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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廓清先生审读书稿 阅历与经验 姜廓清 “学人”责撰长文，专言学术成果及研讨措施，这令我颇感难堪。自报成果，似有彰炫之嫌，至于研讨措施，当初我并无设计。自己的治学之道，真实是一路走来，一路困惑，“摸着石头过河”而已。宋王应麟的力著题名《困学纪闻》，学始于困，而且越学越困，前贤尚如此，我辈曷敢言“法”？此文，只述录个人的求学阅历，其间，当然触及“措施”。
钱文观 国画姜廓清先生像轴 窃以为，对一个学人而言，初涉此道，重要的不是“措施”，而是“摸着石头”也要“过河”的勇气。大而言之，措施不外重考据的汉学与重义理的宋学这二条，除此，似乎别无绝招。 我终身都回旋于“山”里，弱冠前在滇东北的“高寒”，以后便不时滞于“地无三里平”的夜郎。年轻时留恋繁华，可“山”里有的只是寂寞。我从厌恶“寂寞”、迫不得已地“寂寞”，到习气于“寂寞”，至暮年才有点儿享用“寂寞”的意味。这一路的“寂寞”，迫使我以读书遣寂。羞愧得很，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到了四十，还不知“措施”何在，可谓既“困”且“惑”。此前，想的不是治学措施，而是苟活措施。“文革”终了，我42岁，世道不“惑”了，才想到学问、文章。 少时，在父兄的督导下，多少读了点“子曰诗云”。“文革”中，为避乱远祸，“隐于翰墨”，结果，“破屋悟道”，到1979年，上海的《书法研讨》创刊，我便将自悟的“道”理撰文寄去，结果，1981年初，编辑加按语刊出，且号召讨论。尔后，这“家”那“家”的帽子都送来了。所以，我是浑浑噩噩地当上“家”的，而且在戴上“家”的帽子后才往“家”奔的。那时，想什么“措施”呢？只是硬着头皮过“河”。论辩恰如“河”，水浑且深，可是无法啊，自己是肇事者，要争辩啊！研讨措施顾不上去思索，只忙着去“吵架”。 1978年以前，足足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旷费在“运动”中。所以，那场争辩之于我，无异是学术进程之始，相当多的参与者也因而步入书学研讨，并成为书坛砥柱。 1986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古文笔法》。这本书固然没有高头讲章的气息，但毫无新见。书出后，得了近二千元稿费，那时，这不算小数字。此事于我的影响，不是什么学术收获之类深邃问题，而是理想的生计。那年头，生活很苦，外快谈不到，工资也低。我自撰一联以状时境，联曰：
姜廓清 国画经霜犹挺然中堂 这一类乌七八糟的“偶尔”，最终将我推上治学之路。被迫也罢，威逼也罢，反正由此发轫，不再徘徊了。 此前，凡谈到中国文化，都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实，这只是以大话掩肤浅，自迷上书学后，于本土文化才渐有了亲切感。释家曰“成佛当有立脚处”，过去没有这个，所以只能讲大而空的“广告词”。自邂逅书学后，立足点有了，途径也明了，于是，便由是而之，这情形，颇类陶渊明之探桃花源，愈走愈觉境象奇迷。 说“措施”，这就是其一——从小处，从细致处下手去探求“博大精深”。 许多好事，都是偶尔取得的，八十年代，出书极难，个人既无钱，而出版社的手又紧。1986年，我到济南去参与“易经研讨会”，晚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陈弢、王之江编辑找到我聊天。中国文人最擅此道，于是，坐而胡侃，孰料二位竟当下约稿，且定书名为“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返回贵阳后，我将此前撰写的文稿一股脑儿寄去，其中多数都与“易经”无关。