，你就有点儿像搞学问的人？ 莱维：我像是认真研究化学的那种人。 泰西奥：你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不融洽的地方？ 莱维：嗳，有一种纯粹的钦佩之情！这个男孩是如此沉默寡言，话那么少，身体那么壮实，又很自信。他有个兄弟长得更好些，而他的脸长得难看。他的兄弟，除了拥有他所有的美德之外，还长得非常帅气。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梅斯内尔[16]。他们毫不炫耀地一起做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情，穿越了科尼盆地的整个弧形地区——没有中断过。他们被刊登在登山俱乐部的新闻简报上，但对于他们而言，那只是胜利本身的意义，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此扬扬自得。 泰西奥：看起来不可能的人物是存在的。 莱维：杰克·伦敦式的人物。他很少对我讲述他的事迹，讲的就是他自己从雪地里挖掘出来的露营地，在严冬季节露天度过的那些夜晚，骑着自行车郊游一直骑到塞斯蒂耶雷，为的是之后去滑雪，诸如此类的传奇事情。他把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为的是教给我一些基本的东西。在体格上，我远远不如他。 泰西奥：在体格上低于他，但是你用敏捷弥补了。 莱维：敏捷，是的，也是顽强的。 泰西奥：去山里的人需要什么呢？ 莱维：需要抵抗寒冷，抵抗疲劳。 泰西奥：这是你生命中的友谊吧？ 莱维：它对我而言一度极其重要，只是现在才渐渐消失了。友谊就是在所有事上都有共同点，亲密无间，共同喜爱登山，都有好奇心，也都爱听音乐会。登山的共同点，好奇心的共同点，还有音乐会的共同点。 泰西奥：你们去哪里听音乐会？在音乐学院吗？但我们说的是友谊…… 莱维：是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至今也是如此，男人之间的，也有和女孩子们的友谊。 泰西奥：按照顺序进行，我们看一下：登山，看电影，听音乐会，看戏剧。只看那些喜剧吗？ 莱维：不，不仅如此。也有莎士比亚。总而言之，修道院里会演的那些。 泰西奥：你经常去剧院吗？ 莱维：不，每年去四五次吧。 泰西奥：去电影院呢？ 莱维：也许一年去十次吧。 泰西奥：此外，你又说了音乐会。 莱维：音乐会，我是预订户。 泰西奥：因此，去的次数就更频繁了。 莱维：是的。 泰西奥：这么说，音乐对于你来说，极具重要性。 莱维：我没有演奏过任何乐器。我在音乐面前是被动的，这是一种被动的兴趣；引人入胜，但我是被动的。在我的脑子里从未产生过上课的想法。我的家庭尝试让我上钢琴课，那时我大概六七岁，我哭了，我没有愿望，也没有毅力。 泰西奥：那你后来也再没有试过。你妹妹也是如此吗？ 莱维：嗳，一样。她也不愿意。 泰西奥：你的孩子们呢？ 莱维：我的两个孩子都特别热爱音乐。两个人都学过各种乐器，他们一起演奏，也都上课。再说，我儿子作为物理学家，还了解音乐的物理学知识。我的孩子对于音乐极其爱好。 泰西奥：值得记忆的音乐会呢？ 莱维：我举不出例子来。 泰西奥：我们再回到友谊上。你感受到男性友谊和女性友谊之间的区别吗？ 莱维：这里触及一个十分微妙的话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胆怯者，一个病理学上的胆怯者，为此我有过一些同女性的友谊，但停在了那里。发生变化，跳过障碍，对我来说来得极慢，那是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这是一个我讲起来带些尴尬和困难的话题，事实是，我当时是个心理上受压制的人，这在我所写的文本中可以看到。我感到受到强烈的压抑，也是因为种族运动，这是一个清晰的伤口。许多女孩子，有教养的、不招惹人的，都会远离我。而我恰恰寻找那些我不能与之建立关系的女孩子。 泰西奥：你寻找的人，会拒绝你吗？ 莱维：也许会的，但是我把这个留给别人。实际上我有许多段女性友谊，但没有一段成了爱情。 泰西奥：连跟大学的女同伴——你曾将她作为人物改写进《元素周期表》过——你们交换过信件，你跟她之间也没有萌生爱情吗？ 莱维：也没有。也就是说，有过。我们当时模模糊糊地相互爱恋过，却是以极端纯洁的方式。[17] 泰西奥：对此，你忍受痛苦？ 莱维：是的，我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我以可怕的方式忍受着，因为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从这种经历中走过来，他们还有过性的经历。我没有，我以一种骇人的方式经受着内心的折磨，甚至想到了自杀。 泰西奥：也许还因为你的一些同伴会过分地展示他们的战利品…… 莱维：肯定的。有的人去妓院，带着假证件去那里。我从来不会做类似的事情。 泰西奥：还有延续了较长时间的女性友谊吗？ 莱维：噢，很多。是的，很多。