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 张承志文学品读

这是西海固民间立场的表达

这是中国底层的正义回声

这是对一名战士吁求人道的声援

张承志文学品读/zczwxpl999

*关于我们*

论张承志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李晓峰

（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

［摘 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承志对国家、民族、革命、人民、知识分子的理解以及相关 联的政治理想、哲学观念、社会认知、文化立场、宗教情怀、文学思想与同时代许多“主流”作家的思想格格不入。他的文学话语中的多重文化身份表述和认同，建构了不同民族对他的民族 身份认同。而实际上，张承志是一个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这种多元文化是 以对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他对中国智识阶级的批判，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 对如何通过多元文化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构建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中华文化的思考和认 识，对破解中国目前面对的多重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张承志；多元文化主义；民族认同；智识阶级

一、认同与被认同：

少数者的多重文化身份在当代作家中，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张承志这样被不同民族所认同、接纳甚至视如己出。他因为《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金牧场》《金草地》等小说和《蒙古大草原游牧志》（日文）《牧人笔记》等一大批描写蒙古草原的散文、随笔，让蒙古族的读者无比亲切，许多蒙古文学研究者认为他已经被蒙古文化“同化”———尽管他在乌珠穆草原只生活了４年。

因为《心灵史》《西省暗杀考》《黄泥小屋》《回民的黄土高原》《从回教所见的中国》（日文）《殉教的中国伊斯兰——哲合忍耶史》《清洁的精神》，他在伊斯兰世界里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们把张承志看成是自己的精神领袖。

因为《夏台 之恋》《正午的喀什》《波斯的礼物》《辉煌的波马》《噢，迪丽拜尔》《日出天山外》《荒芜英雄路》《冰山之子》等一大批以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生活为题材的散文随笔，他赢得了这些民族人们的衷心爱戴。

因为《北方的河》《红卫兵的时代》（日文），张承志让主流文学界不知所措。如，王蒙面对《北方的河》就曾惊叹道：“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３０年，您写不过他啦。”① 在英雄走下神坛，崇高被消解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具有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情结的作家——但这绝不是褒义。

但是，客观地说，真正能读懂张承志的人凤毛麟角。旷新年是其中的代表。这不是因为他将张承志提升到“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①的高度——这会刺痛很多自以为可以比肩鲁迅而且获过各种大奖的作家。旷新年是在充分理解了张承志之后才这样说的，他的理解是因为他发现张承志自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创作是“一位中国作家的孤独旅程”②。

更准确地说，张承志是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思想独行者。而大凡思想家，都是孤独的。张承志的孤独是因为他对国家、民族、革命、人民、知识分子的理解以及相关联的政治理想、哲学观念、社会认知、文化立场、宗教情怀、文学思想与同时代许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然而，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旅程并不孤独，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融入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中，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赢得那里的民族及其民众的信任。

从一定意义上说，张承志是一位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少数族裔民族主义者，他以自己的方式，承继并发展了１９世纪末开始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积极、最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流脉。这也注定使他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旅行者。

过去，人们在谈论民族平等的时候，过多关注政治、经济以及自治体制等问题，而较少从民族平等的角度来思考各民族文化平等的问题。实际上，文化平等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地位、价值体系、文化遗产都具有合法性。而且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认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如何认识少数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等原则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传统文化、语言、习俗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少数民族内部，一部分人试图通过文化保护来解除本民族文化危机，而一些“其心早异”的人则借此开始了民族分离的行动。新疆与西藏的现实情形，都表征了中国国家统一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然而，无论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还是文学领域，还很少有人像张承志这样对中国的“内忧外患”有清醒的认识。于是，张承志就像鲁迅《野草》中的那个孤独的战士，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回应。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真正的勇士和战士的共同宿命。对此，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张承志把自己逼到一种四面受围的绝境：正面是西方‘列强’的殖民体制，背面是孔孟之道的汉文化体制，还有暗地里的民族主义分裂分子的势力，以及他所认同了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宗教体制性的可能制约。应该说张承志一再声张的对体制的战斗，完整地包含着这四个方面；尽管这里存在内、外、友、敌的区别。对中国来说他已成为一种新的象征，以其充满矛盾性的存在，突兀出了中国、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困窘与危机；同时也宣布了 他为中国而战的意义。”③