那年头，神秘文化洋溢华土，以“易经”冠名，书好销。这本论文集，内容驳杂，但它大致框定了我以后的研讨范畴。 《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在1991年出版，从此，出书之路便坦畅了。陈弢先生又有约，1990年，我寄去了《中国绘画精神体系》，后二年，此书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的研讨路数，其动身点都是书法，由书而画，即所谓的“渗透”探求，这便是“措施”。文化观象，其形态虽万千，而彼此间总有瓜葛，所以，从一点动身，能够探幽寻妙。在研讨绘画时，我又敏感到中国绘画用色之奇，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写了“论黑与白”的文章，并由《美术研讨》发表。这种学术灵感，都是在研讨画学时偶获的，最初只惊异于华土对黑、白的倾重，而且这种偏好不完整是出于视觉的物理效果，很“玄”。我因之想到，潘天寿“中国绘画的基础是哲学”及徐复观先生“中国绘画的基础是玄学”之言，由此迁想，遂对中国的颜色理论及颜色理念产生了兴味，这便是《中国颜色论》及《中国人的颜色观》的撰写动因。这两本书，从草撰至出版，历十余年。最初，我将文稿交北大出版社，孰料，担任人是马列文论专家，他对“土货”没兴味，一拖数年，我呢，烦于奔忙，亦疲于应酬，遂无意再去游说，至1995年，亮夫兄去世，而《颜色论》的序是他写的，何况写序时，他的眼力已至难辨指掌的水平，这“序”是他用木板覆于身上，扪挲而书的。我悲伤之余，慨但是叹，己书之能否出版，不用为虑，而兄序封于笥中，何以对泉下者。幸是年，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拨专款资助，此书乃得面世。 九十年代，我就这样，沿此思绪学路跋涉趋进，出版社问题既已无虑，而思绪已明，故无困无疑，勤学不怠，十年间出版《中国书法思想史》《中国艺术生态论纲》《书法文化丛谈》。那时，自己虽已年逾“天命”，近乎“耳顺”，然身体尚无疾碍，虽则生活未达“小康”，但亦无生计之忧，故除“爬格”外，几至不知秦汉魏晋。
述说这些，非自炫过关斩将的功业，只是借此以告青年学友，研讨措施是在理论中自悟自觅的，未有先立“法”后撰述的。昔有“蒲团坐破自悟妙机”之言，不甘坐蒲团，只想走终南捷径，半截和尚，永远只能在山门外徘徊。 数十年来，个人的研讨，如此如彼，都是“我自为之”。研讨阅历，如泛舟漂游，一路行来，至疑碍险阻，亦鼓楫不怠，忽然，柳暗花明，叙说灵感因之逢景而降，于是又欣然以进，但见山之苍苍、水之泱泱，有时新课题竟会顶踵而至，美景令人目不暇接。九十年代，我似乎步入高兴述文的新程。 1990年，在南京参与书学会议，会后在沪滞于驿馆中待票返筑。处身中国最富现代气候的都会，而满脑仍环绕着书法的线韵墨致，我骤感这种古老的艺术竟有如此魅力，它竟在现代得以追慕。于是，匆匆在旅舍中草一纲目，回到贵阳后，沿此纲目，历一年而成《中国艺术生态论纲》。过去，我依稀感到，艺术形态及其流变，是受制于外部要素的。以书法论，工具、资料，时期、社会的习尚，乃至其他自然与人文的境况，都在干预着书法，因之，不在庐山外去察看庐山，便难得庐山的真面目。从措施讲，这便是一种文化学或社会学性质。
