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理论、战略与神话

比起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国内学界对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开创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似乎关注较少。同为年鉴学派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引介至大陆学界，而费弗尔的文集《为历史而战》则直至今年六月才与中国读者见面。《为历史而战》是费弗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该文集出版于1953年，收录了费弗尔45篇文章以及演讲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发表在《综合评论》（《历史综合评论》）或《年鉴》杂志上的书评。

[法]吕西安·费弗尔著，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为历史而战》的主体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费弗尔在不同场所发表的、旨在表明年鉴学派史学立场的演讲稿和文章。第二部分主要收录了费弗尔的批判性书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则表示了费弗尔终其终身跨学科研讨的努力。前者收录了他有关言语学和心理学的文章；后者主要收录了他评价各类特地史专著的书评。第五部分主要收录了费弗尔为他人写作的留念性文章。最后一部分固然只收录了一篇文章，但其题目却颇具有意味意义：“迈向另一种历史学”，这既需求站在新的动身点回望过去（缅怀布洛赫，评介《历史学家的技艺》），也无妨对未来寄予希冀（称誉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最后，费弗尔在文中亦依据自己的了解为历史学指出了展开的总趋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年事已高，比起史学观念的创新，他更注重总结与传承。因而，该文集系为青年学者而作，目的是“要为同行们，特别是为那些比较年轻的同行提供一些方便。”文集收录的文章，特别是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也反映了这位年鉴学派创建者的主要史学思想。想要对此有所了解的读者会满足于费弗尔对整体史、问题导向史学、跨学科研讨以及树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历史学等等论题丰厚、精彩的论述，或许也会被费弗尔汪洋恣意、想象力丰厚的文风服气。但是，或许还有读者感到疑惑：为何费弗尔要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为历史而战》？费弗尔在序文中解释了命名的缘由：“我那是为自己而战役吗？当然不是。我历来不为我自己战役，也历来不和某个个人战役。我是为历史而战，我终身都在为历史而战。”也就是说，费弗尔将他自己的人生总结为“为历史而战”的进程。那么，在他“为历史而战”的过程中，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理处置这一问题，有必要简单回想一下费弗尔写作这些文章的背景。

《为历史而战》第一部分“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是费弗尔在法兰西公学院开班仪式上的发言。1933年，费弗尔从斯特拉斯堡大学来到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就职新设的“现代文化史”教席，并且开端担任编辑《法兰西百科全书》。一从史学界的边沿进入中心，费弗尔便在开班仪式上正式向被他称作“传统史学”的史学范式下达了宣战书：

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在当今的一切学科中，对立、抵触、言行一致无处不在。让我们在这里，在这座楼里，讪笑那些笑话我们、以为我们无能的人吧。他们只是遗忘了这一道理：任何科学研讨，最初都得突破常规。科学进步是争论的结果，就像宗教要靠异端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一样。Oportet haereses esse（译注：拉丁语：必须有异端）。

费弗尔将自己反对的新史学比作异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年鉴学派的创建者也的确好像宗教异端一样，采取了多种斗争战略，对传统史学发起了异常猛烈的攻击，致使于有学者以为“年鉴学派别树一帜之处并不在其纲要自身，而在其创建者强调该纲要的手法上。”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他们继承了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对传统史学的进攻战略，模仿《社会学年鉴》兴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29年），还在跨学科研讨的名义下笼络各门社会科学，并且努力争取国外历史学家与法国公众对年鉴学派的支持。此外，费弗尔还写作了大量书评批判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1931-1939年，在费弗尔于《历史综合评论》以及《综合评论》上发表的155篇作品中，书评就有127篇，字数占比为34.47%（一切作品共10098行字）。 （Jean-Pierre Aguet et Bertrand Müller, ‘Combats pour l'histoire’ de Lucien Febvre dans la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Revue suisse d'histoire, n° 36, 1985, p. 405.）

由此可见，演讲稿、跨学科研讨的文章与批判性书评都是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利器，费弗尔正是经过这种笔头上的论争和宣传，推进了新旧史学的范式转型。经过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费弗尔再现了他“为历史而战”的斗争进程。他希望以此鼓舞下一代的学生投身于历史学的志业，让他们“经过对事实的充沛了解，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

