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类学视角来看待金融危机

假如有更多银行家像人类学家那样思索，他们就不会对日益增长的风险视而不见

编者按

人们通常以为人类学的研讨对象是亚马逊丛林里的原始部落，但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金融时报》专栏记者吉莲·邰蒂却将人类学的眼光投向了现代社会的专业群体，包含被她称为“彭博村”居民的金融家们。

她发现，金融界像原始部落一样充溢了仪式和符号，但却短少了活生生的人，人类学视角能够为他们提供一面镜子，这或许就是格林斯潘也希望了解人类学的缘由。本文选摘自吉莲·邰蒂的《视角：俯瞰与虫眼》第4章《金融危机》。

文 | 吉莲·邰蒂

编辑 | 彭韧

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的尼斯市，我坐在一个现代主义市政厅的黑暗会议室的后排，觉得自己很傻。我旁边坐着一排身穿中式衬衫和粉色衬衫的人。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塑料绳系着的名牌，上面写着“2005 年欧洲证券化论坛”。这是一个买卖复杂金融工具的银行家的聚会，这些金融工具包含与抵押贷款和公司贷款有关的衍生工具。我作为《金融时报》的记者，在那里中止报道。

在大厅墙】的讲台上，金融家们正在讨论他们业内的创新成果，刷新着印有方程式、图表、希腊字母以及“CDO”“CDS”“ABS”和“CLO”等缩写的演示文稿。我感到一种文化冲击，这比在塔吉克斯坦时要奇妙得多，由于文化方式觉得更熟习，但言语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

我不知道 “CDO”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论坛上在发作什么。我当时想，一个投资银行会议就像一个塔吉克婚礼。一群人正在运用仪式和符号来发明和增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世界观。在塔吉克斯坦是以一个复杂的婚礼仪式、舞蹈和刺绣垫子的礼物的方式呈现。在法国里维埃拉，则是银行家们交流名片、喝酒、开玩笑，中止共同的高尔夫之旅，并在黑暗的会议室里观看幻灯片。但这两种状况下的这些仪式和符号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认知地图、成见和假定。

“彭博村”的金融家们

因而，当我坐在黑暗的法国会议厅里时，我试图“阅读”支撑会议的意味性地图，就像我曾经试图“阅读”塔吉克婚礼上的意味意义，即格尔茨的架构下的“意义之网”，留意人们没有谈论的内容，以及他们想要讨论的话题。规律慢慢浮现出来了。金融家们以为他们控制着一种言语和学问，而其他人很少有机遇接触这种言语和学问，这使他们感到自己是精英。

当我请求一位金融家解释什么是“CDO”或“CDS”时，他开玩笑说：“在我的银行里，简直也没有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学到了，它们分别代表“抵押债务”和“信誉违约互换”。）金融家们具有这种共同的言语，这就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被学问的纽带和经过工作构成的圈子联络在一同，固然他们在纽约、伦敦、巴黎、苏黎世和中国香港等不同的中央工作。他们经过一个衔接到彭博买卖终端的专用信息系统中止交流。

我对自己开玩笑说，这就像一个“彭博村”。为了证明他们活动的意义，金融家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发明神话”（另一个常见的人类学术语）。局外人有时宣称，金融家只是为了赚钱而从事他们的工作。

但是，银行家们并没有以这种自我方式展示他们的活动。相反，他们引进了“效率”“活动性”和“创新”等概念。证券化设计背地的发明故事——这也是会议的主题——这个过程使市场更具“流通”，即债务微风险能够像水一样容易买卖和流通，使借钱更低价。他们坚持以为这对金融家和非金融家都有益处。

另一个凸显事实的细节是，金融家们的演示文稿缺乏一个特性：脸或其他真人的图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很奇特，由于创世神话宣称“创新”使普通人受益。但当金融家们谈论他们的技艺时，他们很少提到活生生的人。希腊字母、缩略语、算法和图表充溢着他们的演示文稿。这些钱是谁借来的？人在哪里？这与理想生活有什么联络？

起初，这些问题让我感到猎奇，而不是警惕。人类学思想方式的一个特征——像新闻学一样——是强迫性猎奇，我觉得自己似乎刚刚跌入了一个全新的召唤着我去探求的范畴。我通知自己，假如自己开端为这片陌生的范畴写下旅游指南，对《金融时报》的读者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假想自己可能会像同事报道硅谷那样报道金融。究竟，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发明神话，即鼓吹关于创新及其带给人类所谓的益处。