姜廓清《中国艺术生态论纲》书影 治学始于疑，中国画重墨（黑）、书法重线，都让我迷疑。为什么国人对此种黑乎乎的成像、萧条的线陶然如醉、乐此不疲呢？这都是“疑”。又如，唐以后，特别明清，书画家简直无人无号，而且这些号都很“怪”，不是“痴”，就是“迂”，不是“僧”，就是“道”。在读陈乃乾先生的《斋名别号索引》后，大为吃惊。这些出色人士真“疯痴”了吗？没有。既没有，何以又嗜“痴”成癖呢？而参之绿林之好，更觉个中必有缘由，吴梅村的《绥寇纪略》述录明季之乱，义军的大小喽罗，无人无号，如老回回、闯王、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过天星、九条龙，此与《水浒》的情形一模一样。一经比较，对文人的心志，了解更深了。所谓“痴”“迂”，其实就是“痴”于俗事、“迂”于俗事之意。知此，便了解黄大痴、倪迂笔下，何以都有超尘拔俗之气。而这不是一时一人之好，而是历来如斯、人人如斯。凡此，都是“疑”。我的经验是，多从“冷”处下手、“小”处下手。尽量避免赶热潮，在“大”帽子下开小差。我拜读一篇文章，作者意欲“建构现代水墨画的体系”，在这篇四千字的文章中，他提出了十几个“创新”。文气之“热”，话之“大”，鲜有其伦者。可是，从头到尾，都在玩概念游戏，而且文理不通。在我看来，文章是根基，谈大事情也好、小问题也罢，若文章都疙疙瘩瘩的，那真可谓沙上筑楼了。 治学者的第一道功夫，便是述文。时下走俏的是“咀皮功”，过去则称“唇吻功”，擅此者被嘲为“唇吻家”。我们会多，所以就制造了许多耍咀皮子的人物。此辈临场高论，或谈感受，或下指示。然，感受不是学问，指示乃官家专利。不在“手”上下功夫，书家当不成，画家当不成，学者也当不成——只能当“混混”。 过去，胡适先生说，未有不入手而能成学者的，先生说的“入手”，就是写作。练习作文，与临摹书画不同，临名画，依样画葫芦就行，比较细致，可是读文学名作，就省事得多，由于，名文只能熏陶人的性情、进步人的眼光，而不是直接提供“葫芦”让你去照着画。所以，从读到写的转换要漫长得多。 我的措施是，凡读书、读画，必作题记，此一措施，不只练习了写作，而且借此积聚了很多资料，无意中为日后的研讨作了文献资料的准备。我的《颜色论》一书，就因而得便。古人谈色谈彩的话，散见于正史、野史、杂闻，十分分散，我准备了一个本子，碰到这些录述，都原文抄下，那时，并无写书的想法，直到着手写作，才明白当年“入手”的益处。当年可谓零敲碎打、东抄西录，而眼下，不只足资引证，且加以整合调查后，才明白此中奥微。 我“入手”的第二个路子是写日记。这不是写什么“起居录”，意在练习遣词谋篇的功夫。有事写，没事也写；无话也要找话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活，我干了六十年。受益大哩！ 过去，黄季刚先生教学生，只开三门课——“文论”只读《文心雕龙》，文章只读《昭明文选》，“写作”是一小时五百字，按时完卷。学生写什么，他不论——他固然文章通不通。黄先生，高人啊！成学者的路，不就是这三条么！“论”“文”“写”，缺一不可。 我读大学时，四年中上了二十几门课，这“概论”，那“概论”，弄得手忙脚乱、头昏眼花。我的老家，有句俗语曰“狗吃牛屎——图多”。比起来，还是黄巨匠的三道菜养人。说这些，只是提示青年学友，少在嘴皮上下功夫——多入手，才干成“正果”。 七十以后，我突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叹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一关，难过啊！我把功夫下在“委心”上，以此减少“痛”感。范例多得很，友死鼓盆而歌，太怪；“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太旷达；“死去原知万事空，所悲不见九州同”，境地太高；“砍头不要紧，只需主义真”，太吓人。我只能择其下者而赴之——学纪晓岚的措施——写闲文“遣日”。“遣日”，就是混日子。所以，近十年我写了《清谈录》《清谈续录》《清谈三录》——全是随笔。纪晓岚至桑榆之年后，“无复著述之意”，便以闲文“遣日”。《笔记》被蔡元培先生推有清四大小说之一。这本随笔，大谈怪力乱神，而文笔老到，流布面十分广。 我写这类随笔，只是想逃避“著述”之累，翻检文献是十分省事的。闲文便没有这些担负。《清谈录》是现身说法，只述录个人对书画之类的解悟。不是纸上言艺，不是客观论事，而在生活中去谈自己对书画的感受与悟获。“寿多必孤”，只得面笺倾吐，这好似与知己促膝话事，文笔也力图“闲”，即便是严肃话题，也散逸述之，这也是无法的选择，不得已而如是。换言之，所谓“措施”，不是绞尽脑汁，预为筹定，只是随机择便而已。《清谈录》不外是一个空斋老人，自言自语，聊以遣寂的漫述而已。