二、对新殖民主义的警觉和智识阶级的批判

如果说张承志身处“四面受围的绝境”的话，那么他有力地“突围”和反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民族和国家利益上，张承志对日本以及西方一些霸权国家对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企图保持着高度警觉，他以自己清醒深刻地认识揭露这种企图，并发起反击。在２０１０年出版的散文集《大草原与大西北》代序中，张承志重申了自己十多年来一贯的原则和立场：“１９９４年初，我从异国徘徊归来，怀着复杂的心绪和某种异议的冲动。因为在漂泊海外的日子里，我意外地感受到了新霸权秩序的兴起、它对中国的眈眈敌意、对第三世界的歧视与毫无顾忌地践踏。”他说：“今日回忆起来，正是那个时期的思想的本能的反抗，使我奠定了——在后日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基本立场以及著述领域的基础。比如，对新帝国主义重新瓜分第三世界的抗议，对中国古代与精神遗产的追询，对信仰世界的靠拢和思考，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形式的实践。”①同时，张承志还冷静、理性地认识到自己“被孤独”的原因：“由于我拒绝遵循诱导和暗示，把中国少数民族解释为简单的受害者，所以在日本时而被人讥讽成国家主义者。这正与后来在国内的体验无独有偶：由于我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价值的描述，一直被人起劲地渲染成原教旨主义者。”②

其实，从民族意识和国家立场上说，张承志的“被孤独”恰恰是因为他有着如鲁迅一样的国家情怀 或者如老舍一样的国家至上思想。在散文《夏台之恋》中，他说，在国外的每一天我都感到被一种空气逼迫。海湾战争以后，西方包括日本为了他们不便明说的阴暗目的，如饥似渴地盼着中国肢裂。中国边疆正在被不怀好意地加热研究。源头远在汉代移民的新疆汉族近来更是他们的攻击之的。尽管美国完全是一个移民窝，而且是一个建立在对印第安的灭绝性屠杀基础上的移民国家；日本则不仅曾经向南北美洲和中国东北大量移民，而且至今对“满洲国”念念不忘。对于这些他们是决不会提一句的。在西方国家煽动民族主义的聒噪声中，我发现无法讲清楚一句话———汉族也是人。

在张承志的这篇序言中，“新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第三世界”“中国”“西方”以及“中国边疆”“民族主义”等关键词的频繁使用，表明张承志对西方一 些国家以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话语方式、特征、步骤，洞察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反对新殖民主义的立场同样鲜明，这也正是我们说张承志是一个主张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爱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原因。

众所周知，“新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是指美国自海湾战争后，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手段，在世界政治、军事、外交新格局以及处理国际事务和地区问题中，表现出来的新的霸权主义和帝国统治思想。与旧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比，其定位已经由地区霸权的获得、经济掠夺和殖民扩张，变成对整个世界话语权的绝对掌控。在现实中，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一方面在西方世界起到了负面的示范效应，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都纷纷以同盟者的身份追随和效仿。其中，日本更是迫不及待。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到世界警察和领袖的霸主地位，“新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还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反恐为借口，不惜一切手段包括僭越联合国，对国际法进行肆意践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以生化武器为借口，军事推翻主权国家伊拉克；以解决地区因种族、民族问题之争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发动科索沃战争；以关心亚洲和平稳定为借口，强势介入南海争端；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领土问题、主权问题横加干涉。而中国民众的爱国行动，却被说成是民族主义等等。而张承志本人则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被那些试图分裂中国的日本“友人”列入“诱导”的对象，“诱导”不成便给他戴上“国家主义”的帽子。

因此，张承志所说的，“西方导演了一切然后又在布施和平”“如饥似渴地盼着中国肢裂”“中国边疆正在被不怀好意地加热研究”“西方国家煽动民族主义”等，实际上正是对“新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直接批判。