举例说，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磷》（“Fosforo”）那一篇中描述的那个女孩子。直到现在，她仍是我的朋友。不过，这种友谊确实是阶段性的，两年或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友谊就裂成薄片了。[18] 泰西奥：为什么？ 莱维：由于各种原因。与此同时，由于我的缘故，家庭的变迁，我走动很少，然后……有人去世了，有人生病了，有人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是一个正在消逝的章节。 泰西奥：这是感觉到自己衰老了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看到围绕着你的环境在受到侵蚀吗？ 莱维：是的，这是十分痛苦的，非常痛苦而不可逆转。 泰西奥：但从总的情况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性好胜的人吗？ 莱维：天晓得！我自认为是一个经历过许多战斗的人。我在其中，战败过，也战胜过。我应该具有某种深厚的力量，因为我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是一场艰苦重大的战役。作为化学家，我也承受了失败，但是我也胜利过多次。另外，作为作家——我几乎是不得不成为一名作家——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首先是在意大利，其后又在国外，这股成功的浪潮以不同的程度逐渐向我袭来，使我严重地失去平衡，它让我披上了某个人的外衣，而那个人却并不是我。 泰西奥：作家算是最沉重的职业吗？ 莱维：最沉重的？ 泰西奥：对，我问的是这个。 莱维：从影响来看，毫无疑问，是的。从劳累和持续时间来看，我想说，不是。因为一般地讲，我是心甘情愿地写出我的书，以轻而易举的方式，我并未在其中感到负担。 泰西奥：你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种可能的失败，也就是说，感到办不成的负担？把一种如此不可捉摸材料作为文本。总而言之，你感受如何？必须写吗？必须那样做吗？ 莱维：我现在感受到了它的分量，但从前没有。 我始终是相当自信地进行写作，因为评论界支持我，我让我的朋友们阅读这些东西，而他们赞扬我的作品；因为销售情况良好，出版商是满意的。我几乎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作家，甚至，直到现在，我都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为没有穷竭心计就获得成功的事实感到吃惊。 泰西奥：就仿佛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莱维：这是一个在我之外的现象。我写了一本书，然后书就走它的路了，起步，沿着错综复杂的路线走下去。《这是不是个人》走了一条那么错综复杂的旅程，以至于我都跟不上它，并且它现在还继续着它的旅程。它在德国又再版了，就在今天早晨，一位技术员给我打电话，一位电影编剧建议我拍一部电影。 泰西奥：不过，从你前面说过的来看，似乎可以说，这个新的职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颠覆了某些东西。你没有说过自己曾感到有些两面性？至少直到你还从事着两种职业的时候。 莱维：当然是的。 泰西奥：这从心理上没有带来困难，没有产生模棱两可的效果吗？ 莱维：不是模棱两可，而是混杂状态。我承受得很好，我保持得也很好。应该说，好些年来，我都是尽了本分。 泰西奥：实际上你是怎么做的呢？ 莱维：我把时间分成两份：有工厂的时间，在此期间，文学与此没有一点关系；然后才是后面的时间：我以回复信件和写作度过的晚上。 泰西奥：你在工厂里要待八个小时？ 莱维：是的，再加上两个小时的路途，一共十个钟点。我夜间工作，我很顽强，这便是一切。 泰西奥：没有任何让步？ 莱维：是的，就像我现在讲述的那样，但不涉及写作。我有过退让，是涉及工厂劳动的事情，在这个战线上的让步，我是有的，是的。 泰西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牵涉写作上的让步。 莱维：不牵涉。 泰西奥：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方面，不是吗？ 莱维：不是已写过的作品，而是“要写的”的作品。举例说，现在我不胜任写作了，不过，我不漠视自己写过的东西，它们是我血液中的血液。 泰西奥：不过，抛开当前的形势，作为作家，你总是感觉自己能控制局面的。 莱维：让步，我是有过的，我经常妥协，我常常被……当作……但关于这些，我宁愿略过去。 泰西奥：但是面对着退让，你的反应如何？ 莱维：我尽力用我的手段去战斗，但是……再说，你在我身陷危机的时候，向我询问这些事情，这让我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在一个不同的阶段，我可能会给予不同的回答，我将愿意以更大的热情来谈论它。 