因而，该文集也具有浓厚的回想录或自传的意味。费弗尔在序文中饱含感情地回想了自己的治史阅历。在引见完他的“纸魂”，即他早年遭到的文化熏陶之后，他又满怀感情地回想了自己的“乡魂”：他生于斯擅长斯的洛林和弗朗什-孔泰。费弗尔描画了两地美丽的自然风光，正是这块丰饶的土地哺养了横冲直撞，从不故步自封的人民。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人文天文学对费弗尔的深化影响，但更值得留意的是，费弗尔借此构建了一种对自身阅历的历史解释：他以为，正是由于自己具有弗朗什-孔泰以及洛林人横冲直撞的性格，所以他才会对“1870年的被降服者的历史学”，也就是措施学派的历史学感到恶感，并且“本能地予以抵御，而且简直得不到历史学家的支持。”

可见，费弗尔似乎以为弗朗什-孔泰与洛林人的身份赋予了他一种共同的历史任务，而他从1899年开端接触措施学派的历史学时就认识到了这一任务的存在，并且一直为此单独战役着：“于是，我只好只身一人在这角斗场上努力拼搏。”他还自比为先驱，不得不接受捉摸不定的命运：“他的同代人可能当即就会支持他，于是研讨者的绵薄之力就融入了集体的强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御他，于是他过早地撒在地里的种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给下一代了。”所幸，他遇到了亨利·贝尔（Henri Berr）、布洛赫等情投意合的同伴，在众人的团结协作和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完成了“为历史而战”的志业。往常费弗尔已功成名就，他终于能够将这一巨大的战役进程记载在案，原先“为历史而战”的利器也已成为了胜利的留念品，好像图拉真纪功柱，或是贝希斯敦铭文一样述说着年鉴学派的“镀金传奇”，禁受着学生们的瞻仰。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年鉴学派的创业故事充溢着传奇和浪漫的颜色，才不由让人感到疑惑：在这一“为历史而战”的叙事中，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神话呢？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向前追溯，回想费弗尔从中心进入边沿（1933年）之前的史学职业进程。

吕西安·费弗尔

首先，诚如费弗尔所说，他自始至终都厌恶措施学派的史学措施论。为了对此加以对立，当他于1899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曾一度“背离”历史，改学文学。此外，他早在1905年便开端在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发表文章批判传统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短谟于统治位置的措施学派采取猛烈的对立行为。为了经过历史教员资历考试，费弗尔必须熟谙历史学措施论的准绳。此外，在博士论文争辩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严厉以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规则的历史学措施论作为评判论文优劣的规范（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二人也长期担任评审成员）。故费弗尔的博士论文（1911年）《菲利普二世和弗朗什-孔泰地域》固然对社会史所涉猎，但还是给予了传统的政治史相当位置。 （Gérard Noiriel, Le jugement des pairs , Genèses, n° 5, 1991, pp. 133-13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来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这所重生的大学位于德法边疆，是法国政府向德国中止文化宣传的桥头堡。这里不同窗科间思想交流生动，能够说是巴黎之外的第二个学术中心，费弗尔也正是在此处遇到了情投意合的布洛赫等人。但是，费弗尔却不时想要进入巴黎任教，他以为只需在巴黎才干完成他的史学志业。但这一过程绝非是好事多磨的。1925年，费弗尔和布洛赫试图接替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在索邦大学的教席，但二人均以失败告终。有学者以为，费弗尔自此便对瑟诺博司记恨在心。 （Gérard Noiriel, Sur la crise de l’histoire, Paris: Belin, 1996, p. 278.）而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1929年）创建之后，费弗尔想要进入中心的愿望越来越急切，并且经常体往常他与亨利·贝尔的书信当中。1929-1932年，他三次尝试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固然最终如愿，但他在此过程中饱受折磨，并常常在与埃德蒙·法拉尔的通讯中流显露沮丧的心情。除了心情上的大起大落之外，费弗尔在竞选教席的过程中还必须恪守措施学派历史学家们设立的“游戏规则”：为了获取足够多的选票，他频繁辗转于斯特拉斯堡与巴黎之间，寻求与访问支持者，以至包含他向来敌视的右派历史学家。

