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勤 赵 韡：鞋杯：文人对雅俗生活的双向渗透

《金瓶梅词话》第六回写道：“（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殢雨尤云，调笑游玩。少顷，西门庆又脱下他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1]

这里的“鞋杯”，又称“金莲杯”、“双凫杯”等，宋元时即有此说，至明清则大盛，在近古畸形病态的文人审美中，沟通着文学世界和色情世界，是雅与俗交媾的伴生物。

“鞋杯”本是风月场上调情逗趣的道具，却不时与作为雅文化代表的文人行止勾连在一同，掺混着文人的情致与俗趣，因而成为研讨文人心态的一个比较有意味的话题。

然其本末渊源、展开演化，据笔者所见，似除陈诏《〈金瓶梅〉小考举例》[2]、曾永义《酒话联翩说礼俗·妓女侑酒》[3]二文略作触及外，很少有文章讨论。

本节拟就此话题展开论述。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一、作为小说戏曲常用道具的“鞋”

相传，“鞋杯”源自苏轼的《选妓约》，“行酒皆用新鞋”。

然较早细致叙及“鞋杯”的，当为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卷二三“金莲杯”条中谓：

杨铁厓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余窃怪其可厌。

后读张邦基《墨庄谩录》，载王深辅道《双凫》诗云：“时时行地罗裙掩，双手更檠春潋滟。傍人都道不须辞，尽做十分能几点。

春柔浅蘸蒲萄暖，和笑劝人教引满。洛尘忽浥不胜娇，刬踏金莲行款款。”观此诗，老子之疏狂有自来矣。[4]

杨维桢（号铁崖）为元末明初著名文人，为诗纵横奇诡，自成一格，世称“铁崖体”，在当时及后世均卓有影响，故其所称“鞋杯”，也为以后文人津津乐

道。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明顾起元《说略》卷二五、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八、清王弈清《历代词话》卷一○、清

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等，均触及此等内容。

另外，刘时中、冯惟敏、瞿佑、彭孙贻等创作的诗词曲以及说部中的《绿野仙踪》、《品花宝鉴》、《淞隐漫录》等，亦触及“鞋杯”。

（元）杨维桢 著

其实，文人关注“鞋杯”，首先缘于对鞋的关注。

古人历来重履。“履类有屣，有舄，有屐，有屧，有鞋，有靴，有屩，男子贵贱皆蹑之”[5]，

“妇人屦与男子同，自后妃致使命妇，制度质采，咸有等差，不得逾僭”[6]。

故有紃履、珠履、複履、穿角履、居士履、高头草履、小花草履、芒履、鸳鸯履、谷木履、雀头履诸品类，或与著履者身份、位置、品性、嗜好相关。男女

所著履亦略有差别。

《宋书·五行志一》谓：“昔初作履者，妇人员头，男子方头。员者，依从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此去其员从，与男无别也。”[7]

恰道出“履”之方式演化。

《周礼》即载有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靑句、素屦、葛屦诸名色。

古人云：“着服各有屦也，复下曰舄，襌下曰屦。”[8]

着夹衣时，所穿为舄；着单衣时，所着为屦。可知，舄、屦乃是一物。而且，所谓赤繶、黄繶，即是“以赤、黄之丝为下缘”[9]。

“古者妇人皆著靺穿履，与男子原无分别也”[10]，“男女之履，同一形制，非如后世女子之弓弯细纤，以小为贵也”[11]。

所关注者，也非仅仅女鞋，如《史记·春申君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12]

（明）胡应麟 撰

左思《吴都赋》：“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13]傅玄曾作《履铭》，文中所称，乃男子之履。[14]

《释名》曰：“履，礼也。饰足以为礼”，又曰：“履，拘也，所以拘于足也。”[15] 亦是泛指。

稍后，即便咏及女足，也多是写其自然之态。如李白《越女词五首》：“长干吴儿女，头绪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东阳素足女，会稽素

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 [16]