泰西奥：我明白，然而我不能不注意到，你仍然总是战胜野兽。 莱维：现在这些和我都毫不相干了。我从一开始就对你说过，那是些需要诠释的供认、坦白。 泰西奥：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在其他时刻对我说的那些话，现在你可能不愿意说，但这难道不算是更触动心弦的、更深刻的一种谈话尺度吗？ 莱维：我以怀疑的态度感受自己这种心理抑制，关于这点，我对你讲过，那毁了我青年岁月的压抑，它还在阻碍着我的某些人际关系。 泰西奥：可是你看，我是带着极大的尊重跟你说这些的，有时候在你的著作里，我可以感受到你的这种界限。就如同存在着一种你无法逾越的障碍。 莱维：我不想越过去。 泰西奥：我以不太拐弯抹角的方式说了这些，但好像你缺乏热情似的。 莱维：我不知道，我没能很好地意识到。 泰西奥：像是一种抵抗。 莱维：当然存在。有这种迹象——这个我也可以对你说——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前几页中，指的是一个女人，我以我的方式向她献殷勤，这让她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她意识到我的极端胆怯和犹豫不决。我们曾经一起被俘虏，甚至是以一种十分平庸的方式。我们曾经藏在约乌克斯山上，我们一起走下来，为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政治使命，有人在下面为我们提供接待，为的是不必在夜间再爬上山去。我们拒绝了，我记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们在夜间一直爬到约乌克斯山上，在五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过了一个夜晚之后，我们被捕了，对此我经常怀有一种内疚感。 泰西奥：为了并非故意地造成了逮捕而愧疚？ 莱维：还有，这个女人曾经企图自杀，为的是不被遣送，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后来被重新缝和了。总而言之，我背负了这个死亡的重担——因为后来她死了——直到我遇见我现在的妻子。对于我来说，那确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爱恋上一个不再存在的人，并且还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我想这是可以感觉到的……或许假如我对她少些心理抑制的话，假如我们一起逃跑的话，假如我们做过爱的话……那时我却做不出来这些事情。[19] 泰西奥：这是一种弥久的境遇。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写一部自传？ 莱维：我写过了。 泰西奥：但我并不认为《元素周期表》是一部通常所说的自传。我说的是明确的自传，没有除写作以外的其他筛选和加工。举例说，讲述一种行当，跟以更深刻的措辞讲述一种更深刻的经验，是不同的事情。 莱维：实际上对我来说会非常痛苦。 泰西奥：这才是我提问的意思。 莱维：正像我对你说过的，由于我没有能力找到与一个姑娘建立牢固感情关系的方法，我度过了绝对不幸的少年期和青年期……但是，这些是不该讲述的事情。 泰西奥：我很明白。何况，你生活中最好的部分是后来才到来的。回家，结婚，生子，读书，以及用你疗伤的潜力写的文字。写作也有点儿治疗之效…… 莱维：是这样，但《这是不是个人》是十分悲惨的，正如我所讲述的那样。两件汇聚在一起的事情——我开始写作《这是不是个人》，以及我遇到现在的妻子——是两个拯救的因素。 泰西奥：与你妻子的相遇，可以叙述一下吗？ 莱维：那当然，对于我来说，这是值得讲述的。我想说，这是几秒钟而非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故事。我早已经认识了她，她是我妹妹的朋友。 泰西奥：你是在被遣送之前认识她的？ 莱维：是的，是在遣送之前，她是我妹妹的许多朋友中的一个。我们曾经一起跳舞，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们就觉察到一种深刻的、突然的变化，我的这种心理压抑带来的屏障骤然倒塌，首先是多亏了她，她让我开口讲话，对我十分耐心，她能体谅别人，她亲切热情，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泰西奥：你们是去哪里跳舞的？你还记得吗？ 莱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在犹太学校吧。 泰西奥：你记得日子吗？ 莱维：是的，在《不定的时刻》（Ad ora incerta）中有一首诗，就是我在那个场合所写的，你记得它吗？