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丁：政治、模拟与品评：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

政治、模拟与品评：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

袁丁 孙晶琦 金文凤

（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

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与政治、模拟风气与艺术品评三个因素关系密切。在政治方面,除了经学之外,赋"下之史官"的制度与历代帝王持续推动也是影响赋体经典化的重要因素,前者保证赋体文本传播的稳定性,后者提供了持久的政治环境。模拟是赋家创作的重要方式,赋家在模拟中创造经典,同时增强前代作品的传播,推动其经典化。同类题材的模拟,可以有效促进某些题材的经典化进程,是赋体经典化的重要途径。魏晋时期,赋体艺术品评之风渐盛,从理论层面推进了赋体的经典化进程。

原载《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9(03)

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赋体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体之一，它萌发于战国，兴盛于汉代。魏晋时期随着五言诗的兴盛，赋体地位受到一定影响，但依然保持着很强的文体优势。而且在诸多因素推动下，赋体在以唐诗为代表的诗体占主导地位之前，形成诸多经典作品，不断推进自身经典化进程。那么，赋体在汉魏六朝时期是如何实现经典化的呢?笔者打算从政治、模拟与品评三个维度予以探析。

一、政治与汉魏六朝赋体经典化

古代文体的发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与政治结缘往往能够快速提高文体地位。从历史上看，赋体的经典化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作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是汉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人修习的基本知识，其与赋体关系密切，汉代文学家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早有揭橥。现代学界对此讨论也已经十分深入，因此经学对赋体经典化的影响，在此不必赘述。笔者以为，除了经学之外， “赋下史官”的制度、帝王的持续推动对赋体经典化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首先，赋体能够获得经典的地位与赋“下之史官”的制度相关。“下之史官”这一说法出自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琅琊孝王刘京传载：“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1]1451虽然这只是个案，但是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赋体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得益于朝廷收藏与史官保存整理。汉代从建立之初，就开始有意识地整理书籍，到汉武帝时期建立了藏书的制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1701汉武帝时期整理了哪些书籍，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司马迁《史记》中所录作品，有可能来自内府藏书。司马迁在贾谊、司马相如的传记中，都录入了他们的赋作。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个体抒情之作，没有上奏朝廷的记载，但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汉武帝亲自阅读到的，《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都是直接上奏皇帝的，这些作品应藏于内府之中，《史记》所录可能出自内府藏书。另外，汉武帝十分珍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本传记载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害怕其著作遗失，专门派人到他家中搜集遗书：“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3]3063因此，司马相如的作品出自内府藏书可能性非常大。

汉成帝时期，官方开展大规模的书籍整理活动：“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2]1701在刘向等人整理的作品中，就有大量赋作。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来自陈农所求“天下遗书”,不全是内府所藏，但是极有可能很多作品应该被收藏在宫中。经过这次整理，很多赋作被纳入内府藏书序列。《汉书·艺文志》取自刘歆《七略》,在《汉书》人物传记中大量录入他们的作品，其中赋家的作品也很多。班固在汉明帝时入兰台，负责校勘皇家资料，其中不少赋家的作品资料可能为班固采择。后来，这些作品随着史书在后代得以流传。

由此可见，在汉代很多赋家作品很可能被皇家收藏，并被史官记录下来。这些作品被史学家写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后代广泛流传。自司马迁以来，这种写作模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记录模式，为赋体经典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魏晋以来，别集、总集逐渐增多，赋体的传播路径变得多样化，但是作为记录一代史实的史书传播更具有稳定性，是赋体文本流传不可替代的载体。