姜廓清《清谈续录》书影 关于治学，我很少思索“措施”。大抵，格式一定，“措施”只能就范，过去有“汉学”“宋学”之分，汉学重考据，不读书，不能下一言；宋学尚心悟，无慧识则难为说。“五四”学者，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在措施上，融汉、宋，中、西之法，别开新面。即便间有偏执，如康有为嘲文人画、钱玄同贬汉文字，也不外是逆风小沫而已。 我没有什么妙法度人，要向青年学友们倡议的是，先“泡”下去再说，下水了，你搞“蝶式”“蛙式”“仰泳”“潜游”都行——哪种“式”都可能拿金牌。若是站在岸上只当看客，只当教练，便真是无“法”了。 退休后，成了闲人，既无文案费神，便成了散人。近二十多年，常常应邀讲学，天马行空，周游列“国”，所讲的，都是书画。大学时，我读的是中文系，暮年讲的，却非本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又触及“措施”了。大抵，中国学问是相通的，故能通一毕万，此即旁通之谓。四十岁前，于经史稍有所知，所以，在与书法结缘后，自然地从“庐山”外去辨识“庐山”，细致讲便是不胶滞于点线间架来讲书法，别那么“专业”。原先我志在研讨中国文化，可是，说来说去，都是那老一套。错了吗？不错；对了吗？也对。可是，说了等于不说，没有进入角色，没有亲切感，没有“土味”。自与书法结缘后，由斯以进，独上高楼，蓦然回首，才见到了“那人”。我是因书法引路，才登楼见到了中国文化的妙相的。有位青年学友对我说，姜先生你是用文化学、社会学的措施来研讨书法，至此，我才知道运用的“法”，叫做文化、社会的措施。 七十岁以后，我发起了个“复古运动”：不用电脑打字，也丢开了钢笔，横扫案上的“现代”，恭请“四宝”复辟。那时的想法只是打发时光，慢活最宜遣闲。于是，短文长文，一概用毛笔书写，让“慢”来淡忘风灯雨烛的暮年之哀。可是，行之既久，竟陶然忘忧了，电脑有高效，但太“专制”，它强迫人就范，何况，那单调乏味的“嗒嗒”声，有如指令，使人不快。钢笔呢，固然哑然无声，却太“硬”，字迹乏变，都是“铁线”。唯有这柔毫，贤淑而温婉，运管时，重一点轻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正一点侧一点，快一点慢一点，他都在录述着当事者的悲欢怨乐。宣纸洁白、古墨溢香。无怪乎辜鸿铭老人说，毛笔是表白自由心灵的最佳工具。 这样的“复古”，不只使我忘却了当下的怨愁，且因之体恤了文化的温馨。志于“文”者，要“化”才干感味个中妙趣。未“化”而奢言“文”，难免隔靴搔痒。这是不是“措施”呢？
姜廓清 国画墨梅轴 《线论》或将于明年出版，而论题也如《颜色论》一样，酝酿甚久。我甚感诧异的是，中国书法在王右军时期就极关注“线”。我在耐久的书笺理论中，对国人这种很特别的偏执，积疑日多，所谓“学术灵感”，由是而生。技术方面，无须赘言，我的兴味，集中于“思想”上，即此种审美积习，缘何而生。我依稀感到，此或与《易经》的卦象有关，“八卦”其实只是线构，它的线形（阴、阳爻的‘--’‘—’）及线的组构，暗示着无量的自然与人文玄理，由是又生出种种玄感。国人对“卦”的敬畏能否即书、画重线的渊源呢？过去的研讨偏重于技术层面，而于思想殊鲜提示。这种在伏案书笺中萌发的疑惑，遂成《线论》的议题。我所偏重的，不是什么“点如高峰坠石”之类线形的书写规范，而是调查美感成因及“线”所涵蕴负载的文化、社会思想。