[20] 泰西奥：或许是那首你讲述星辰和上帝的错误的…… 莱维：是的，日期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首诗的标题。 泰西奥：那是晚上，还是白天？ 莱维：是晚上，是的。 泰西奥：那是一件意想不到和令人震惊的事情。 莱维：是的，意想不到和令人震惊。 泰西奥：为什么你感觉先是意想不到的，再是令人震惊的？ 莱维：正如我在《元素周期表》的《铬》（“Cromo”）这一章节中所讲述的那样。 泰西奥：而它使你变得精神愉快了。 莱维：它使我变得精神愉快了，我实现了愿望，开放了，快活了，充满了工作的愿望。这是一个双重的胜利，我感到自己成了世界的主人。 泰西奥：我们做了一些时间上的跳跃。我想再回去一点儿，说说大学阶段。你是什么时候报考大学的？ 莱维：我没有犹豫过。有过这个插曲，也就是高中毕业考试的失败。但后来我又通过翁贝托·科斯莫的课程，在7月再次参加考试。 泰西奥：你去找了科斯莫，作为私人教师，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莱维：可怜的人，他当时非常尴尬。 泰西奥：你去他的家里，在地中海大街？ 莱维：在科利街。 泰西奥：是，他女儿仍住在那里。他当时已经有多大岁数了？ 莱维：我不知道，65岁？在我看来好像很老了。 泰西奥：那是谁把你领到他那儿的？ 莱维：是阿里希本人。不，不是阿里希，因为我本来要写一篇关于法西斯的作文。我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把我打发到科斯莫那儿的。他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让我做了某些练习。我在7月凑合通过了考试，但我不记得分数是多少了。 泰西奥：你连作文的要点都不记得了？ 莱维：不记得了。 泰西奥：那后来呢？ 莱维：后来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大学，我非常喜欢大学。我非常喜欢那个环境，喜欢学习，喜欢课本，我如鱼得水。 泰西奥：你有非常称职的教授吗？ 莱维：是的，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很称职。我都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但是一年之后，传来了种族法令。当时我们是在1938—1939学年。 泰西奥：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 莱维：不，法律允许继续学习，由于我的幸运。起初，我感到自己不一样，不过，犹太人不止我一个，还有很多人。在60名左右报考的人中，我们约占7个或8个。我应该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同学，都像绅士那样对待我们，既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压力，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我们施加压力…… 泰西奥：没有任何人？ 莱维：做毕业论文时，这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禁止接受我们这样的寄宿学生，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有的人粗暴地说道：“您是犹太人，因此我不能接受您。”其他人则以更为友好的方式说出这句话，有一个人还不合法地雇用了我。 泰西奥：在哪种意思上？意思就是你不能合法地出现？ 莱维：我没有露面，那时我确实不在。反正我做了一篇物理学的小论文，它的意义比大论文还重大，因为我实验过了。 泰西奥：你保存了手册吗？参加了许多考试吗？ 莱维：二十五次。 泰西奥：没有哪次经历困难才通过吗？ 莱维：这些考试？没有，一次都没有。 泰西奥：什么都没有，总而言之，好像你并不喜欢。 莱维：怎么说呢，有的东西我更喜欢些，其他的我不太喜欢。建筑材料的化学，让我感兴趣的相当少。我被理论化学所吸引，也被实验化学所吸引。 泰西奥：你没有留在那个环境，是由于你犹太人的身份？ 莱维：在大学的环境？哎，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很着急，因为我父亲当时病得很重，我干起了在巴兰杰罗找到的工作，后来在万德尔。 泰西奥：你的父亲？ 莱维：1935年，我父亲的肠道长了一个肿瘤，动了手术，而后在1942年又发生了一次转移。 泰西奥：与此同时，你还在大学里吗？ 莱维：1942年我已经在外面了。我是1941年7月毕业的。 泰西奥：论文呢？ 莱维：名副其实的论文，我是在蓬齐奥教授的指导下围绕立体化学完成的。[21] 泰西奥：论题是他选的吗？ 莱维：是我选的。 泰西奥：这个论题是以什么特别的方式吸引了你？ 莱维：就是立体—化学，也就是分子化学本身。坚固的结构，连同它们的形状、它们的内部动态，吸引了我。我应该说，那是一篇聪明的论文，实际上，我获得了赞扬。