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当代认知

封泥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当代认知

选自|《西泠艺丛》2023年第1期总第97期 |

文/ 孙慰祖

西泠印社副秘书长

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考古学背景下对于古封泥的价值认知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后起的古代文字遗存门类，封泥研究由金石学考经证史拓展为融入现代多学科方法的综合研究，这一进程经历了一百多年。

一、封泥著录与文字考释的发端

封泥引起晚清金石学家重视，首先是文字。封泥文字与玺印文字相对应，但出土汉代官印封泥在数量和品类上都大大超过了存世的官印，对于秦汉官制、地理、印章制度研究来说，具有其他资料无可替代的直接性和准确性。20世纪30年代以前先后形成的以《封泥考略》《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为代表的考释著作（以下分别简称《考略》《续考》《再续》），反映了当时学者的这一认识。

◎ 图1 《封泥考略》　吴式芬 陈介祺辑　上海博物馆藏

在简要回溯研究史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不首先谈到吴、陈《考略》这部开山之作。（图1）

在《考略》问世之前，已有吴式芬《校补封泥印文考》撰成。两人对此事经略多年。《考略》一书贯穿了以实物证史、补史的学术传统，引用汉代典籍为主考释封泥文字，逻辑谨严，文字简赅，代表了早期封泥文字研究的学术成就。《续考》和《再续》显然循沿了这一理路。周氏两书以齐国官印资料最为丰富，由此补充了不少汉代典籍对诸侯王国官制的记载缺失。吴、陈《考略》和周氏的续补，以1621件战国、秦、汉及新莽封泥的资料，补正了《百官表》和《地理志》的部分阙误，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汉代官制、郡县沿革方面的记载疏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实物依据。这是早期封泥史料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建树。

王国维所撰《齐鲁封泥集存》序和跋，例举封泥文字对汉朝官、王侯、郡县官制作出极有见地的辩正。王氏特别指出：“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1］王氏的考释研究具有范本价值。

◎ 图2 《临淄封泥文字》　王献唐辑

王献唐的《临淄封泥文字续》（图2）以新获的西汉齐国、侯邑封泥为依据，进一步提出了汉代王、侯国官制以及食邑置官等问题，对印文所见与典籍所载官名之间的异同进行深入辨析，颇多卓见。王氏记述了临淄封泥的发现地点与状态，对于封泥的形态特征作了较深入的解析，具有考古学方法引领意义。

马衡在《封泥存真》序中有感于此前封泥著录“除摹拓及考证其印文外，不言其形制，似不免犹有遗憾”。在文中进一步阐发封检、封囊两种封泥的形态特征。该书创以附入封泥形态图像的体例，表明了他对形态研究重要性的先进见解。

罗福颐在《封泥证史举隅》文中对晚清以来封泥著录中所见官名、地名作过与典籍之间的汇校。所著《古玺印概论》中并申述封泥文字价值与考释的要旨：“校郡县名之殊异，补官制之缺佚，辩记载之漏略，正史志之违异，明沿袭之讹字”。［2］书中举以封泥校正与《地理志》记载地名不同者21例，又举以封泥14例为证《史记》《汉书》失载之地名，这些都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学术理路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山东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封泥以及徐州土山汉墓、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封泥，经学者的考释也补充了不少有关汉官制、郡县沿革方面的新史料。

◎ 图3 《两汉官印汇考》　孙慰祖主编

1993年出版的《两汉官印汇考》（图3），以汉代封泥代表性品目688件与官印汇合起来进行官制、行政地理史料的引证考释，为其后的封泥、印章研究提供了便利。书中首次对所收两汉封泥作出西汉早期、中期、晚期和东汉早期、晚期的分期探索。［3］相家巷秦封泥群出土后，笔者对个别曾被认定为西汉初期的秦官印封泥，作出了新的断代结论。