总而言之，直至1933年进入法兰西公学院之前，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进程都是坎坷坎坷的，他和布洛赫等人都只能在遵照措施学派“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做出有限的创新。此外，费弗尔固然对措施学派的史学观念深恶痛绝，但由于禁受了良好的史学措施论锻炼，他在文献考证和注释规范等方面的涵养反而比瑟诺博司等许多措施学派的导师们要高，故安托万·普罗斯特以为费弗尔实践上比瑟诺博司愈加“实证主义”。 （Antoine Prost, Seignobos revisité ,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 43, 1994, p. 111.）最后，费弗尔也并非像他自称的那样横冲直撞，热拉尔·诺瓦里埃尔就指出，为了取得公学院的教席，他比布洛赫更能屈从。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纳粹占领期间，费弗尔为了让《年鉴》杂志继续办下去，会同意将布洛赫的名字从主编中移除（布洛赫是犹太人），并且让布洛赫以假名发表文章——为了完成他多少以为是上天赋与的任务，费弗尔能够不惜一切伎俩。

由此可见，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真实进程远没有他在文集的序文中描写的那样熠熠生辉。费弗尔想要成为一名孤独的战役者，但为了从史学界的边沿进入中心，他很多时分不得错误措施学派做出退让，老诚实实当一名因循守旧者（conformiste）。此外，固然《为历史而战》中收录文章的发表时间跨度较大，简直涵盖了费弗尔的整个史学职业生活（1906-1952年），但费弗尔并没有采在文集编排上采取编年次第，而是运用了旅程隐喻，从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到最后一部分“最后的希冀”终了，勾勒出了他心目中“为历史学而战”的理想过程。例如，诺瓦里埃尔就留意到，费弗尔在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收录文章的发表时间无一不在他被选入法兰西公学院之后。如此一来，费弗尔“为历史学而战”的进程自然是一路高歌猛进，从而掩盖了他从边沿进入中心之前，不得不遵照措施学派设立的“游戏规则”的痛苦阅历。

因而，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中或许为学生构建了一种年鉴学派的来源神话。在这一来源神话中，除了费弗尔自己这一主要的英雄形象之外，还有其他为年鉴学派立下丰功伟绩的勋绩人物。故第五部分“人物及回想”好似北欧神话中的英灵殿。年鉴学派的元老、其他学科的进步人士等等由亨利·贝尔领头一字排开，再从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一路校点到马克·布洛赫，接受学生们的瞻仰。在这一来源神话中，更有年鉴学派的敌人们，他们的存在不只烘托出费弗尔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与巨大，对他们的公开惩罚更是对读者的一种训诫。因而，第二部分“支持与反对”就好似一个精心设计的惩罚之城，在城中大大小小的惩罚剧场内，瑟诺博司与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传统的”或“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们被钉在历史的羞耻柱上，而读者眼前则不时演出着对他们中止公开惩罚的仪式。费弗尔借此将“立功-惩罚”的符码灌输到学生的脑海当中：谁若是从事这样的历史学，便一定会与这些历史学家落得同样的下场。

在众多年鉴学派的敌人中，措施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瑟诺博司遭到的批判可谓最为猛烈。1933年，费弗尔写作了一篇题为《在主题史和历史教科书之间：当前法国的两种史学概略，班达先生和瑟诺博司先生》的书评（下文简称为《评〈法国史〉》），同时批判了班达的《怀有成为一个民族的意愿的法兰西人的历史概要》以及瑟诺博司的《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紧接着在1934年，费弗尔又写作了一篇题为《一种现代俄国政治史：描画史或是历史综合？》的书评（下文简称为《评〈俄国史〉》），批判了瑟诺博司主编的《俄国史》。1953年，费弗尔将两篇书评收录到了文集的第二部分，并且分别修正题目为《不要主题史，也不要历史教科书：从本抵达瑟诺博司》，以及《同意综述，反对历史概述：现代俄国史，首先是政治史吗？》，使其论争意味愈加浓厚。费弗尔以为，两篇书评的写作是自己“为历史而战”的战略，目的是借批判瑟诺博司来抨击他所代表的传统史学。因而，他宣称自己对瑟诺博司的批判乃是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我激烈请求人们不要责备我‘刻意挑缺陷’。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会让批判的效果愈加严厉。”（这一句话在《评〈法国史〉》收录进文集后被删去）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实践上，费弗尔对瑟诺博司的批判极端尖利，有时曾经抵达了人身攻击的范畴，就连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也以为他的批判有过火之嫌。例如，为了凸显瑟诺博司因循守旧的荒唐，费弗尔在《评〈法国史〉》中让瑟诺博司在读者面前演出了一出障碍史学创新的滑稽剧：

