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作为西方古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曾经具有一套充溢聪慧的政治制度。陶片流放法，就是在希腊民主肉体的指导下，设计出的一项优秀理论伎俩。一开端，陶片流放法的确表示了希腊的民主肉体，作为一种处置观念抵触的不流血伎俩，维护了城邦的利益，但随着这项机制被滥用，雅典人最终将其废弃，陶片流放法在完成历史任务后，退出了希腊政治生活。

古希腊

什么是陶片流放法？

“流放”（ostracism）源自“陶片”（ostrakon）一词。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记载，每年6月，约6000名希腊城邦选民组成的人民会议（ekklesia）以举手表决今年能否启动流放程序，假定多数同意，则两个月后再举行流放投票。

人民会议（ekklesia）开会的中央

到了商定日期，流放程序启动，组织者在阿哥拉（Agora）城开辟投票场所，人们在陶片上写下流放人的名字并投进票箱，由专人搜集起来后，请执政官监视并清点。6000票为门槛，达不到6000票，则此次投票无效，假如超越6000票，则统计出得票最多的人，此人作为最不受欢送人物将被逐出城邦，流放期限5至10年。流放期间不得擅自回乡，否则将被处决。但是，流放并不等于带罪在身，流放者不会被没收资产，能够在另一个城邦温馨生活，只不外不能踏入希腊，流放期限到了就能够重返家乡，重新参与政治生活，历史上也的确有被流放后东山再起的顽强政客。

写有姓名的陶片

依据德国考古学家斯蒂芬·布伦（Stefan Brenne）在雅典西南发现的9000多块陶片，我们发现流放的人物五花八门，但主要针对位高权重的政客。事实上，陶片流放法的创建，本就是防备僭主操控城邦，危害民主肉体，诸如雅典海军创建者帝米斯托克力（Themistocles）、战功卓著的将军客蒙（Cimon）和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全都被流放过，政治家迈加克勒斯（Megacles）以至被流放了两次。

这些在历史中如雷贯耳的名字，被流放的理由也形形色色，好比帝米斯托克力被斥为“大地上的污染”（a pollution in the land）；客蒙被责备与斯巴达关系密切，希图不轨；科桑西普斯则被控犯下宗教罪行，必须逐出城邦；迈加克勒斯的名声最差，他被责备生活骄奢、倾慕虚荣、为人狂妄又贪财，最重要的一点，他对城邦不忠实，这样的人被流放也是必定的。

写有帝米斯托克力名字的陶片

陶片流放法，看似剥夺了一个人生活在城邦的权益，似乎并不文化，但实践上却充溢了政治聪慧。人们有权流放“罪大恶极”的人，既满足了城邦居民的发泄心理，又能促使政客们谨言慎行，而每次流放一个罪魁祸首，又避免了大范围抵触。流放程序启动前争论猛烈，但投票一过，城邦氛围立刻恢复宁静。所以，陶片流放法最大的优势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表示了雅典的民主肉体；第二，用不流血伎俩处置了抵触。

陶片流放法表示了雅典的民主肉体

陶片流放法充沛表示了雅典民主的肉体。在两派、以至多个派系由于政策观念的歧见，或权益斗争对峙不下的时分，人民会议适时启动陶片流放程序，无异于一次全体雅典人民的公决。

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全体雅典人以自己的明智来判别谁是谁非，并最终决议接受哪个观念。他们一旦决议流放某个政客，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政客的观念，同时支持了其他人的政治主张，肯定了城邦日后的展开道路。

帝米斯托克利

同时，雅典人流放政客思索的不是他们的官职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即“流放不避亲仇”，哪怕像帝米斯托克利、客蒙这样的战争英雄，只需他们要挟城邦的公共利益，也会被无情流放。这就迫使政客们不得不收敛起来，不能居功自傲，要想不被流放，只能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重。实践上，陶片流放法就是全体雅典人整体意志的表示，全体雅典人控制城邦权益，使雅典的民主肉体成为了可操作性的理论活动。