二、史料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

近几十年来谱录的编集方法和资料整理视角更注意到与考古学、史料学的融合。20世纪末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集中出于遗址的封泥形成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封泥群。由于来源大多明确，围绕其不同的内涵出现了多个比较集中的研讨热点和延伸性论题。这一时期聚焦的主要类群是：

（一）秦封泥文字与秦史研究

首先，秦封泥与秦印是一个关联的问题，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积累、反复修正的过程。从《考略》到《续考》判断个别秦印，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献唐提出临淄城东门外所出多具“阑格”，可与“世传秦官印皆有阑格”互证，是一个阶段。1980年代罗福颐撰《古玺印概论》及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4］对一批传世秦官印做出了界定；继之以王人聪《秦官印考述》为代表对一批秦印做出考订及特征阐述，［5］是第二个阶段。由此形成了后来判断新出封泥时代属性的学术基础。

相家巷村封泥在1995年已开始流向境外。其中一小部分秦封泥经1996年初再版的《古封泥集成》著录后，同年7月笔者撰文指出封泥“疑为近世咸阳所出，亦半个世纪来秦封泥发现之大宗”。［6］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披露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判断。［7］相家巷封泥的出土，使学界对秦印式和秦文字有了更为丰富、确定的认识。

秦封泥所含职官制度、郡县史料的探赜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话题。新见的秦官名、地名的钩稽也延伸到一系列具体史学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各方面学者发表了诸多文章。持续追踪这一课题所发表的论文有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简论》［8］，周晓陆、刘瑞《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9］，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10］等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同时又发表了一些新资料，梳理阐释了秦封泥中出现的诸多职官与行政地理史料。

王辉较早发表了《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秦印封泥考释五十则》等多篇关于相家巷封泥史料的论文［11］。2015年王辉、王伟合著的《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汇辑了包括早年出土传世品在内的封泥目录1053种共6465件［12］，是当时秦封泥品目最为完整的统计和记录。

◎ 图4 《新出封泥彙编》　杨广泰编

杨广泰持续多年进行官印封泥存目的资料整理工作（图4）。2011年，以十余年间收集各家所藏及刊物发表资料辑成的《秦官印封泥总目》发表，［13］这些品目的汇总和发表，为学界提供检索的便利。

2000年，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及2010年所撰《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两文对遗址发掘所获比较完整的225件官印封泥中的116种做了考释，并确定遗址为“秦南宫的一部分”，所出“应为战国时代晚期秦国和秦代封泥”。［14］文章以发掘资料为依据厘正了此前关于出土地点不确的说法。［15］

2002年，刘瑞发表《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梳理了此期的研究动态。［16］2014年，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出版，汇入之前发表的秦封泥资料及研究信息，对秦职官及宫室、苑囿、陵寝等问题多有具体探讨。［17］

◎ 图5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 》　孙慰祖著

2002年，《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一书以封泥资料为依据，对秦中央、郡县官制和秦汉乡县沿革的特征、秦与西汉官制的联系以及印章制度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论述（图5）。

2010年11月，西泠印社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了首届由海内外考古、古文字、古玺印、封泥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参加的“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有关相家巷秦封泥的多篇论文中，涉及秦的职官、新发现的秦郡、秦印文字演化等专题的深入研讨。［18］

以语言学现象切入，解读秦汉官印文字的紧缩、省文现象，阐明其一般规律，对官印读序以及职官名的准确判定具有方法论意义。结合官制学研究和文献资料，使一部分以往未知或未能确认的秦郡得到了新的结论。［19］

二十多年来各方面学者对新出秦封泥文字的考释，已经基本上揭示了目前已发表资料的学术内涵，更新人们对秦官制、郡县制、行政地理、印章制度实际面貌的认识。在当代秦汉史研究中，新出秦封泥文字的研究成为具有突出意义的板块。