说来，这也是从“小事”着手的，滴水可鉴乾坤，那么，寰宇审美，未有如此二千年留恋一线之现象，此中所蕴或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玄机。我调查“线”，实非示人书线、造线之技术，而是试图研讨吾国之文化思想及社会情感。 窃以为，重黑（墨色及因之伴生的重白）及重线，为书画之两大支柱。徐复观先生谓肇于李唐的重墨认识及理论，乃哲学所推进者。他称此为“黑色反动”。在《颜色论》之后，我勉力而成《线论》。“色”“线”迷幕揭开，则中国书、画之玄彩，煌煌可见矣。 窃以为，展示一幅书作、一幅绘画，无异陈现华土之“思想”，国人陶醉于流美之线、迷往于幽幻之黑白，“玄乐”无量。前贤云，没有玄的心理而研讨中国文化，犹调查一建筑而不入内。惜乎，立于殿堂之外，而滔滔论华土文化艺术者多矣，皮相论事，焉能揭妙？ 西方人论艺，以“美”为极致，吾国则称“妙”。进而言之，极而言之，“美”含嘲讽之义。《说文》释“美”曰“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这是味感，而非“妙感”。《说文》无“妙”，秦前典籍皆作“眇”。段注：“眇训小目，引申为凡小之称，又引申为奇妙之义”。《易·履卦》：“眇能视”。姑妄解之，大睁眼睛，不能“视”，唯“眇”能察奇妙。（我有专文言此，见拙著《中国画学术语释诂》）中国的音乐、书画，不只是耳目的生理感受，更是心灵的妙感，故音乐、书画非皮相之呈现，乃心灵之玄（弦也）振。西学东被，遂以科学论玄艺，扬西嘲东，此犹以猫说虎，虽皮相近似，而质非一也。书法既为中国文化所陶泳而出，那么，由它入手，自然能够提示中国文化的性质。 为强化对中国学术的体识，书论家、画论家，最好不疏于笔、墨，我染习笔墨，非欲成书画家。爱斯道，乃能论斯道。决计“复古”，遂买来了宣纸及仿古册，要在暮年做一件不宜暮年人的事——完成《庄子论稿》。徐复观先生说：“文人画是庄子的独生子”。那么，我研讨文人画而及于庄子，也要算寻根不谬了。原本，我的著作，意不在研讨——这分歧于我的初衷；我并不预为运筹，措施之类，概不顾及，只在这仿古宣册上，录述心得。孰料，不到三年，竟写了12册。弟子见此，以为假如任其尘封，太可惜，于是便带走，照原样予以影印。
姜廓清《庄子内二篇述义》书影 我的毛笔字还算及格，而所成者，又勉强算得“研讨成果”。看着累然如丘的作品，我没想到“古玩”竟如此诱人。“古玩”就是玩古。一个八十之人，本当视名利如浮云，何必为名缰利锁囚牢呢？ 近些年，我也偶赴北京去“混”一下，但点到即止。我习气于“山”里的生活，且不说此地的大瀑绝峰，就是抽烟也自由得多，何况还有“方城”戏竹之乐哩。我发现，自己暮年来，亲“四宝”、嗜“竹”，都溺于“粹”。我在广州书学院讲学，正派的说法，听者漠然，当我说“不懂书法，不玩麻将，还谈什么中国文化”时，掌声如潮。我讲的是个人的真实体验，所以有反响，如说酸话，只能催眠。米癫见来访者，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必斥拒之。所以，讲学者，也要注忌自己的“面目”与“言语”。 我讲学，险情甚多。十几年前，我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讲中国绘画，原以为听讲者只是年幼无知之辈，至入室登台，往下一看，前二排都是美院最“美”的教授。我窃想，此番若栽了，便金盆洗手，从此躲进小楼，不再言画。一番东拉西扯收场后，美院学术委员会设宴相待，我有数了——皇城论“剑”胜利了。除此，我也到鲁迅美术学院去讲，班门弄斧也经过了。以后在杭州、南京、昆明、广州、青岛，都去“弄斧”。自己终身都回旋于讲台，因之，在台上，有一种职业快感。一次讲座，听者数百；正轨教学，每班三五十人。弟子中有两位主席，即浙江的鲍贤伦、贵州的包俊宜，但这是他们勤奋所致，与我关系不大。我对他们的影响，书外的多于书内的。