但是，张承志并没有像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那样，在话语／权力之间进行纠缠，而是将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对西方的理论批判——西方对东方的全面奴役、侵略和殖民地化，转化为对中国正在面临的种种被殖民的现实危机的忧患和反击。张承志撕下了一切殖民者为达到殖民企图而精心设计的各种美丽画皮。在他那里，“中国人”的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担当和牺牲精神上。

在《无援的思想》一文中，张承志申明：“我出身源头在西亚的回回人血统与炎黄毫不相干，但我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我感到人要知义。”实际上，这种“养成”以及“知义”在行动上的体 现，就是他对 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将其转化为责任和义务的过程。 对自己所属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高度统一，在国家利益面临损害，国家面临殖民危机的时刻，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国家利益的捍卫。

这种个体民族／国家利益高度统一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用旷新年的话说就是：“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同时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中国文化的儿子。”①用陆迪的话来说，是“做整个中华的儿子”“作为中国的儿子，张承志紧紧依靠着祖国的大江大河，丰富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作家，张承志更深爱着祖国的语言、文字，甚至视之为保卫中华文明的重要手段”②。或有人指出：“他意识到了族裔文化之根，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但他更确立了一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认同的高级形式，集中地表现为对于民族精神的探究和反西方主义意识上。”③

所以，张承志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国家利益与各民族利益的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和积极行动，正如他自己在散文《夏台之恋》中所说：“我命定不能以享受美而告退下阵。我只能一次次拿起笔来，为了我深爱的母国，更为了我追求的正义。”这种思想在当下的中国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其次，张承志的“突围”和反击还表现在对“智识阶级”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上。

我们知道，在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文化认同价值观念的确立，对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才能把国家利益和各民族利益高度融合起来。张承志的这种思想不仅为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研究范例，也使张承志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身份意识的、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如一面镜子，既呈现出了真实的自我，也使那些为满足西方“期待视野”，在所谓“国际化”“全球化”“文化无国界”的招牌遮掩下，拼命展示中华民族另类“形象”的所谓“精英”露出原形。在此，张承志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将这些“精英”称为“智识阶级”。

实际上，里应外合一直是“新霸权主义”“新帝国 主义”所惯用的、屡试不爽的策略。中国目前有两种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一种是“智识阶级”，一种是生活在底层、身份各异的麻木的“看客”。前者不仅可以盗用国家权力，形成政治文化资源垄断和话语遮蔽，而且由于他们身处权力和社会上层，有可能被作为“智囊”而影响国家的决策。第二种人作为一种群体的力量，常常为某种强势力量所挟持和左右。而这两种人，都是“新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现其殖民企图的生力军。对此，张承志在散文《夏台之恋》中的批判也一针见血：“被鲁迅先生唤做智识阶级的中国文化上层也是不会提一句的。他们的一种敏感，他们不得罪今后‘国际化’以后恐怕越来越重要的‘外国朋友’，也不触犯快要成为世道的丑恶。他们不会爱上谁更不用说爱上一个村庄。他们是苟活大王，他们的奸狡堂堂正正。新疆也罢、‘信仰’也罢、党也罢、族也罢、甚至祖国也罢，没有他们不可能背叛的事物。何况区区夏台。他们是——后天若有危机明天才考虑背叛路子的人。对于直言危机的人，他们轻则损他故作多情，重则骂他精神分裂。”在散文《鞍与笔》中，他又说：“我 想，１９６６ 抑或１９６８年的人和理想已经被改造了，从骨头到语言，我紧紧攀缘、日夜吮吸的，是另一种强大的、未被认知的、底层民众的价值观点和文化体系。这是‘另一种’千金难惓；因为依附体制的智识阶级对它一无所知，他们顶多只能制造一种警察式的语境来压迫它，而并不具备与它讨论的文化基础。”