其次，汉魏六朝赋体的经典化得益于帝王持续的推崇与提倡。汉武帝是第一个推崇赋体的帝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其“读《子虚赋》而善之”,当司马相如写了“天子游猎赋”,“奏之天子，天子大说”[3]3002。在汉武帝的推崇下，出现了大量创作赋体的赋家，留下了很多作品。汉宣帝在文化方面与汉武帝有相似之处，他也十分喜欢辞赋，并且对赋体还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2829汉宣帝将赋体与“古诗”(《诗经》)相比附，可以说大大抬高了赋体的地位。汉宣帝不仅个人喜好赋体，还让后来的汉元帝对赋体产生兴趣，史载：“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萧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2829汉成帝也喜欢辞赋，史载：“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2]3522后来汉成帝从事祭祀、狩猎等重大政治活动时，都会带上扬雄，这与汉宣帝带上王褒等人随时赋写的行为相似。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东汉帝王依然对赋体十分喜好与推崇，例如汉章帝，史载：“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1]1373东汉末年汉灵帝开鸿都门学，颇引造作赋体之人，史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1]1992汉灵帝这一举动，受到当时名臣杨赐、蔡邕、阳球等人的批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汉灵帝十分欣赏赋体，对赋体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汉代以后，随着文学创作风气的兴盛，帝王不仅推崇赋体，而且还亲自创作。如魏武帝曹操不仅拥有卓越的政治才华，而且“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4]54,曾作《沧海赋》《登台赋》《鹖鸡赋》《槐赋》。魏文帝曹丕擅长赋体创作，《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5]673在魏文帝众多文体中，专门突出赋体。魏明帝崇尚儒学，下诏要求 “贡士以经学为先”[4]94。刘勰评价称：“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4]674“何刘”是指何晏与刘劭，他们都曾创作过散体大赋，受到魏明帝欣赏。晋代提倡赋体的帝王以晋明帝为代表，《晋书·明帝纪》载晋明帝“雅好文辞”[6]159,《文心雕龙时序》:“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5]674

南朝时期，文学创作之风大盛，帝王多有作品传世，而且不少帝王开始编纂赋集。《隋书·经籍志》在谢灵运所撰《赋集》小注有“梁又有《赋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7]1082,表明在梁代时候还流传南朝宋帝王、诸侯编纂的赋集。梁武帝也曾辑录过赋，《隋书·经籍志》载梁武帝撰《历代赋》十卷、《围棋赋》一卷。同时，南朝帝王还有很多赋作传世。在文学活动中，他们也经常以赋体唱和。这些创作、辑录赋体的活动，显示了南朝帝王对赋体的提倡与重视。

政治对文学经典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赋体之所以能够从汉代开始异峰突起，与向政治靠拢有着密切的关系。融经入赋，或依经立义，让赋体实现经典化。官方收藏，史书传播，让赋文本传播更具有稳定性。帝王的持续提倡，从亲自创作到编纂赋集，为赋体经典化提供了稳定的政治保障。

二、模拟风气与汉魏六朝赋体经典化

向政治靠拢，以经学为依托，这为赋体经典化提供了外部和思想条件，但是，赋体的经典化最终还要落实到赋体的创作，即如何将“润色鸿业”的国家意识与继承圣人之言，通过文学的手段表达出来。古代赋家在创作赋的过程中，寻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即在模拟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不同时代作家对前人作品的模拟，让赋体在具体创作中逐步建立经典化地位。

模拟是赋体创作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很多经典的形成起初就是模仿。《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2]3515从扬雄所创作的大赋作品，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司马相如的影子。张衡的《二京赋》也是模拟班固《两都赋》而成，史载：“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1]1897陆机《遂志赋》序：“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8]120-121左思作《三都赋》,自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9]90,表现出模拟的自觉。其实，赋创作中的模拟现象远远不止这些，几乎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借鉴前人的创作。

模拟对于经典的形成，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创造了新的经典；二是延续与扩大了前人作品的传播，利于前人作品的经典化。以下以曹植《洛神赋》的创作进行个案分析。

《洛神赋》是赋体名篇，其语言绮丽，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十分有感染力。这篇赋无疑融入了曹植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前人对此已有探析，如清代刘熙载指出：“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10]90说明《洛神赋》与屈原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沿此思路，我们对《洛神赋》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洛神赋》与其之前作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描写洛神形象的段落(见表1)。