《浣纱石上女》：“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 [17] 即是。

放旷如李太白，在叙及女足时，也似乎并无多少轻薄的意味。

再后来，或是“以小为奇”的缘故，不少文人大都对女子之足小者流显露羡慕之情，如唐大历中夏侯审《咏被中绣鞋》：“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陶醉也

摩挲。” [18]

杜牧《咏袜》：“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 [19] 均是其例。

以小为美，俨然成了当时之习尚。裹足之残酷行为的产生，或与其时上层社会这一审美心理有关，所谓“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 [20] ，“脚小能

行”，“又复行而入画”， [21] 恰是这一病态心理的写照。

《李渔随笔全集》

在封建时期，女子为封建礼法所拘囿，常常将自己遮裹甚严，“妇人衣服，宜安天职”[22]、“女子无故，不许出中门。

出中门，必拥蔽其面”[23]、“出门必掩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24]。

出行连脸面均须遮盖，其他身体之部位更不用待言，致使“女子行不露足”[25]。

足与鞋皆成了具有很强私密性之物，只需妓女才不顾人言，“舞鞋应任傍人看”或“便脱鸾靴入凤帷”，至于良家女子，则深深掩藏。

那种六朝之时的“绿流洗素足”之女子，已极少见。连鞋子也成了秘不示人的闺奁中珍物，或以之赠所爱。

元曾瑞卿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所叙王月英所赠情郎郭华之信物，即“端端正正，窄窄弓弓”[26]一只绣鞋和一个香罗帕。

《醒世恒言》卷一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叙杭州潘用之女寿儿，与行经楼下的豪门公子张荩目视生情，张荩以红绫汗巾结同心方胜投赠，寿儿则脱下一

只合色鞋儿回赠，是以鞋作定情之物。

张荩视此鞋“似性命普通”，备加珍爱。

同书卷一九《白玉娘忍苦成夫》，叙白玉娘与丈夫程万里生死分别之际，“将所穿绣鞋一只，与丈夫换了一只旧履，道：‘后日倘有见期，以此为证。万一

永诀，妾抱此而死，有好像穴。’说罢，复相抱而泣，各将鞋子珍藏”[27]。

别后，万里每到晚间，便“取出那两只鞋儿，在灯前把玩一回，呜呜的啼泣一回”[28]。 后“鞋履重合”，夫妇重聚。

（元）曾瑞卿 著

《型世言》第六回“全姑丑冷韵千秋”所写汪涵宇勾搭朱寡妇，也是“将鞋子摄了一只”，以作订情之“表记”；

第十一回“诉旧恨淫女还乡”，陆慧卿向书生陆容示爱，则是将情书藏于鞋内，即所谓“深心怜只凤，寸缄托双凫”[29]。

《聊斋志异·胭脂》中卞女胭脂，暗自爱上书生鄂秋隼，事为光棍宿介所知，潜往卞处，托名鄂生，“捉足解绣鞋”而为凭，且缘此酿成惨祸。更值得留意的

是，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词话》，发现是书第二十八回居然呈现了八十个“鞋”字。其曰：

此回单状金莲之恶，故惟以鞋字播弄纵情。直至后三十回，以春梅纳鞋，足完鞋字神理。细数凡八十个鞋宇，如一线穿去却断断续续，遮遮掩掩。

而瓶儿、玉楼、春梅身分中，莫不各有一金莲，以衬金莲之金莲，且衬蕙莲之金莲，则金莲至此已烂漫不堪之甚矣。[30]

由此可见，在该小说中，“鞋”，不只是贯串前后情节的主要道具，在表示男女性爱上，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又如清人小说《梅兰佳话》第十五段“销魂院竟夜谈心”，叙书生梅雪香与才妓桂蕊馆中下棋，“故落一子于地，俯身寻觅，暗将桂蕊金莲一捻，但觉弓鞋

贴地，似初长猫头笋儿，不上三寸。雪香心摇魂飞，徜恍莫定”[31]。

（清） 曹悟冈 著

欲求欢会，遭蕊婉拒。“雪香曰：‘莲花可再一现否？’桂不语，以帐蔽面而坐。雪香抬起双钩，置之膝上，摩抚半瞬，曰：‘两峰并峙，不盈一握，真爱

煞人哩。’”[32]