在当下“依附体制”，颠倒黑白，用“警察式的语境”来“压迫”、歪曲、打击正直的爱国者，却“没有他们不可能背叛的事物”的“智识阶级”们，犹如吸附在社会肌体上的巨大恶性肿瘤。他们那可怕的吸管已经延伸到中国社会机体末 梢。问题在于，并不是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丑恶嘴脸、险恶目的和严重后果，而在于“智识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掌握了话语权的“阶级”。这些人往往借助不知真相的大众对知识分子“良知”的信仰，以及自己掌握的公共舆论资源，掩盖真相，对下愚弄大众，对上欺骗国家。从根本上说，“智识阶级”是一个已经丧失了信仰、良知和对国家的忠诚，“后天若有危机明天就考虑背叛路子的人”的阶级，将之称为“新汉奸”一点不为过，这种身份认定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警惕并把他们彻底铲除。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何认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地位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智识阶级”往往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汉族主义。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面孔暴露而已。他们知道，如果直接以大汉族主义的面孔出现，必然遭到各民族的反击，于是便用威尔·尤里卡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者”把自己伪装起来，用所谓的全球化来淡化甚至遮蔽各民族利益；用所谓的中华民族（其实是汉族）漠视甚至代替各少数民族的存在；用所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质是汉族文化）来转换或者盗取各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用所谓的公民意识来遮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屏蔽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张承志在对夏台各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并存、各民族像亲兄弟 般和睦相处的美好景象由衷赞美的同时，对“智识阶级”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原因。这也引出张承志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基于国家认同和平等、正义、人道基础上的对各民族文化充分尊重的多元文化主义。

三、作为整体观念的多元文化主义

Ｃ．Ｗ．沃特森曾以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中国这样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表现，广泛探讨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样性与全球统一性等问题。他指出，文化多元主义既是一种文化观，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教育观，甚至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Ｃ．Ｗ．沃特森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各个民族，就会发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各民族的角度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现其多历史、多文化的特征。因此，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民族与国家归属的角度，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双重身份，一是自己所属民族的民族身份，二是作为国家公民的中国人身份，这两种身份认同是统一的。相应的，作为文化的创造、承继、传播的主体，每一个民族成员自身的话语、生活、生命现象也是该民族文化的呈现，他们在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的同时，也要认同多民族国家，此外，还要认同同属于这个国家，像自己一样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其他民族及其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由于文化认同在民族认同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对其他民族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即，在认同和坚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也认同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角度而言，这种认同表现为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文化平等和文化尊重意识。在本质上，这种文化平等不仅是多元文化价值观，也是民族平等意识的具体体现。

在《北京草原》中，张承志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 巴特尔端起阿訇的茶碗却不敢喝，“额吉说以前又望了望蓝阿訇：‘你哥说，问问你老师：我们放羊放牛，我们也不吃那个肉呢。这杯子———’”。阿訇闻言，“也感激地点着头，‘喝！请喝茶呀！’”①这里，巴特尔的“不敢”与阿訇的“感谢”，均缘于对穆斯林禁忌的敬畏、尊重和被尊重，这种敬畏和尊重搭建了通向两个民族文化和心灵的桥梁。从这一意义上说，张承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真正走进了许多少数民族心灵的作家。他深深地知道宗教信仰、民族习俗、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地知道“全球化”浪潮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意味着什么，清楚地知道多民族共生并存、相互交融的多元文化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味着什么。而且，作为受过历史学专业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也十分清楚，对中国而言，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是客观历史。在此，张承志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与Ｃ．Ｗ．沃特森的观点不谋而合。

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历史观，那么，张承志认为人类文化史正是由具有不同源头的民族文化的“溪水”汇集而成的。在散文《夏台之恋》中，他描写道：“从正东和正西方面溪水一样汇来的东干人（回民）、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塔尔人，骑着毛驴从南疆翻山而来的、后来名称为耕种人（他们被游牧民族的牧人们称为塔兰其，即农民）——来到此地便落地生根。……夏台如同梅里美描写过的直布罗陀——每走十步就能听见一种不同的语言。……可是，你可以去夏台，至少可以去伊犁。去看人类交往的汇集点。”