（二）临淄封泥与汉初诸侯王国官制

在此有必要简略阐述我们对几个封泥群相关问题的探讨。

《史记》《汉书》等典籍对汉诸侯王国官制并无系统的记载。除了有关纪传的一些散见载记，“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是以往学界认识西汉王国官制的基本依据。《临淄齐国封泥群史料探绎》一文通过临淄前后所出封泥的整合，获得很大程度上得以补充史籍记载缺失的诸侯王群卿及属官体系的真实信息。临淄封泥官印文字呈现的主要类别是：王国诸卿及其属官；王国支郡及辖县邑乡官；王国封域以外之郡县邑乡官。益以部分西汉楚国、梁国官印和封泥，已可征得八十一种王国诸卿职官名（不包括郡、县官属）。［20］进一步印证了王国与京师诸卿体系的对应性，因而又可由王国官印反证《百官表》对中央职官记载的部分阙略。文章指出临淄封泥群反映的主要是刘齐时期的官制面貌，也是“七国之乱”前诸侯王国官制的一个标本。

传新出临淄封泥中也发现京师下行之“服官令印”“服官右丞”“服官金丞”“技巧火丞”“武库丞印”等官名，与齐国“齐服官丞”“齐服官监”构成对应的关系。［21］此外如《集存》辑录 “齐昌守丞”“楚东海守”“庐江豫守”“临菑丞相”“菑川王玺”等传世封泥，都是反映王国辖郡或文帝十六年后削刘齐部分之地另立汉郡的职官史料，是认识汉初诸侯王国置官与“七国之乱”前后封域及地位变迁的真实信息。

（三）乐浪封泥群与边郡职官体系

近几十年来，乐浪职官印和早年出土封泥资料续有披露。《汉乐浪郡官印封泥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一文对有关资料再次作了汇辑并进行分期断代研究。［22］乐浪封泥年代上限明确为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依据乐浪封泥的文字、形态的辨析，文中认为其年代由西汉、新莽、东汉及于魏晋，表明该遗址行政活动与汉人群体的长期存在。又指出乐浪郡封泥来自该郡25个辖县中的22县的令、丞、尉之类官属，明显属于上行的关系。所出现的长史、部都尉、司马一类是与内郡置官有所不同的西汉边郡职官体系的典型。

（四）临淄、汝南封泥群所见侯国官制

新出汝南封泥群反映出县与侯国的官制转换。《百官表》比较明确的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即原县的令、长改曰“侯相”，主治民。至于“家丞、门大夫，庶子”乃是列侯的家官，“主侍侯，使理家事”。（《百官志》）。而县封侯国后原有县丞、尉的官称，史书中未见提及。《新出封泥所见秦汉官制与郡县史料— —兼论封泥分型的意义》揭出朗陵、安成县（国）的封泥中，既出现“侯相”“国丞”“国尉”，也出现“长”“丞”“尉”，可据此明晰县 — —侯国前后官制系统的名称应变。［23］

同文对“邑丞”性质也作了讨论。临淄所出“邑丞”封泥有“广”“昌武”“都昌”“平定”“高宛”“台”“衍”等侯名，均为西汉所封功臣侯而非汤沐邑；又有“兹”“阜陵”等为西汉王子侯。该文仍以秦汉官印文字省文、紧缩的规律出发，阐释未缀“侯”字的“邑丞”官印印文有一定规则，即地名皆为双音节词时，官名后省去自铭“印”字。反之，单音节地名皆在官名前加“侯”字。“邑丞”印文规则与国丞相同，而非为皇后、公主所食汤沐邑专有［24］。另外，“邑丞”封泥印文风格均属西汉中期以前，“国丞”“国尉”之官名则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官印及封泥中出现，可知其属于前后官称之变。这一前后不同之处，也当作为断代上的一个标尺。