陶片流放法是处置观念抵触的不流血伎俩

陶片流放法作为处置不同派系观念抵触的伎俩，又是最温和、最富人情味的，表示了古希腊政治制度的憨厚和高效。在没有发明陶片流放法之前，或者没有实行陶片流放法的希腊城邦，政治观念的歧见常常招致流血抵触以至内战，而在实施陶片流放法之后，只需求流放某个代表性人物就把问题处置了。

写有伯利克利、客蒙、阿里斯提德名字的陶片

关于被流放的政客来说，流放也不是不可接受，所谓流放，只不外剥夺了他5到10年参与政治的权益，另外就是暂时改动寓居地，除此之外，他的人身和财富权并没有遭到损伤，不会构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且流放期满或城邦紧急征召，被流放者就能够定期或提早恢复他身份和权益，继续为国效能。阿里斯提德、客蒙等人都在流放期间被提早召回，临危受命继续担任雅典的将军，他们将功补过，都立下了不小的勋绩。

被流放者分开雅典后，他的跟随者也不会遭到清查、清算和歧视，所以陶片流放法避免了城邦内部的仇恨与对立，有利于维护雅典的统一和团结。

陶片流放法的的缺陷与终结

对雅典的政治生活来说，陶片流放法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但是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也有其寿终正寝之时。在阅历了长时间的理论后，陶片流放法慢慢背离了人们的初衷，开端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展开。

雅典最后一次流放发作于公元前417年，当时雅典深陷战争泥潭，人们对城邦前景十分达观，政客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顺势崛起，他与较温和的尼西阿斯（Nicias）逆来顺受。为理处置观念的分歧，人民议会启动了流放程序，城邦人民都以为他们二人有一个会被流放，结果两人玩弄伎俩，协作将另一对手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流放。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雅典人对流放结果相当不满，由于希帕波鲁斯代表的是平民利益，他被两个玩弄权术的政客当成了牺牲品，很多人开端狐疑陶片流放法的有效性。

普鲁塔克（Plutarch）

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记载，雅典人关于这一结果感到愤恨的缘由，并不是由于代表他们利益的希帕波鲁斯被流放，而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尼西阿斯对整个投票过程的支配。原本表示城邦民主肉体的政治制度，最终退化成了政客打击异己的工具，他们失去了对陶片流放法的自信心。

除了政客的操弄，平民关于陶片流放法的不尊重，也是招致这项制度最终被取消的一个缘由。普鲁塔克就记载过一个著名案例：某个希腊人走入市集，请求他人替他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名字，碰巧那人正是阿里斯提德。他边刻字边问缘由，那人回答：没有缘由，地道是厌倦听到“正义者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the Just）这个称谓。

写有名字的陶片

不论是政客的操弄，还是平民对流放行为的不尊重，陶片流放法的机制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滥用了，它已不能表示城邦的意志，所以雅典人将其弃之不用，希帕波鲁斯也就成了雅典历史上最后一个被流放的人，陶片流放法退出了希腊历史。

陶片流放法的历史意义

英国希腊史专家乔治·格罗特曾高度评价陶片流放法，他以为假如没有这项制度，雅典民主制的其它各项制度都难以抵达完善。这一评价道出了陶片流放法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

陶片流放法，一开端的确能够表示城邦的意志和希腊民主制的优势，好比说，伯里克利在与政敌修昔底德周旋时，冒险启动了一次流放程序，他豁出出路，想要看看他和修昔底德到底谁更不受欢送，最终修昔底德远走他乡，伯利克利留在了雅典。

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民主政治家，素有威望和政声，即便是他在陶片流放法面前也没有十足的掌握，其他政客就更不敢贸然启动流放程序来抵达自己的目的。从这个例子我们也能看出，陶片流放法能力十足，足以震慑雅典城内的各种派系和权力。由于这项制度控制在雅典人民的手中，能够充沛反映大多数人的请求和意志，所以在维护希腊民主制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人民议会举手表决能否启动流放程序，到流放决议必须满足6000票的门槛，再到认定被流放人的跟随者无罪，陶片流放法的各个细节都表示出雅典的民主肉体，固然最终陶片流放法的展开背离了城邦的初衷，它的存在使希腊民主肉体遭到亵渎，这项制度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我们还是得招认：陶片流放法是古希腊政治制度的优秀设计，它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曾起过庞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资料：

《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

《希腊罗马名人传》普鲁塔克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