小论文属于实验物理学：我曾对你说过的那种实验。 泰西奥：蓬齐奥教授，你敬重他吗？或者说，你选择他作为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因为他更可能接受吗？ 莱维：不是，不是。我选择那篇论文，因为我喜欢那个论题，而他也马上就接受了。他很聪明，我准确地记得他对我说的话：“您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学生，但我不能接受您。”由于种族法令。 泰西奥：那么，假如没有种族法令的话，你就可能继续在大学里了。 莱维：我肯定可以完成大学生涯了。 泰西奥：场所是马西莫·阿泽廖大街的那个校园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是那些带清真寺尖塔的？ 莱维：那些带有清真寺尖塔的，不存在了。它们被拆毁了。还留下了一个，生理学教学楼的那个，可是化学教学楼的那个，他们把它拆毁了。清真寺的尖塔曾经是一个燃烧的烟囱。 泰西奥：那时候的都灵，你记得它是什么样？ 莱维：这有点困难，我记得并不是很清楚。肯定那时的路比现在更好走，步行也更为令人愉快，没有这么多汽车。 泰西奥：但是这座城市，你住在那儿就从来没有到过别处，你没有改变一切的愿望吗？ 莱维：那些始终都是有条件的逃避。也就是说，我希望旅行，但还是要回到这里。 泰西奥：是否可以说，你是喜欢坐着不动的人？ 莱维：是的，我是习惯于坐着不动的人。 泰西奥：我们还没有探讨，在这个时期前后你的阅读问题。 莱维：从高中往后吗？你有我的《寻根》（La ricerca delle radici）选集可以查看的……其他的，很少了。好吧，我父亲常带大量书籍回家，比方说，有切利内（Céline）[22]的，多斯·帕索斯[23]的…… 泰西奥：切利内？你说的是切利内？ 莱维：切利内，是的。 泰西奥：切利内有没有触动你的内心深处？ 莱维：我不喜欢他那种风格，我感到他很混乱、无政府主义，不过，我读过他，像《魔山》（La montagna incantata）。 泰西奥：还有其他的吗？ 莱维：我很喜欢那本。 泰西奥：后来为什么得了病？是肺结核吗？去了肺病疗养院？ 莱维：既是又不是。我对形而上学的讲话，比如纳菲塔与塞腾布里尼的讲话感兴趣。我对环境感兴趣，我对人物感兴趣，疾病我忽略了。 泰西奥：作为读者，你是怎样的？ 莱维：一个带着放大镜的读者，我对句子的结构感兴趣。这种对语法的酷爱，我对你说过。 泰西奥：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指向你那“被捆住的”风格。我相信，也许需要举例说，做一项对于你的相对论的研究。 莱维：会很有意思吧。 泰西奥：回到托马斯·曼上，《魔山》绝对是一本大学读物。 莱维：大学的，是的。其他的，如多斯·帕索斯、福克纳，我对他们记不清楚了。 泰西奥：维托里尼[24]或者帕韦塞[25]是这时候读的吗？ 莱维：没有，我读的好像是达奥利奥的版本。 泰西奥：那你认为帕韦塞和维托里尼怎么样？ 莱维：维托里尼的作品，我没有读过，帕韦塞的也是。 泰西奥：你是大学毕业后才发现他们的？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你还记得当时的哪些作家？ 莱维：我也读过许多不太好的东西。我读过肖洛姆·阿施（Sholem Asch）[26]、杰克·伦敦、吉普林[27]。这些几乎是必须阅读的材料。 泰西奥：圭多·达·韦罗纳也是吗？皮蒂格里[28]也是？ 莱维：不是，这些读物是我父亲不愿意带回家的。 泰西奥：韦尔内呢？ 莱维：韦尔内，自然是了。 泰西奥：没有萨尔加里。 莱维：没有萨尔加里。萨尔加里的，实际上，我读过一本，但它没有告诉我任何特别的东西。 泰西奥：没有任何禁止的读物。 莱维：没有。我没有买过书。书都是我父亲买的。 [1] 翁贝托·科斯莫（Umberto Cosmo，1986—1944）：文学评论家，曾在都灵的焦贝蒂文科中学以及达泽利奥中学教授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在达泽利奥，他曾作为皮耶罗·焦贝蒂和诺尔贝托·博比奥的学生。他是意大利文学的讲师，一直住在都灵，他的学生有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狱中札记》。——译者注），他们师生之间开始形成一种存在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的友谊（后来在一次值得纪念的拥抱中，两人从人性的角度上解决了冲突，葛兰西对此进行过讲述）。最初翁贝托·科斯莫是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进步主义者，后来他始终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曾受到过极权制度的迫害，这个体制让他在1926年离开教书岗位，他于1929年被判处充军。