（五）卢家口新莽封泥群与王莽改制

传卢家口新莽官印封泥是继吴、陈《考略》著录之后的最重要的一宗发现，所涉王莽改制的官名、地名的范围和数量超过以往的发现。《新出封泥所见王莽郡名考》汇以旧出封泥［25］，求得新莽所置或改名的部4、州4、郡53、县30，其中新增或析分的十六郡为以往史籍记载缺失。《新出封泥所见王莽职官新证》一文则对新莽中央和州郡的部分职官设置及其与西汉郡官的异同进行论证。［26］这些史料印证和补充了《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进一步揭示了王莽职官、郡县变动的复杂程度。

考古学方法与发掘资料的融入，拓展了封泥研究的视野。近二十多年来封泥研究的前沿成果，从古代官制、地理史料的范畴延展到古文字、封泥本体并反馈于一些史学领域的研究课题，走出了考经证史为旨归的历史阶段。

三、当代学术背景下资料汇辑的目标及其实现

中国古代封泥文字发现二百年来，几代学者对于这一特殊的古代历史档案，倾注了深深的情怀，这个领域虽然微小，但一灯如豆而不绝如缕。从世界其他若干古文明地区发现的早期封泥来看，中国古代封泥文化信息的系统性、丰富性和对于古代社会典制研究的价值是最为突出的。

1985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向的开拓探索。近三十多年来，我们又幸运地赶上了新出土资料的空前大爆发，随之促进了研究并出现一个新热点。中国古代封泥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课题。这份文化遗物近年来成为文物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不是偶然的，不仅对于秦汉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愈益凸显，而且对若干专门学科如古文字、古玺印、篆刻艺术研究也带来了重要的推进。

随着新出土封泥的显著增多，若干方面的史料更为充实和系统，资料的整合也激活了早年出土封泥中一部分潜在的孤立信息，人们从中发现了许多新问题，获得许多新结论，为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拓展了前所未有的资料基础。相比于三十年前笔者编纂传世与出土封泥集成时这一领域的景况，有如隔世，而迄今为止的研究当然也远未穷尽学术的空间。研究趋于综合性，要求资料信息尽可能有完整性。大量新出土封泥的发现，使传世封泥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近七十年来各地考古发掘所获和国外出土、收藏的实物是中国封泥资料体系的重要板块。今天来看，无论学术史的回顾还是对新世纪文化的前瞻，都有必要对二百年来发现的封泥资料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阶段性的科学整理。不遗余力地搜求海内外公私藏品，在吸收近世玺印封泥断代辨伪、秦汉官制与行政地理、古代印章制度和古文字等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拟定编纂框架，作出体现学术标准的甄别梳理，形成一部集中古代封泥文物遗存，基础信息比较完备的资料总集，呈现中国封泥时代印迹的全貌，以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专业研究需要，是一项十分必要和正当其时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回溯封泥发现以来几代研究者的百年探索历程与所取得主要理论成果，对这一领域百年来中外学者各个时期、不同方向的代表性研究文字做一梳理、汇辑，以期作为新世纪继续推进与深化研究的方向和范围的学术起点，也应该是当前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这样的思考推动我承担起编集《中国古代封泥全集》的项目。经过编委们的共同努力，全书实现了最初的构想，即以断代为学术起点，收入自十五万件原始图片中鉴别汰选所得10163件封泥，以官私分部厘为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朝及唐宋八卷，其中官印含职官、官署名3915种；地名含州郡县乡亭及宫苑陵禁园池名等1479种，私印2188种，涵盖了中国大陆20个省、区和朝鲜半岛、越南出土的封泥，这些资料来自59个中外收藏单位和18 位大宗收藏者。对官印封泥中的中央、地方各类各级职官作出分别部居外，并对全部官印基本文字信息进行了提取整理，编制成《封泥所见官名表》《封泥所见地名表》和《考古出土封泥表》，以便利学者研究。

对于完成第一部中国封泥时代全史和百年研究史性质的著作，我只能说接近了最初的目标。我们还未能达到更应当期待的目标 。

［1］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观堂集林　外二种（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0页。

