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什么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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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既然一切学问，一切抉择都是追求某种善，那么政治学所要抵达的目的是什么呢？行为所能抵达的一切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从称号上说，简直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个别高人一等的人物都说： 生活优裕，行为良好就是幸福。

关于幸福是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多数人和哲人们所提出的见地并不一样。普通人把幸福看作某种真实的或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高兴、财富、荣誉等等。

不同的人以为是不同的东西，同一个人也经常把不同的东西当作幸福。在生病的时分，他就把健康当作幸福，在贫穷的时分，他就把财富当作幸福；有一些人由于感到自己的无知，会对那种庞大高远的理论感到惊羡，于是其中就有人以为，和这众多的善相并行，在它们之外，有另一个善自身存在着。它是这些善作为善而存在的缘由。

（二）

善的事物能够分为三个部分，一些称为外在的善，另一些称为灵魂和身体的善，我们说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

我们把善看作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这乃是个早已存在的、古老而美好的主张，往常的哲学家们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正确地阐明了行为和理想活动就是目的，所以，灵魂的理想活动就是善，但不是外在的善。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美好的观念和这一原理完整契合，由于我们曾经把它规则为某种好的生活和好的行为。

看起来，我们所要寻求的幸福的各种特质全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 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德性，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审慎，另外一些人则把聪慧当作幸福，还有一些把其中的一项与高兴相分离，至少把高兴当作不可短少的要素。此外，还有人把外在的好运气也加进来。这一些说法中有的渊远流长，主张的人数众多，有的虽出自少数人，但他们是出色的人物，不外没有一种是完整没有理由的。它们或者在某一点上站得住脚，或者大部分都能得到认同。

这一原理，和那些说幸福即是德性，或某种类似德性的人相契合。幸福就是契合德性的理想活动。但是，是在占有和运用中掌握最高善，还是在质量和理想活动中掌握最高善，此中却大有区别。由于，一个人能够具有某种质量却不作出好的结果，例如一个睡着了的人，一个觉得愚钝的人。而理想活动却不能这样，它必定要行动，而且是美好的行动。正如在奥林匹亚大赛上一样，桂冠并不授予貌美的人和强壮的人，而是授予参与竞技的人（胜利者就在他们之中）,只需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干贏得生活中的美好和蔼良。

这样的生活自身就是高兴的。高兴是灵魂的高兴，一个人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事物感到高兴。马使爱马的人高兴。戏剧使观剧的人高兴，同样公正使爱公正的人高兴。总的说来，契合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高兴。许多高兴是相互抵触的，那是由于它们不是在天性上高兴。只需那些对爱美好事物的人来说的高兴，才是在天性上高兴。这就是永远契合德性的行为。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它们就是自身的高兴。

生活并不把高兴当作附加物，像件装饰品那样，生活在其自身中就具有高兴。

不崇尚美好行为的人，不能称为仁慈，不喜欢公正行为的人，不能称为公正，不中止自由活动的人，不能称为自由，其他方面亦复如是。这样说来，契合德性的行为，就是自身的高兴。

并且它也是仁慈和美好，倘若一个明智的人，如我们所说那样，关于这些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判别，他就是个最美好、最仁慈的人了。最美好、最仁慈、最高兴也就是幸福。三者是不可分的，正如德罗斯铭文所说：

最公正的最美好，

适意的莫过于健康常在，

让高兴永远充溢胸怀。

一切这一切都属于最高善的理想活动，我们就把它们，或其中最好一个称为幸福。

看起来幸福也要以外在的善为弥补，正如我们所说，手无寸铁就不可能或者难于做好事情。有许多事情都需求运用伎俩，经过朋友、财富以及政治权力才做得胜利。其中有一些，假如短少了就会损伤人的尊荣，如高尚出身，众多子孙，俊秀的容颜等等。若把一个丑陋、孤寡、出身卑下的人称作幸福的，那就与理念绝不相合了。特别不幸的是那子女及亲友都极端卑鄙的人，或者虽有好的亲友却曾经死去了。 从以上可知，幸福是需求外在的时运亨通为其弥补，所以有一些人就把侥幸和幸福同等（有些人则把侥幸和德性相同等）。

（三）

在这里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幸福是学到的，取得的，以什么措施培育出来的，还是某个神的恩赐或机遇呢？

如若神真给人送过什么礼物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说幸福就是神之所赐了。在人一切的东西中，它是最好的。不外这问题属于另一研讨范围。显而易见，即或幸福不是神的赠礼，而是经过德性，经过学习和培育得到的，那么，它也是最崇高的东西之一。由于德性的嘉奖和至善的目的，人所共知，乃是崇高的东西，是至福。它为人所共有，寓于一切经过学习，而未丧失接近德性的欲求的人。人们有充足理由主张，经过努力取得幸福比经过机遇更好，这表明，凡是契合自然的东西，在天性上就是最好的，正如人工的东西一样。一切缘由，特别是那些契合最高善的东西，都莫不如此。说什么最巨大、最美好的东西出于机遇，这是令人万难接受的。