学生出息了，你引为己功；那么，有人坐牢了，你没有义务吗？ “复古运动”的渐进，便是自然地“戏”起了“墨”束，这与市场的威逼无关。书、画以平尺计价，有点儿布商售绸的滋味。过去，章太炎先生为弟子黄季刚定润例，文（寿文、祭文之类），每篇二百元；书，四尺者，八元。相差二十五倍。往常，文不值钱，书画疯涨。书、画若与学问文章分别，执笔者只专注于点线，这与小木匠闭门练斧功何异？太炎先生的定例，对今日，颇有警表示义。讲这些，断无昂价索润之意，而是深忧弊病。我个人的消费，除香烟外，实无大开支，我的瘾很大，文章之通，全靠烟冲。到存货稀缺时，才作书谋钞，以筹烟资。这真有点儿逼良为娼的意味。此非怨言，而是说一个学者，得抑止外诱。或许，心性比“措施”重要得多。今日之患，不在“措施”，而在心性。 我不是不想钱，而是不愿为物役。我终身趑趄“高寒”，先君子又以“高傲”训诫，积久成性。过去不用说，除微俸外，分厘难得，往常呢？展纸研墨，出手即得。自己不悠着点、抑止点，哪能甘于寒灯冷凳之苦！我要想暴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姗姗来迟了。那时，“神秘文化”盛行海内，在书法界，我“相”声颇浓，外出开会，不是忙于学术，而是忙于相术。不少“相家”先富起来了，我呢，只是逗大家乐乐，谁想到，屡蒙屡中，于是名声骤隆，人称“姜老道”。一些书坛才俊、商界能人，因我的“指点”，而化险为夷，我若索“相”酬，其数断不菲。旧时期，大作家夏丏尊以相术名，那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时下，何必呢？ 求学道路、治学道路，与当事者的天性大有关系，若无自知之明，难免误测方向。亮夫先生少时溺于诗，到成都高师读书时，他以诗讨教于先生。先生阅后说：“你有理障，不宜诗”。事后，姜亮夫一火焚了诗稿，从此转而专治经史，这被称为“学坛传奇”。诗擅长情，理性者不宜沉于斯。姜亮夫遵师示，从此以治史为根，以小学为基，读清华国学院时，师从王静安、梁启超功治根基之学，其后，又拜太炎先生为师。终成一代巨匠。
姜廓清 国画幽兰轴 我不只“理障”，而且“情障”——写纯学术文章时，情碍理；而写赋情文章时，又常常妄发谈论。我的处置措施是，草撰时不论什么“障”，一挥而就，然后，在修正时，将不沾边的“障”语尽行删削。 “措施”还是自定为好，没有哪位大学者是先布置了“措施”才去研讨的。何况，“措施”无所谓正、误，用之当便对。我想，积聚才是基本，积聚丰厚了，不思“法”而“法”自至。汉学重考据，不读书不能下一言；宋学尚心悟，非智者不能善用。 为着加深对书画的体识，我不时在“戏墨”，把管濡墨之际，满目玄幻、满心虚渺，由此乃悟书、画，玄术也。潘天寿说，中国绘画的基础是哲学，徐复观则谓为玄学。自己在理论后，才明白二先生之言真是透彻语。 理论家的经验之谈，有赖理论家去完成。好比，说中国画“妙在似与不似间”，那么，“似与不似”缘何而来？而审美的极致为何为“妙”，我们听惯了这些话，却没有去提示其中的文化成因，便把这些经验之谈，当成了梓人授徒的术诀。 理论研讨是寂寞的，创作却可能繁华。理论家出入局面，聚众挥濡，前呼后拥，理论家则只能在寂寞中去探幽发微。恕我直言，今日甘于寂道者，鲜矣。唯如此，那些枯坐窗下的学者，尤令人敬佩！其实，即便理论者，古人也是先成了文人才成画家的。今人呢？倒过来了，以至固然术技不问学术，这有点儿半截大爷的滋味。这是“措施”吗？比“措施”还要紧哩！由于，这是“道路”，而非运作。我妄作谬诠，“道路”乃“道”之“路”，至理所在，其路漫漫，这正是庄子所云“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姜廓清《三一斋漫笔》书影 说到“成果”，由当事者自报，有些儿老王卖瓜的意味，历年出版的书籍，另列书目，以下简述个人以为尚可谈者向朋友作一汇报。 