科斯莫是杰出的但丁学者，他的著名作品有《但丁的生平》（1930）、《最后的上升：“天堂篇”导言》（1936）等。 [2] 对于奇诺·奇尼，请看26页注释1。佛朗哥·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1902—1974）是精练的小品文作者、诗人、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于1935年被定罪放逐，但又获得自由，于1936年创建席尔瓦出版社，该出版社在1947年出版发行了《这是不是个人》的第一版。奥古斯托·蒙蒂（Augusto Monti，1881—1966），几乎是因为修辞学中的改变称号法，而成为了达泽利奥的“讲师”，对于这些，他在《抵抗的学校，1923—1932》章节中讲述过，这个章节包含在讲述他对学校生活的记忆之著作《我与学校的账目》（I miei conti con la scuola），埃诺迪出版社，都灵市，1965年。这些回忆又重新被发表在《教书的职业》（Il mestiere di insegnare）这本书中（阿拉巴·费尼切出版社，库内奥市，1994年）。但是，关于知识分子、讲师和作家奥古斯托·蒙蒂，请参阅吉·泰西奥所写的，《奥古斯托·蒙蒂：一个按照古代方式生活的男人的现状》（Augusto Monti.Attualità di un uomo all’antica），阿尔切雷出版社，库内奥市，1980年。 [3] 词语“号召”（appello），从字面上只能翻译成英语词appeal，它要说的是有吸引力的、诱惑人的。 [4] 阿齐莉娅·阿里希（Azelia Arici，1895—1978）是普里莫·莱维在三年高中（从1934—1935学年至1936—1937学年）的意大利语教师，在1925年荣获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课程主讲职位竞试奖。她曾在贝尔加莫、卡萨莱·蒙费拉托、卡尔马尼奥拉教书，最后又在都灵的达泽利奥教过书，其教学的讲台曾经是奥古斯托·蒙蒂的。她是研究卡图洛、但丁、阿尔菲耶里、科洛迪、迪诺·布扎蒂的学者，为乌泰特出版社翻译过塔奇托的全部作品，出版于1952年至1959年。 [5] 洛伦佐·科科洛（Lorenzo Coccolo）从1927—1928学年开始在达泽利奥任拉丁语和希腊语讲师，对他的一个充分的介绍，请参阅路易吉·菲尔波（Luigi Firpo）所写的书《为两位老师提供证据》（Testimonianza per due maestri），在《皮埃蒙特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话：“文学课程——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在我的老师眼中，仍然是雄浑的学说。我们独一无二的导师，他穿着神父的长袍，不仅以敬意遵循着‘性’，而且遵循着教会法典。他是一位矮小、温顺、强壮的乡下神父，他长着紫红色的鼻子，经常对着一块有红白两种颜色的方格图案的大手帕喘气：那位唐·洛伦佐·科科洛先生，他应该不只是体面地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是他完全无法把这些教给我们——我们对他那卸下武装的纯洁来说，只是懒惰的、毫无节制的唯利是图者。”（穆尔西亚出版社，米兰，1983年，第289—292页） [6] 皮埃特罗·欧塞别蒂（Pietro Eusebietti）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和翻译家，曾是莱维在高中一年级时的哲学老师；萨穆埃莱·格巴兹（Samuele Gerbaz）是莱维在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时的老师。 [7] 三者分别象征着金属铜、锡、铁。——译者注 [8] 杰恩蒂莱是当时意大利的教育部长，他于1923年提出义务教育至14岁为止的改革。——译者注 [9] 普里莫·莱维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埃马努埃莱·阿托姆（Emanuele Artom），这篇文章是1984年4月11日，在米拉菲奥里的一所公园为阿托姆题词之际，发表在都灵市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中的钦佩之情是干脆和明显的：“在1943年9月8日，纳粹分子侵犯了意大利北部，埃马努埃莱没有犹豫——他缺乏军事经验，反对暴力，上山当了游击队员。他自豪、乐观地忍受不适和危险，让自己变得大胆和机智：在1944年的1月，他成为瓦尔-佩利切地区的行动党的政治委员。他曾陷入一次扫荡围捕，被捕了，受到连日凶残的严刑拷打，被人嘲笑，但是他仍坚持守口如瓶，没有说出任何人名。