对问题的定义或许有助于问题的回答。人们说，幸福就是一种契合德性的灵魂的理想活动，其他一切或者是它的必定隶属品，或者是为它天性一切的伎俩和运用。在本书开头我们就分歧同意，政治目的是最高的善，它更多地着重于构成公民的某种质量，即仁慈和美好的行为。

所以，不论是牛，还是马，以及其他动物，我们都不能称之为幸福的。由于它们没有一种能分有这种理想活动。

出于同样的理由，也不能说孩子们是幸福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合于德性的行为。关于他们只能说有希望取得至福。

还须如我们所说过的，德性是圆满的，须终其终身。在终身之中变更无常，随机投缘，一些人气运享通，到老年却陷于凄惨的境地，正如史诗中关于普利亚莫斯的故事那样。没有人把这样的遭遇和结果叫做幸福的。

那么，这能否意味着，人只需还活着，就不能说是幸福的呢？由于梭伦要人们“盖棺定论”。如若作这样了解，那么人只需在死后才幸福吗？这样的见地当然完整荒唐，特别如我们所主张幸福是某种理想活动。我们不甚同意死后幸福的说法，并且梭伦也不是这个意义。他的意义只不外是，一个人在身死以后就能解脱邪恶与灾难而享其至福。但就是这样的解释也是有争议的。正如活着而无所觉得的人一样，死者也会碰到好事和坏事，例如儿孙们是享用荣华还是遭到凌辱，以及普通而论后代是兴隆兴隆还是日益衰落。但这里依然是疑问重重，固然一个人终身直到老死都不时享其至福，但从道理讲，他的后代仍会变更无常。他们之中，有的享用着自所应得的良好生活，有的却完整相反。而且，用不着说，这些后代和祖先之距离是各不相同的。如老后代的生活变更无常，那么死者就会此时变得幸福，彼时变得倒运，这是荒唐的。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若说祖先不受后代一定的影响，也说不通。

往常再让我们回到以前的难点，从那里也答应能找四处置往常问题的一点线索。如若“盖棺定论”，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享其至福的时分，不说他洪福齐天，而是在事情过去了才说。而在一个人幸福的时分，不去说出真实，岂不是荒唐之极吗？人们所以不愿招认活着的人幸福，在于命运的多变，而在他们看来，幸福却应是坚固难变的，不像机遇盘绕着人们往复旋转。一个人如若由着命运摆布，他显然要一会儿倒运，一会儿幸福，所以我们经常把幸福比做空中楼阁，比做朽木镌雕。或者，服从命运的摆布是错误的吗？在机遇里面并没有善和恶，人的生活却少不了这些，正如我们所说，契合德性的理想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其背面则招致不幸。往常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在各种人的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契合德性的理想活动相比，较之那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它们似乎更为坚固。在这些活动中，那享其全福的生活，最为耐久，也是最光彩和稳定的。正由于如此这才难以令人遗忘。

所以，像这样的生活，幸福当然是耐久而稳定的。由于他是永远地，至少比一切人更多地契合德性而行动和静观。他能以恰当的方式来看待机遇，他是“真正的仁慈”,“刚正不阿”。

但是机遇也是多种多样，大小不一。有一些微缺乏道的机遇，不论好还是坏都缺乏以构成生活的大灾大难。而那些庞大而多发的机遇，假如好的就能使人享其至福（机遇的天性就是锦上花，但对机遇的应用必美好、娴熟）。假如是坏的，就要带来灾难，破坏幸福的生活，招致痛苦来临，给许多理想活动以障碍。

不外，固然在噩运中，美好的东西依旧投射出光辉。由于人们所以能平心静气地接受那多发和庞大的坏机遇，并不是由于觉得愚钝，乃是由于他们高尚和大度。

如若理想活动在生活中是主导的，如像我们所说那样，那么至福之人就永远不会倒运了，由于他们历来不会做出卑鄙下流的事情来。作为真正仁慈和明智的人，我们一切机遇都要很好地加以应用，从现有的条件动身，永远做得尽可能的好。例如一个好将军要运用他所控制的部队中止最好的战役，一位好鞋匠要应用所予的资料做出最好的鞋子，其他一切的行业也都是这样。事情果真如此，一个幸福的人就历来不会倒运了。当然真若碰到普利亚莫斯的命运，也不能说是个至福之人。这样的人，是不易动摇，难于变更的。

因而，他不随意地分开幸福，除非他有严重多发的坏机遇，偶尔的坏机遇并不便他失去幸福。但是幸福一旦失去，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再把它找回，除非在一整个漫长时间里，取得庞大和美好的成就。

（本文节选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略有编辑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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