一、中国画学理论体系的草创 画史研讨近代成果颇丰，通史有郑午昌、潘天寿、俞剑华诸先生的大作，专科史有陈传席先生的“山水画史”，散论有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黄宾虹老人的论述。画学研讨，成果甚丰，唯无体系之归结，拙作《中国绘画精神体系》，一整散论，大致草构了理论范围，画坛名家以为不谬。 二、《颜色论》填补了国学研讨尚未及的一个空白，此书与《线论》一道对色、线作了探求，提示了华土线、色观念的文化成因。 三、《中国书法思想史》已出五版，此书简述了“思想”流变的大约。 四、《庄子论稿》，此稿从各个角度论述庄子学理的价值，共有十余册，皆为影刊仿古手稿，细目见后。 这些“成果”都是“自以为”的，敝帚自珍而已。其实，我自以为的成果，主要在教学这方面。我出生于所谓教育世家，读了七年师范，又教了四十余年书，说“成果”，倒还有点，可教育成果，在于人心，不能述录，而学术成果，细致可言。所以也只得述此遗彼了。 我喋喋言“法”，妄谈法式；喋喋言“果”，愧报微绩。我多少有点儿传统观念——羞于自彰、低调处事。有位朋友称我为“巨匠”。我通知他，巨匠死光了，往常只需“明星”。可那些“星”是灯光照“明”的——他不是发光体。我倡议青年朋友还是努力“充电”，“电”足了，一定会发光。我在杭州、广州，有幸认识几位青年，他们心性纯雅，读书甚多、文章清通、书画俱优，了不得啊！当然，我也碰上些“明星”——他们固然“明”，可满身“腥”味——有术无学、有术无德，何足道哉！然，“海鲜”的诱惑力真实太大，故才有如此众多的追“腥”族。
姜廓清《文人·文化·文人画》书影 姜廓清学术著作简表： 1、《古文笔法》（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2、《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3、《中国绘画精神体系》（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4、《书法文化丛谈》（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5、《中国书法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6、《中国艺术生态论纲》（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7、《中国颜色论》（贵州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8、《中国人的颜色观》（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9、《中国画学术语释诂》（贵州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10、《清谈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 11、《文人·文化·文人画》（辽宁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12、《庄子论稿》 ①《庄子内二述义》 ②《庄子论稿》 ③《庄子内七·天下一系论》 ④《二代过祖论》 ⑤《释“游”》 ⑥《庄子中所见奇禽异木考》 ⑦《庄子中所见畸人考》等 13、《姜廓清散文选》（贵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来源：中国书法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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