表1 《洛神赋》与前代相似文本对照表

《洛神赋》原文语句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

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奇服旷世，骨像应图。

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

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

曹植《洛神赋》写于黄初三年(222年),表1中所引作品都在曹植《洛神赋》之前，其中与曹植生活时间上有交集的作家陈琳、王粲都卒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他们的作品也都应在《洛神赋》之前创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洛神赋》在语词、句式方面与前代文人创作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创作。同时，我们通过这些文本的互文关系，也可以看到《洛神赋》构成了《神女赋》等作品传播的中间环节。曹植《洛神赋》在借鉴中创造，为其成为经典奠定了基础。而其对其他作品的引用或化用，让其他作品获得了传播的可能性，推动它们经典化的进程。

赋家模拟创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同题材作品间的借用。赋家在创作赋时，尽管他们参考的范围可能十分广泛，但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似乎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模拟更容易让同类题材及相关作品快速经典化。例如扬雄创作《蜀都赋》,对班固写作《两都赋》有一定影响，后来张衡模拟班固创作了《二京赋》,晋代左思在批判继承前人都城赋创作基础上又写出了《三都赋》,都城题材成为赋中经典题材，此类赋作也成为赋中经典。曹植《洛神赋》中大量拟用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傅毅《舞赋》、张衡《定情赋》等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作品都以女性为题材。后来陶渊明作《闲情赋》也是对这一题材的继承：“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因并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11]448从宋玉到陶渊明，女性题材的叙写形成了一个经典模式。后出作品通过拟写，无论是模拟句式还是结构，都让前代文本在记忆中获得了经典化的可能。又如言志题材赋，陆机《遂志赋》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何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8]120-121这里将书写内心失意情感的题材做了梳理，叙述中陆机明显表现出了对前人作品的批判与继承，其实也包含建构经典的意识。

模拟不仅是作家写作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同时作家也在不断模拟与重复阅读中，推动前人或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传播，实现作品的经典化。无论是同时代人的模仿，还是后代人对前代人的借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已经在悄然地参与到某些作家作品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经典化的过程往往具有累积性，在不断被重复中，作品的生命力得以彰显。虽然这种方式不能像依附政治、帝王、经学那样快速获得经典化的效果，但是它深存于文人群体的内心，传播更持久，对作家作品经典化更有价值。

三、艺术性品评与汉魏六朝赋体经典化

赋体的政治性固然重要，但是它“体国经野”、颂美的品格在政治生活中才体现出来，而在日常生活中，文人更多地是想从赋中获取艺术滋养，学习赋体文辞之美，提高写作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赋体的艺术性更是文人关注的焦点。赋体的艺术性需要作家去体认，而当这种体认上升到理论层面，并经过历代批评家的不断深化，形成一种集体意识，作品的经典性才能得到确立。

赋体的艺术性一直存在于作品之中，但是被发掘出来，并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向度，却经过了较长过程。在汉代，赋体的艺术性已经被发现，但是在经学思想的桎梏下，这种艺术性依然处于遮蔽状态。司马相如是汉赋大家，他对赋的创作应当最有心得，葛洪的《西京杂记》曾记述他对于赋的看法，确实道出了作赋的门径和汉赋的艺术：“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涣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牁牂名士，常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12]91所谓“赋迹”,就是赋的外在形式文辞；所谓“赋心”,就是作家通过丰富的想象，在熔铸材料精心构思基础上所展现出的阔大意境。可见，华美的文辞、丰富的想象和意境是汉赋不可缺少的，这也正是汉赋艺术之所在。扬雄前期对于司马相如的赋推崇备至，于《答桓谭书》中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13]535很显然，早期的扬雄早已陶醉于司马相如所创造的文辞和意境之中。后来扬雄对赋的认识有所变化，对司马相如赋“劝百讽一”的特点进行批判，并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4]49的著名观点，认为赋要对接《诗经》传统，符合儒家思想传统，不过其中并未否定赋的“丽”的艺术特点。