他要讪笑热情；要经验人们：高人一等就要冒大风险（好比会跌落圈套、扭伤腰肢、碰断鼻梁……）。最后，在史学研讨的大道上（以及十字路口和岔路口），要沿路竖起一些木牌，上书警示语：“留意，有生命风险！”——不错，这就是他的成就。这成就真实太大了。

在《评〈俄国史〉》中，费弗尔也简直将批判的炮火全部倾注在了瑟诺博司身上。但是，实践上米留科夫（Paul Milioukov）才是《俄国史》的真正作者，瑟诺博司仅为其写作了序文。此外，为了不让批判触及到米留科夫，费弗尔以至在结尾部分特意声明：“假如在瑟诺博司先生的序文中，我读到两三句让我不满的话——我同时也读到了二十句富有原创性与求知欲的、深化的评注，这些评注来自以米留科夫为中心的作者们的努力。关于后者，我敬佩他的英勇与探求肉体，以及多元而普遍的学识。”直到将该篇书评收录到文集中时，费弗尔才将这一段话删去。除开这两篇书评公开的猛烈批判，费弗尔还在私人书信中流显露了对瑟诺博司的极度厌恶。此外，再联想到费弗尔对瑟诺博司制定的史学措施论的恶感，以及他在升职过程中遭到瑟诺博司的障碍，我们或答应以提问，费弗尔真的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仅“为历史而战”，历来不与某个个人战役吗？

无论如何，在两篇书评被收录到《为历史而战》后，原本在法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瑟诺博司转而遭到了长期的批判。费弗尔塑造的瑟诺博司负面形象是如此深化人心，致使于伯尔说：“吕西安·费弗尔，那位出色的争辩家，似乎是完整正确的，他的抨击是如此有效，致使于只需一个人的直觉才干对诸如夏尔·瑟诺博司，以及夏尔-维克托·朗格诺瓦那样的历史学家感到同情”，并且“直到我开端自己的研讨时才认识到他曾对这两个人多么不公正。” （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lated by Arnold J. Pome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II.）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年鉴学派的相对衰落与新政治史研讨的兴起，措施学派重获注重，法国学界才开端重新审视瑟诺博司。就此而言，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战略是胜利的，他构建的“为历史而战”的神话更是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费弗尔的《为历史而战》呈现出一幅三联画的容颜，能够从理论、战略与神话的不同维度中止解读：首先，正如中译本勒口处的引荐语所说，费弗尔在文章中对“史学性质、历史认识论、措施论、跨学科研讨都提出了新的想法”，故该文集是了解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研讨费弗尔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其次，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例如演讲稿、批判性书评和跨学科研讨的文章是费弗尔批判旧史学、宣传新史学的利器，费弗尔正是经过这些文章完成了自己“为历史而战”的志业。最后，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的叙事亦能够被视为一种来源神话，费弗尔在神话中不只掩盖了以往不堪回首的痛苦阅历，还塑造了自身“战役者”的英雄形象。他以至还可能心胸个人私怨，将年鉴学派的敌人们打入了万丈深渊。

言至于此，笔者并不是想要“解构”费弗尔，更无意承认年鉴学派取得的成就。但正如费弗尔在文集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及到的那样，历史学是研讨人的科学。但是，费弗尔所说的“人”并非笼统意义上“人”，而是处在一定时空环境中的特定个人或群体。因而，费弗尔也并非他想要成为的笼统化的、圆满化的英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缺陷的大写的人。或许只需认识到这点，我们才能够对费弗尔有愈加深化、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