4月7日，他被酷刑折磨致死……”（普里莫·莱维的文章，见《莱维作品集》，第2卷，由埃马努埃莱·贝尔波利蒂编辑，埃诺迪出版社，都灵，1997年）埃马努维莱·阿托姆的日记《三个生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期》（以色列出版社，佛罗伦萨，1954年），由古利·施瓦兹（Guri Schwarz）以“一名犹太游击队员的日记”（Diari di un partigiano ebreo）为书名，编辑后再次出版（博拉蒂·博林吉耶里出版社，都灵，2008年）。关于阿托姆的家庭、父亲埃米里奥、大儿子埃马努埃莱和小儿子埃尼奥，还可以参阅奥古斯托·蒙蒂（Augusto Monti）：《虚假瘦弱的都灵和都灵其他的篇章》（Torino falsa magra e altre pagine torinesi），由吉·泰西奥编辑，安巴拉当出版社，都灵，2006年，第168—172页。 [10] 莱维暗指《漫长的决斗》（“Un lungo duello”），它收录在《他人的行当》（L’altrui mestiere）一书中（埃诺迪出版社，都灵，1985年，第219—225页），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与一个在故事中叫作圭多的小男孩之间一种互相矛盾又互相竞争的友谊。这个名字与马里奥·洛萨诺在户口中登记的名字一致。关于马里奥·洛萨诺，在吉奥乔·布兰多内（Giorgio Brandone）的珍贵小册子《普里莫·莱维和“达泽利奥”》（Primo Levi e il《D’Azeglio》）中做了简述（在《文学和记忆之间莱维的社会地位》中，2007年5月24—25日学习的会议记录，由乔治·布兰多内和蒂齐亚纳·切拉托编辑，达泽利奥高中出版社，都灵，2008年，第174页，注释24）。 [11] 正如卡罗莱·安杰尔（Carole Angier）在《双键：普里莫·莱维的生活》［The Double Boud.Levi：A Biography，2002年（意大利版：Il doppio legame.Vita di Primo Levi，蒙达多里出版社，米兰，2004年）］所写的，使人回忆起“他的第一本传记”，也就是米里亚姆·阿尼西莫夫（Myriam Anissimov）的《普里莫·莱维或者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悲剧》（Primo Levi ou la tragédie d’un optimiste）：1996年（意大利版：Primo Levi o la tragedia di un ottimista，巴尔迪尼以及卡斯托尔迪出版社，米兰，1999年）：“对于普里莫·莱维来说，夸大婚姻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时期他所热切希望的一切就是：‘确认他曾被凶残否定的作为人的权利。’” [12] “白色电话电影”（telefoni bianchi）指的是以豪华生活环境为背景、专门描写富人生活方式的意大利影片，流行于法西斯政权统治意大利的年代，因这些影片中会出现富有家庭使用的白色电话机而得名。下文提到的米诺·多罗、玛利亚·德尼斯均为意大利演员，主演过这种题材的影片。——译者注 [13] 吉尔伯特·戈维（Gilberto Govi，1885—1966）：意大利热那亚方言戏剧演员。——译者注 [14] 里拉为从前意大利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15] 桑德罗·德尔马斯特罗（Sandro Delmastro）进入“正义和自由”的队伍，并成为该组织在城市里一切行动的指挥官。在第一次被捕又逃跑后，德尔马斯特罗被派到罗亚山谷，当他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地时，又再次被捕。他被带到库内奥市的司令部，在一次不顾一切地试图逃跑时，他被杀害了。这个故事被放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短篇小说《铁》（“Ferro”）里，他的形象被以文学手法展现出来。 [16] 梅斯内尔：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运动员。——译者注 [17] 在短篇小说《锌》（“Zinco”，《元素周期表》的第三篇）中，这个同伴叫丽塔，莱维是这样介绍她的：“在角落里有一个油烟罩，在油烟罩的前面坐着丽塔。我靠近她，并以转瞬即逝的快乐心情发觉她正烹调着与我相同的第二道菜：以快乐的心情，因为我围着丽塔转了一段时间，我头脑里在准备出色的开场白，而其后在关键性的时刻，我却不敢向她表白，拖延到了第二天。”卡罗莱·安杰尔（Carole Angier）在莱维的传记里确定丽塔的名字和人物形象的原型是克拉拉·莫斯吉诺（Clara Moschino）（引自《双键》，意大利语翻译版本中，第135—137页）。 [18] 短篇小说《磷》篇中的女孩子，在文学作品中，与加布里埃拉·加尔达（Gabriella Garda）这个人相符。对此，同样是卡罗莱·安杰尔在传记《双键》中的第212—216页提到了。 [19] 在旺德尔的米兰时期，莱维和她就已经有过来往了（旺德尔是一家制药公司。