在这里，求欢而不得，转而“摩抚”其鞋与足，“鞋”与“足”均具有了性爱的意义。

总之，越到后来，女子之绣鞋在男女情事中的作用越明显，且“鞋”呈现于婚姻缔结中的频率也大为增加。

据《天津志略》载，男女交流庚帖后，若双方无异议，男女即下定礼。

“女家以靴帽、文具作答”。《束鹿县志》谓，新妇成婚后，“乃谒见翁姑，陈衣服、巾履为贽”，即便拜伯嫂、伯叔、翁姑，拜外祖父家戚属，也莫不如是。

《深泽县志》亦记载，“二月二日，女家具食物送女归婿家，……作鞋，足其家人所著，名遍家鞋”。

江苏北部乡村，是于新妇住对月回婆家，给夫家亲眷每人一双鞋，名为“满家鞋”，与之近似。此外，《张北县志》、《定州志》等，均有此相类记载。

二、从“鞋”到“鞋杯”

古人为何对“鞋”情有独钟？盖“鞋者谐也。

以两而合，见鼓瑟吹笙之义焉。……好色，人之所欲也。如好好色，诚意之事也”[33]。

可知，饮酒用鞋，乃取其调和美满之意。

特别在两性关系中，“鞋”这一物象已异化为带有意味意义的性文化符号，与上古陶器上所绘的鱼具有了相似的意味。

写男女之欢合，则是“春到天台，笑解罗衫，欵褪弓鞋”[34]、“一步一金莲，一笑一春风”[35]。

因其“荡湘裙半扎悭，蹴金莲双凤嘴，窄弓弓三寸儿步轻移”，引逗得一些文人禁不住心旌摇摇，暗赞“可喜”，“隔纱裙几回偷抹眼”。

古代弓鞋

无聊文人之所以如此喜欢女足、女鞋，就在于与其性联想有关，由最普通不外的足饰，联想到男女调情之举，即所谓“被底钩春兴，醉人儿几回轻拨醒”

[36]。

如此看来，旧时文人的鞋杯饮酒，看上去是场恶作剧，其实，箇中却包含了他们性指向的转移，以“脱其鞋载盏”替代肌肤之亲，以看似嘲谑调笑的举止，

掩饰了低俗、龌龊的审美心理。

同时，也不能排斥这是恋物癖在某些文人身上的反映。

杨洪训《性心理》称：

“恋物癖是以物品或人的某一部分作为性活动对象的心理病状。患这种心理病状的以男性为多。

倾慕自己所选择的异性对象，从而也产生对倾慕对象的物品和身体某一部分的喜欢以及美感”，“把兴味和性感集中在女性的某些物品上。”[37]

而当时的文人，对女子之足、女鞋如此溺爱，致使视以鞋载杯为风流雅事。

这种审美心理的畸变与倾斜，或与恋物癖有关。有此性心理作祟，所以，女子之足，则成了“可喜杀”的“软玉钩，新月芽”，

脚踩落花美之为“红叶浮香”，洗脚水变成了“玉莲汤”，脚趾头视作“金莲瓣”，小脚之前半部美其名曰“玉笋尖”，连汗臭充溢的鞋子，也成了“娇染

红罗”的带香“彩凤”！

三寸金莲

明代著名文士冯惟敏，更将持“鞋杯”饮酒写成了“月牙儿弯环在腮上”、“筍儿尖签破了鼻梁”，致使“钩乱春心”。[38]

正由于是只“半新不旧”的鞋子，使得冯氏误以为“手泽犹存，香尘不时”，引惹得“心田儿里踢蹬”。[39]