后来人们发现，借用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后来的说法，这个发明神话也包含了一个可怕的“缺陷”；我在里维埃拉察看到的文化正在发明风险，后来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由于金融家是一个紧密相连，简直没有外部监视的学问分子部落，所以他们无法看到他们的发明能否失去控制。而且，由于他们对创新的益处有如此激烈的“发明神话”执念，他们对风险视而不见。

一位名叫丹尼尔·贝恩扎的人类学家后来把这个问题称为“基于模型的道德脱离”；另一位名叫凯伦·何的人把它归咎于“活动性崇拜”；还有一位名叫文森特·莱比奈的人强调了对复杂数学的“控制”。

不论用什么比方，问题是金融家们既看不到他们所做事情的外部环境（低价贷款对借款人的影响），也看不到他们世界的内部环境（他们的小圈子性质和特殊鼓舞计划如何滋长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视野很重要。人类学的一个益处是，它能够让人们对陌生的“他者”产生共鸣。另一个益处是，它能够为熟习的我们提供一面照照自己的镜子。在“熟习”和“陌生”之间划清界线历来都不容易。文化差别存在于一个不时变更的谱系上，而不是生硬的静态框架。

但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处于何种熟习和陌生的混合体中，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里维埃拉的银行家们并没有问的简单问题总是有益处的：假如我作为一个完整的陌生人，或者作为一个火星人或孩童，来到这一文化中，我可能会看到什么？

为什么格林斯潘希望了解人类学

2011年，我遇到了格林斯潘，这位传奇人物曾在1987年至2006年掌舵美联储。我们当时在阿斯彭思想大会上，这个会议每年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同名小镇举行。他问我在哪里能够找到一本关于人类学的好书。“人类学？”我诧异地反问。

在这之前，这位强大的前中央银行家——由于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而被称为“巨匠”——似乎是最不可能对文化研讨感兴味的人。他是置信自由市场理论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群体的缩影，他们以为人类是由追求利润和理性的自我利益驱动的，理性到能够用牛顿物理学的模型来追踪。

这种立场促使格林斯潘支持金融创新，并对此采取漠不关怀的政策；即便他担忧信贷衍生工具或其他范畴会呈现泡沫，他也以为这些泡沫会自我纠正，由于市场是流通和有效的。

固然他偶尔会对衍生工具的内在风险提出正告，但他同意金融家的观念，即抵押债务和信誉违约互换等产品会使市场更有“活动性”和效率，因而，他对这些产品表示赞同。

我问他为什么想了解人类学，格林斯潘带着狡黠的笑容指出，世界曾经改动，他想了解它。这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2007 年夏天，在债务链中的一些债权人——如美国抵押贷款借款人—— 开端呈现违约后，金融危机爆发了。这些违约的最初损失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们在金融方面构成了相当于食物中毒的恐慌，很容易再一次用香肠的比方来解释：假如一小块烂肉进入了屠夫的搅拌机，消费者就会避开一切的碎肉和香肠，由于他们无法判别毒物可能在哪里。

当抵押贷款呈现违约时，投资人拒绝触碰任何抵押债务，由于他们无法跟踪风险，由于这些工具曾经被切割了很多次。本应在投资者之间分散风险，从而使其更容易缓冲打击的金融工具，为系统引入了新的风险——自信心的丧失。没有人知道风险去了哪里。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金融当局力争上游地处置这个“金融食物中毒”的问题，处置措施是支撑市场，救助银行，然后隔离（和肃清）包含不良抵押贷款或“毒药”的金融工具。但是这并不奏效：2008年 10 月，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对格林斯潘等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认知打击。整整一代的政策制定者都置信，自由市场的经济鼓舞机制能够发明出如此高效的金融体系，致使于假如呈现任何过度行为，好比信贷泡沫，它们都会自我纠正，不会构成真正的损伤。往常看来这是错的。或者正如格林斯潘在 2008 年底通知国会的那样。“我的思想上有缺陷。”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读一些关于人类学的书：他想知道“文化”是如何扰乱这些模型的。