到了魏朝，曹丕则更是明确提出“诗赋欲丽”[9]976的审美标准，并且对楚辞与汉赋的艺术性有精妙论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悠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13]1098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曹丕更加推崇屈原善用譬喻、韵味悠长的风格，对司马相如进行批评，但是也看到了司马相如写物穷形尽相之“妙”。曹植是对赋体极其推崇的作家，他对赋体艺术高度赞赏，其《前录自序》云：“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素质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15]434曹植用生动笔法评价了赋体高妙的艺术，并且将其提高到可以与《诗经》媲美的程度。晋代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16]99的观点是对诗赋的经典论述，其也是从诗赋的艺术性着眼。与其同时代的皇甫谧虽然批判了自宋玉以来的辞赋创作，但是也看到了赋体的艺术特质，他在《三都赋序》中云：“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13]1872葛洪则从诗、赋比较的角度揭示了赋的独特审美品格，其在《抱朴子·钧世》中云：“《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17]70“若夫具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何乎?同说游猎，而《叔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17]75葛氏认为赋与前代《诗经》相比，无论是在文辞的华美程度、内容的丰富多彩还是场面的壮观方面都有过之。

如果说之前评赋还只是零散的论述，对赋体经典化的推进力度还有欠缺，那么齐梁时期刘勰对赋体较为系统性的评价，则极大地推动了赋体经典化进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诠赋”一篇，系统讨论了赋体源头、发展历史、创作特点与艺术特色，是赋体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在论述中，刘勰将赋体源头追溯到《诗经》,是以经论文传统的延续，也是其文体源于五经思想的具体体现。这对赋体经典化意义重大。同时，刘勰也十分重视赋体艺术特点的阐发，认为赋体“铺彩摛文，体物写志”[5]134,以京都、狩猎题材为代表的散体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5]135,小赋作品“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刘勰对不同作家的艺术风格有很深的评价，无论是《上林》赋的“艳”、《洞箫赋》的“穷变声貌”、《两都》赋的“雅赡”、张衡《二京》赋的“宏富”、扬雄赋的“深玮”、王延寿赋的“飞动”,都是从赋家作赋的艺术角度予以肯定的。

《诠赋》重在呈现赋体发展的概貌，赋体的艺术性并未充分展开。但是在其他篇目中，刘勰对赋体的艺术性进行了充分发掘，如《夸饰》中对赋体夸张特点的论述：“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魍魉，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5]608-609《通变》中云：“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5]520其后依次所举枚乘《七发》、马融《广成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校猎赋》、张衡《西京赋》,都是赋体名篇。又如赋体的对偶特点，《丽词》篇中虽然涉及的文体不只赋体，但是明显偏向赋体：“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5]588虽然对偶并不是从赋体开始，但是刘勰已经注意到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等赋家在对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在论述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对偶形式时，前三种以司马相如《上林赋》、宋玉《神女赋》、王粲《登楼赋》为例，皆为赋体。又如赋体善于比拟的特点，刘勰《比兴》中论述了“比”的特点，尤其指出了赋体在这方面的优势：“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5]602虽然刘勰对赋体有些艺术特点是批判的，但是明显已经感受到赋体艺术的多样性与文学影响力。

从汉代到齐梁时期，赋体的艺术性逐渐被发掘出来。赋体在描写、铺陈、对偶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在历代评论家总结、归纳中逐渐凸显，推动了赋体的经典化，让赋体产生了更加持久的影响力。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5]538刘勰延续了前代作家艺术评价的传统，从理论高度更加系统地阐发了赋体独特的艺术魅力，这对赋体经典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赋体的经典化过程十分复杂，影响因素众多，而政治、模拟风气与艺术性发掘在赋体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者在赋体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又不尽相同。赋体与政治结缘，使其获得了稳定的文本系统与有利的政治环境，是赋体经典化得以稳步推进的重要原因。从汉代开始的模拟风气支撑了赋体在文人中的传播，从写作层面推动了赋体经典化。魏晋以来赋体艺术性的发掘，又在理论层面上推动了赋体经典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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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浮华”观念的意义转移与汉魏思想的进路——兼论“浮华”与汉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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