“嘴”与“鞋”，是处于不同位置、具有不同功用的两件物事，但是，“鞋”一旦“载盏”，位置却得以直线提升。

原本是与脚“耳鬓厮磨”的“足饰”，却得以与饱餍酒肉之口近距离接触，居然贴上了脸腮、戳上了鼻梁。

很难想象，汗脚之臭气与美酒之醇香混合交杂而出，环绕于鼻端及唇吻之间，居然成了时人一件竞相追捧的美事。

当时文人竟视此为雅，且乐此不疲，趋之若鹜，真可谓以丑为美的范型。

由这件事，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明陆容《菽园杂记》所载，时人“喜粪中芝麻，杂米煮粥食之”，或嗜“食女之阴津月水”，喜食胎衣、蚯蚓诸“非人情

者”事。[40]较之鞋杯，更觉不堪。

杨维桢何以首倡“鞋杯”？笔者以为，或与其豪迈不羁之个性有关。

元末，他“狷直忤物，十年不调”[41]。

张士诚据有吴中，坚请其出山。“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甚说，即命饮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诗云：‘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

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42]

士诚见其志不可屈，无法放归。

（明）陆 容 著

洪武初，朝廷征其修礼乐史书，仅百余日，即以老妇晚岁岂再改嫁辞归。晚岁寄居松江时，

“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屨，殆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铅粉狼藉。

或戴华阳巾，披鹤氅，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也”[43]。

据称，其时，家中蓄有四妾，名曰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时偕其乘大画舫，纵情出游。豪门巨室，争相迎接。

时人为之赋诗曰：“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不幸一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44]

诗歌创作主张性情，尝称：“执笔嗟叹，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45]

为诗上法汉魏，出入于少陵、二李（李白、李贺）之间，“又时出龙蛇鬼神，以眩荡一世之目”[46]。

且恃才纵笔，时出新意，如题杨妃袜，“安危岂料关天步，生死犹能系俗情”；咏刘、阮事，“两婿原非薄情郎，仙姬已识姓名香。 问渠何事归来早，白

首糟糠不下堂”，皆“题目虽小，而谈论甚大”之佳作。

因其名声甚大，故跟随者颇多。妇人、女子亦在其列。

“《西湖竹枝词》，杨维桢为倡，南北名士属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吴郡士二十六人，而昆山在列者一十一人”[47]。

其中，最著名者，就有博通文史、为诗精悍的郭翼（字羲仲），“才情高旷”的顾瑛（字仲瑛），“博学强记”的秦约（字文仲），幼即“以诗名搢绅间”

的袁华（字子瑛），“清俊奇伟”的陆仁（字良贵）等人。

（元）杨维桢 书

由于他具磊落之才，且“素日豪气塞云汉，未尝随意假人以称可许”[48]，故一语褒贬，其人便身价骤增。

杨氏言行影响当时一大批文人，追步其诗风者有之，向慕其生活态度者有之。

以“鞋杯”饮酒，原本无可赞同，但因是杨维桢之所为，也成了人们学步的对象。所谓名人效应，或于此见。

以鞋载杯，杨维桢之初衷，或许在于有意别树一帜、逞才使气，或许与他按兵不动之诗风追求还有点藕断丝连的关系，又或者与他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密切

相关。

而学步者之举，则是把肉麻当有趣，将粗鄙作风雅。正如有人所说：“当历史发作突变或变更的时分，首先表示出来的是人所发作的变更。

一些陈旧事物、陈规陋习的丑的实质也得到了充沛的表示”，有时还与“新生事物纠缠在一同，把整个时期搞得美丑自现，五彩斑斓”。[49]

这种将“丑”视作“美”，常常与人的原始天性有关，“充溢着发自本能和愿望的激烈激动”。

三、鞋、鞋杯与文人怪癖

以今人眼光视之，古人种种嗜好，如“琴棋癖”、“山水癖”、“园林癖”、“词曲癖”、“书画癖”等，

其中一些或与张扬个性、凸显自我的个性认识相关联，有冲决“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儒家诗教规范的积极意义。