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文化观的话，那么，张承志肯定了多元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构关系，而不是霸权文化或者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暴力“同化”。影响与接 受总是双向的， 它对于影响与被影响的各民族而言，不啻增加了一双能够飞得更高、更远的文化翅膀，如同《夏台之恋》中“她（娜嘉——笔者注）会五种语言。和父亲讲蒙语的古老西部方言。和母亲讲俄语。她使用维语和哈语这社会语言（夏台也是一个小社会）；因为从两三岁牙牙学语时起就和维、哈娃娃在一起、并长到１５岁，所以他的维语哈语讲得都和母语一样纯正。”

由此可以看出，张承志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并不是抽象出来的“理想主义”，而是在夏台这样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发现和捕捉到的。只不过，我们很多人缺少这种发现的眼睛，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多元文化间除了彼此边界的清楚界定，多元并存，还有那种自然而然发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

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教育观的话，那么，张承志主张，国家应该在教育政策和体制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生态中，给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力，例如语言的使用权。张承志非常赞赏夏台的学校和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蒙古族牧民自主选择语言的做法。“夏台小学比世界上任何一所摆架子的大学都棒。它同时用维吾 尔语、哈萨克语、蒙古托忒语，以及汉语四种语言在各年级授课——不同民族的儿童在入学时，可以和家长琢磨决定，自由挑选一种进入学习。娜嘉挑的是汉语。这种对汉语的重视，是一种流水般的自然选择，没有任何强迫的外力。这种现象，我在６０年代的乌珠穆草原也见到过。” 张承志并不是文化自由主义者，他对各民族自主选择语言权的赞赏，潜藏着他对某些民族地区急功近利和“一刀切”的简单做法的忧虑和批评。

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价值观的话，那么，它就不应该是一种理想，而更应该是一种评价标准——什么是真正的和谐，什么是真正的和平？什么是“各美其美”？什么是“美人之美”？什么是“美美与共”？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原则和标准，来创造“天下大同”的文明中国？正如他所描写的：“再也没有这么令人快意的地方了。哈萨克骑着大马，维吾尔穿着花裙，东干戴着白帽，蒙古吸着鼻烟。我夹杂其中，酗酒和纵马，学歌和串门”“一个兼通五种语言的真正小天才，就这样在夏台诞生了。没有什么教授或外交部首席翻译能和她比较。创造他的是夏台的小小社会，和平的、多族属多语言多文化的美好的夏台社会”。

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就应该从夏台的图景中提炼出某种国家层面的理念和制度范式，使之成为可以复制的模式。正因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张承志才有了这样的醒悟“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那座木桥的形影越逼真，就愈有紧张的感觉袭来。”……夏台形式一刻刻地在我的思想中清晰起来。使我开始意识到：它远远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它的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准则。

因此，在《夏台之恋》这篇散文中，张承志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特 别是他将夏台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社会生活场景，看成是可以复制的社会制度模式和如何处理多民族文化关系的准则，尽管有些理想化。但他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却让人感动。只可惜，他的这种思想，至今并没有被重视。

四、路径：忠诚、胸怀、信任与真理

塞缪尔·享廷顿对美国文化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时曾指出：“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①其实，享廷顿所举那些向国外推行普世主义的人，恰恰是因为他无法不正视他要“普世”的对象的“非普世”性，即他无法不正视的世界（人类）多元文化的存在。这些人的可笑恰恰在于他们委实低估了文化这碗“坚硬的稀粥”或“滴水效应”——一个民族的文化真的可以轻易地被“普世”吗。人类历史和现实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因此，多元文化的世界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永远的。在这种可以被命名为“趋势”的高贵的头颅面前，我们只能顺应。但主动的顺应和被动的顺应，往往是思想家和弱智者的分水岭。主动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世界，便是趋势的驾驭者，尽管这需要智慧、胸怀和时间。而这样的人，又往往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正如张承志。但实际上，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张承志已经十分的冷静、清醒。如果说他还存有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理想主义也有你可以感受到的体温——这便是夏台。