我被感动了。当格林斯潘第一次向国会发表招认“缺陷”的评论时，这一招认引发了普遍的嘲讽，特别是那些在崩盘中损失了资金的人。但我以为这种反响是不适合的，任何指导人，更不用说被称为“巨匠”的人，都很少在公收场所招认学问上的错误。更少有人会试图经过探求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如人类学，来重新思索他们的想法。

我以为格林斯潘在拥抱一种探求肉体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我们讨论人类学时，我也认识到，格林斯潘想了解“文化”的缘由与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动力不尽相同。对他来说，研讨“文化”主要是试图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有奇特的行为。因而，他转向人类学的缘由与惠蒂在英国面对埃博拉病毒期间向人类学家寻求辅佐的缘由相同：了解“奇特”的其他人。

当我在阿斯彭遇到他时，格林斯潘特别猎奇的是文化方式如何影响好比 2011 年的欧债危机，他觉得希腊人的行为特别令人困惑。换言之，希腊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奇特的“他者”，特别是将他们与德国人相比时，他想知道希腊人的文化方式能否会使欧元区解体。

学会像人类学家一样思索

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人类学家经常探求“他者”。但这只是人类学所能提供的一半学问，在 2008 年之后，不只是希腊提供了有趣的文化剖析资料；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刚刚发作的债务问题也同样有趣。所以我倡议他读一些人类学家对西方金融所做的研讨。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研讨计划。例如，人类学家凯特琳·扎鲁姆（Caitlin Zaloom）曾在2000年与芝加哥买卖市场和伦敦市场的买卖市场人员一同生活，并跟踪了传统买卖向电子买卖的转变是如何影响金融家的文化。

何凯伦解构了华尔街的活动性认识形态，并指出，金融业不时失控的一个关键缘由是金融家们将这种框架移植到了实体经济中——却没有认识到这在其他人看来是多么的奇特，以至不适合。

据她的察看：“我的华尔街信源没有认识到，不时的买卖和猖獗的员工活动性是华尔街的独有文化，而是将他们的操作理论与他们作为市场解读者的文化角色混在一同。他们混杂了‘自然的’市场规律和金融周期。”

同样，苏格兰金融社会学家唐纳德·麦肯齐剖析了买卖员的部落主义如何促使他们为金融产品树立不同的估值模型，即便是用同样的所谓“中立”的数据中止计算。一位美国法律人类学家——将人类学应用于法律的人——安利斯·瑞尔斯（Annelise Riles）对日本和美国的衍生工具合同对文化的意义做了惊人的剖析。

另一位名叫梅丽莎·费舍尔（Melissa Fisher）的法律人类学家剖析了盘绕华尔街性别不均衡的特殊问题。丹尼尔·苏莱尔斯（Daniel Souleles）研讨了私募股权玩家的网络。亚历山大·劳莫尼耶（Alexandre Laumonier）做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研讨手机信号塔的位置如何影响芝加哥和伦敦的对冲基金的买卖战略。

另一位法语人类学家莱比奈在一家法国银行担任股票衍生品买卖员，他写了一份出色的研讨讲演，阐明了即便是金融家也很难了解的“破坏性的金融工程”和“创新金融产品产生的风险”。

正如人类学家凯斯·哈特（Keith Hart）所言，有大量的研讨试图以更普遍的文化背景来思索宏观经济模型，并将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至还有一项针对格林斯潘“部落”的出色研讨。

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霍姆斯（Douglas Holmes）曾研讨英格兰银行、瑞典银行和新西兰贮藏银行等机构的礼仪，并得出结论：中央银行家们对经济施加（或施加了）影响，不是经过机械地改动货币价钱（正如经济学家的模型中通常假定的那样），而是经过发挥“口头咒语”。因而叙事和文化很重要，即便对中央银行家来说也是如此；其实，叙事和文化对央行来说特别重要。

但是，正由于精英们很难“翻转镜头”，所以尤为重要。这一点在新冠病毒的故事中得到考证。在金钱的世界里也是如此。假如金融家们在 2008 年之前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来操作，金融泡沫可能永远不会变得如此之大，然后以如此可怕的结果决裂。

同样，假如有更多的中央银行家、监管者、政治家以及记者能够像人类学家那样思索，他们就不会对日益增长的风险视而不见，也不会对银行家如此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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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肖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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