但是，以鞋为杯，究竟是一种轻浮的举措，似多为流连花丛的浮薄浪子所热衷，其间着实暗蕴着男性主体的色情想象和愿望满足，无疑也是对女性极大的不

尊重。

这一近古以来文人的病态审美，似乎不可能得到社会行动的认可。

但是，雍正年间修纂的《御定骈字类编》卷一四九有“鞋杯”条目，释曰：

“《觥记》注：双凫杯，一名金莲杯，即鞋也。王深辅有双凫杯诗，则知昔日狂客亦以鞋杯为戏也。”

该书《凡例》谓：“是书义取骈字，必选字面的确的然、成类不假牵合造作者，除虚字不采外，将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

物、草木、鸟兽、虫鱼分为一十二门，至如字面虽实而类聚不伦及不甚雅驯或于对属无取者，槩不泛及。”

清·雍正年编

可见，“鞋杯”在主流认识形态里，居然尚未逸出“雅驯”的范畴，真可笑也欤。

更令人惶惑的是，醉心甚或赞誉“鞋杯”之人，也并非均为登徒浪子。

如彭孙贻（字仲谋，一字羿仁，海宁人），就耿介孝友、不同凡流，与同邑吴蕃昌（字仲木）创瞻社，为名流所重，时称武原二仲。

以至这种酒席间应酬的反常举措，竟得以不时“发扬光大”。

如后世有一个叫方绚（字陶采，号荔裳、金园）的文人，特地设计了“采莲船”、“贯月查”等多种“鞋杯”酒令。

“采莲船”令，据方氏自述，“妇足本名金莲，今解其鞋，若莲花之脱瓣也。飞觞醉客，则正如子美诗所谓‘不有小子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者，故名

之曰采莲船。”

“贯月查”令，又名“摘星贯月”，是仿投壶仪节，以莲子、松子、榛子、红豆等果品，投入美人弓鞋，视其贯查，即以载酒行觞。

“星”即“查”，意指水中浮木，另以妓鞋象形为“月”，以“星”贯“月”，恰如天女散花，流霞片片。

方氏以为，“鞋杯”游戏足能够“合宾主之欢心，写友朋之乐事”。[50]

民国版《香艳丛书》

当然，即便在“鞋杯”盛行伊始，也有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女性。

听说元郑允端就写有《碧筒》一诗，曰：“主人避暑开芳宴，轻折荷盘当酒罍。半朶断云擎翡翠，一江甘露泻玫瑰。胸中爽气飘飘起，鼻底幽香拍拍回。可

笑狂生杨铁篴，风流何用饮鞋杯。”

当然，以荷叶为酒杯，并不是郑允端的专利发明，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七记载：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

名为碧筒杯，历下学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这种“碧筒杯”，历代诗人亦多有吟咏，如“共君曾到美人家，池有凉亭荷有花。 折取碧筒一似酌，争如天上醉流霞”等等。

以这种“杯子”行酒，无疑更契合女性清莹纯真的审美观。

对杨维桢，郑氏直斥为“狂生”，显然对“鞋杯”之举是充溢着憎恶、不屑和鄙夷的。

而《清閟阁集》所叙倪云林面对杨维祯“鞋杯”之举“大怒，昭雪而起”的猛烈反映，则并非出于对女性的尊重或对理学格范的谨守与拘泥，更多出于倪氏

自身的“洁癖”。

听说，诗琴书画俱风骚绝代的云林子，视不洁如仇雠，《清閟阁集》卷逐一《外纪上·云林遗事》谓：

（倪瓒）尝使童子入山担七宝泉，以前桶煎茶，后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问之曰：“前者无触，故用煎茶；后者或为泄气所秽，故以为濯足之用。”

尝眷赵买儿留宿别院，疑其不洁，俾之浴。既具寝，且扪且嗅，复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罢。

赵谈于人，每为绝倒。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

尝留客夜榻，恐有所秽，时出听之。一夕闻有咳嗽声，侵晨令家僮遍觅，无所得。童虑捶楚，伪言窗外梧桐叶有唾痕者，元镇遂令剪弃十余里外。盖宿露所

凝，讹指为唾以绐之耳。……[51]