在张承志笔下的夏台，各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且，在这里，人们的多元文化认同是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融合在一起的。或许，他们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对民族语言选择权被尊重开始的。夏台的各族人民心中有着一个潜在的认同共同体——中华民族，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正如张承志在《夏台之恋》中强调的那样：“我必须说，在夏台的美之中，也有汉族民众的创造。” 然而，怎样才能由“美人之美”而至“美美与共”？１９９５年，张承志在谈及蒙古族文化时曾说：“我再说一遍，我只是呼唤，我觉得真正活生生地分析蒙古游牧文化的著作，应当产生于牧民的儿子们之间。但是我坚信，游牧文化的母亲一定会养育出这样的优秀儿子。”但事实是，并不是每一个民族成员都是具有中正立场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并不是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具有这样的意识。因此，对北方众多民族文化现状非常熟悉的张承志也意识到这种“比例和概率会非常之小”。但他仍然执着地认为这样的人一定会从本民族中产生，只不过“虽然前定在成全这样一个人之前要严厉地要求他的许多素质，虽然 他不仅要忠诚于游牧民族的本质还要具备广阔的胸怀和真理的原 则。”这里，张承志给出了 正确解读一种民族文化的三个价值标准：“忠诚”、阔的胸怀” 、真理的原则”。

首先，忠诚是从自己心底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敬畏与尊重。对本民族文化而言，意味着对创造了这种文化的“祖先”、历史文化以及不同时代的本民族成员——那些犹如接力赛一样将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的传承者们的尊敬。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尊敬还会促使其积极加入到这个文化历史创造的接力赛，从而使自己融入自己民族的历史之中，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享受者、创造者和传承者。实际上，每一个民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承担着忠诚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

其次，广阔的胸怀代表了一种超越具体族群（民族）意识，上升到人类整体性的高度上“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它同样基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抗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抑制，同时也是对那些以忠诚为借口的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摒弃。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差异性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且还表现在不同族群或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和生命历程。

特别是当人们用一种文化价值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文化时，必然会发现彼此发展水平的差异、文化类型的差异、价值标准的差异等等。这种差异常常以强势与弱势、先进与后进、中心与边缘等结构表现出来。然而，人类文明的历史本身就是反愚昧的历史。不同民族之间、文化 和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导致的种族和文化歧视本身就是反文明的， 理应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不断消除。但人类远没有进化到这一阶段。

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中，差异恰恰是多元的同义语。差异强调的是彼此的不同，而多元意味着包容、尊重、认同，意味着“美人之美”的广阔的胸怀。正如张承志在《鞍与笔》中所说：“如果能理解对方不同处境中的感受的话，就不会出现民族歧视。”所以，当把人类看成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把人类回归于它的本体——自然之子，那么，我究竟是谁的孩子？这样的身份追问或许就不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承志看来，这样的思想源泉并不在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自以为引领人类前行的所谓思想家那里，而在广阔浩瀚的民间思想之库。正如他讲述的那个故事：“一次，天山上下了大雨，我被淋得湿透，落汤鸡一般从工地跑进她家时，她迎着我喊道：‘ｂａｌａｍ！’这个ｍ 是第一人称领属附加成分，即‘我的’意思。她喊的是‘我的孩子’。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忘掉她使用这个语法，以及在天山大雨中的她急切的声音。”这位５０多岁的柯尔克孜女人为什么将张承志称为“我的孩子”。这就是在暴雨（灾难的隐喻）前这位柯尔克孜母亲袒露的广阔胸怀，她的“ｂａｌａｍ！”，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无比的课。

再次，张承志所说的真理的原则，意味着忠诚、 胸怀是要有一种基于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各民族文化存在的合法性的原则和标准。从这一点上说，多元文化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对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的合法性的尊重。此外，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真理性还是一种高度的信任——相信那些后进乃至落后的民族文化，会在动态的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进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平等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相对于那种认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绝非根植于人性，而是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①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具有更大的启发性。因为，在民族国家语境中，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多半会与不同民族的族性相关，其背后往往是不同文化权力的斗争。因此，全球化时代能否成为一个共赢的和平时代，取决于不同民族文化是否学会尊重、包容和理解——一种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美人之美”。然而，如果平等都要成为理想，那么，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