［2］罗福颐：《封泥证史录举隅》，《文物》1982年第3期；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孙慰祖主编：《两汉官印汇考》，香港大业公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4］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王人聪：《秦官印考述》，载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

［6］孙慰祖：《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香港《大公报·艺林》1996年7月12日。文中据萧春源先生1995年新获藏封泥资料断为秦代，推定系“近世咸阳所出，亦半个世纪来秦封泥发现之大宗”。证实该遗址发现封泥始于1996年以前。至1997年初，西安相家巷村封泥见于内地报道。

［7］周晓陆、路东之：《空前的收获　重大的课题——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秦封泥综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同期收入其他论文有：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张懋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黄留珠《秦封泥管窥》、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周天游《秦乐府新议》及路东之《秦封泥图例》等。

［8］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9］周晓陆、刘瑞：《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1年第4期。

［10］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秦文化论丛》第9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外有关文章还有周晓陆、路东之、庞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1］王辉：《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秦印封泥考释（五十则）》，《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40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13］收录于杨广泰：《秦官印封泥著录史略》，《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469—479页。

［14］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15］西安秦封泥的出土地点，一说为“西安北郊章台附近”，关于其性质一说为“秦代甘泉宫遗址”。《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一文明确为“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家巷村”，“出土秦封泥的相家巷遗址应该属于秦南宫一部分”。

［16］刘瑞：《1997—2002 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17］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会议发表的论文有：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马骥《西安近年封泥出土地调查》，董珊《新蔡出土楚封泥释文校订》，王辉《秦封泥等出土文字所见内史及其属官》，陈昭容《从封泥谈秦汉“詹事”及其所属“食官”》，曹锦炎《读秦封泥“永巷”“永巷丞印”札记》，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张炜羽《从相家巷秦封泥看摹印篆的文字特征与演变过程》，林文彦《东西方印章封泥之比较初探》，张懋镕《试论秦代封泥与汉初封泥的区分》，陈松长《与封泥有关的秦汉简牍文献拾零》，叶其峰《封泥“黄神越章”及相关古印》，范正红《西汉“临菑丞印”封泥同文异印现象探讨》，施谢捷《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藏所误标问题》，松丸道雄、高久由美《中国古封泥在日本——介绍20世纪上半叶传到日本的几批中国古封泥》，李中华《东瀛所藏中国封泥述略——记日本公共机关藏品》，杨广泰《封泥研究资料及相关文献目录（1842—2020）》，汇编为《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正式出版。

［19］秦汉官印文字的紧缩、省文规则，笔者在《读印札记三则·汉印封泥释序辨正》（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指出，官名构成也是一种词组。为满足官印四字印文的规制，职官名超出四字者在印文中即省略某一词素，这种省文具有规律性。

［20］孙慰祖：《临淄齐国封泥群史料探绎》（代序），《临淄新见战国两汉封泥展图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

［21］同［20］。

［22］孙慰祖：《汉乐浪郡官印封泥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1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

［23］2009年10月19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的演讲。孙慰祖：《可斋论印四集》，吉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24］《〈临淄封泥文字〉叙》认为“列侯所食之邑，邑而为国，可名侯国；皇后、公主以下无国，只能称‘邑’”。

［25］孙慰祖：《新出封泥所见王莽郡名考》，载《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

［26］孙慰祖：《新出封泥所见王莽职官新证》，载《新出新莽封泥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

《中国古代封泥全集》概况

本书是较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封泥发现整理和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资料总成，分为《图版编》和《研究编》，共计15册。《图版编》11册厘为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八卷，共计收录10163件封泥、约2万张图片。《研究编》4册，择选有代表性的65篇研究文字，反映伴随封泥的发现而展开的学术探索之路，呈现几代学人在这一寂寞领域中开拓、掘进的主要成果。

《中国古代封泥全集》

吉林美术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主　　编：孙慰祖

编　　委：孙慰祖、刘德武、孔品屏、陈　才、杨广泰

责任编辑：李　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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