心理洁癖抵达这种水平，自然不会觉得热嘟嘟、臭哄哄的“鞋杯”溢出“异香”了。

《文渊阁四库全书》

作为审美对象的小脚金莲，普通的确浊臭不堪。

徐珂《清稗类钞》在谈及“睡鞋”时讲，“睡鞋，缠足妇女所著以就寝者。盖非此，则行缠必弛，且藉以使恶臭不外泄也。”[52]由此可见，文人对“鞋

杯”竟重复把玩并再三形诸吟咏，真的成了曾永义先生文中所指斥的“逐臭之夫”了。

其实，“鞋杯”之类酒筵上推澜助兴的小“把戏”，反映的都是封建士大夫雅俗生活的双向渗透，寄寓着畸形的占有欲和性幻想。

应该说，除了极少数德养深沉、性格耿介的儒士，普通文人士大夫，为其低俗的审美情味所差遣，也大都不会逃避此类世俗性文娱，以至以此标榜身份和位置。

秦楼楚馆，冶游狎妓，忙得是不亦乐乎，如白居易、元稹、杜牧、柳永等等，大多有此痼疾。

只不外，不论是蹭蹬科场还是独擅名场，不论是酒肉常赊还是风光无限，他们的心灵似乎永远焦灼徘徊。

困顿场屋者多反激出清脱不驯的乖张之气，而高居庙堂者道德的面具下常常是卑污的个人生活。

或许，文人们种种行为上的乖戾纵容，除了贪图吃苦、彰显不羁外，还有那么一点萧然世道中消滞化郁的解脱之意。

这种严肃与冶艳的两重性，正是古代学问分子心灵的常态，为“鞋杯”淡淡抹上一笔的兰陵笑笑生，大约也莫能例外。

本文作者 赵兴勤 教 授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2] 《古典文学学问》2003年第3期。

[3]《分离副刊》1994年1月12日。

[4]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5]沈自南：《艺林汇考》服饰篇卷九《屣舄类下》引顾起元《说略》，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6]沈自南：《艺林汇考》服饰篇卷九《屣舄类下》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

[7]《二十五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735页。

[8]《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693页。

[9]《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693页。

[10]沈自南：《艺林汇考》服饰篇卷九《屣舄类下》引《五杂俎》，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11]余怀：《妇人鞋袜考》，虫天子编：《香艳丛书》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507页。

[12]《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71页。

[13]《全晋文》卷七四，《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70页。

[14]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履第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629页。

[15]《全晋文》卷四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

[16]《全唐诗》卷一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

[17]《全唐诗》卷一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

[18]《全唐诗》卷二九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42页。

[19]《全唐诗》卷五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30页。

[20]《李渔随笔全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76页。

[21]《李渔随笔全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77页。

[22]唐彪：《妇女必读书》，张福清编注：《女诫》，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23]史典：《愿体集》，张福清编注：《女诫》，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24]郑氏：《女孝经》，张福清编注：《女诫》，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5]袁枚：《缠足谈》，虫天子编：《香艳丛书》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511页。

[26]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271页。

[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87页。

[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87页。

[29]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30]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7—278页。

[31]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3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91页。

[33]方绚：《贯月查》，虫天子编：《香艳丛书》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8页。

[34]陈铎：【北双调折桂令】〈青楼十咏·临床〉，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一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471页。

[35]唐复：《美丽》【鹊踏枝】，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一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227页。

[36]王磐：【北双调清江引】〈闺中八咏·睡鞋〉，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一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1037页。

[37]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38]冯惟敏：【北双调仙子步蟾宫】〈八美·鞋杯〉，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二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1980页。

[39]冯惟敏：【北中吕朝天子】〈鞋杯二首〉，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二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1993页。

[40]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

[4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铁崖先生杨维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42]都穆：《南濠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55页。

[4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铁崖先生杨维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44]瞿佑：《归田诗话》卷下，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275页。

[45]《东维子文集》卷七《吴复诗录序》。

[4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47]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页。

[48]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3页。

[49]李兴武：《丑陋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50]虫天子编：《香艳丛书》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3页。

[5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6210页。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受权刊发，原文选自2014（兰陵）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论文集。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