莱维在搬迁到米兰时，先在巴郎杰罗的石棉矿里找到了半地下的职务，之后又转到旺德尔制药公司），万达·马埃斯特罗（Vanda Maestro）是“都灵市的七个男性和女性朋友”中的一个，莱维将她经过改造写进《元素周期表》的《金》（“Oro”）一章，其中他说：“万达，像我一样，是个化学家，但她没有找到工作，她持久地对这件事恼怒发火，因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重新见到她是在莱维缺乏远见的游击队的瓦尔达奥斯塔时期，后来又在福索利。万达死于德国纳粹集中营，对于莱维——他曾与她有一种恋爱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刺痛，正如他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前几页中，在《休战》的其他片段中，也包括在这里所承认的那样；以及，在采访录中，在一次更为痛如针刺的表白中所承认的那样。 [20] 这首诗包含在《不定的时刻》中，它的标题是：1946年2月11日。（引自《莱维作品集》，第二卷） [21] 论文的题目是“万德尔的转化”。吉亚科莫·蓬齐奥（Giacomo Ponzio，1870—1945）1915年至1941年是都灵大学的普通和无机化学的正式教授，同时他还是都灵大学普通化学学院的校长。 [22] 切利内（Lous-Ferdinand Desfouches的笔名，1894—1961）：法国小说家。——校者注 [23] 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John，1896—1970）：美国作家。——校者注 [24] 艾利欧·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1908—1966）：意大利小说家，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他年轻时中断技校学业，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做过会计和建筑工、校对和排版工。1927—1938年，他在佛罗伦萨接触到进步文学杂志《索拉利亚》（Solaria）的文人，1931年开始在该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后集结为《小资产阶级》。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石竹花》也是在杂志上连载，后遭法西斯当局查禁而停发，直到1948年才正式问世。小说《西西里的谈话》（1941）是维托里尼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译者注 [25] 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和诗人。1932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系。法西斯统治时期，曾被判流放三年。193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令人疲惫的劳动》，194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你的家乡》。“二战”结束后，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后来又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小说《同志》、短篇小说集《美好的夏天》等。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月亮与篝火》（获斯特雷加奖）被认为是他最成熟的代表作。——译者注 [26] 肖洛姆·阿施（Sholem Asch，1880—1957）：波兰裔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译者注 [27] 拉迪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8] 圭多·达·韦罗纳（Guido da Verona）是圭多·韦罗纳（Guido Verona，1881—1936）的笔名，而皮蒂格里利（Pitigrilli）是迪诺·塞格雷（Dino Segre，1893—1975）的笔名，这两位游走于色情和幽默之间的受人欢迎的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很大的受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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