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被扭曲的历史与……“被囚禁的往常”

《时间与权益》，[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吴雪映 、刘松显、彭韵筑译， 中信出版集团/中信·万物，2022年10月版，288页，69.00元

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 《时间与权益》（Time and Power ： Visions of History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The Lawrence Stone Lectur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吴雪映、刘松显、彭韵筑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0 月）是一部颇有深度的有关德国政治与历史的著作，原著副题目“德国政治中的历史愿景：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细致点出了在“时间与权益”这个议题下的论述内容。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是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教授，主要研讨范畴为近现代德国和欧洲大陆历史，早期研讨特别关注宗教政治与文化史。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皈依的政治：1728-1941年普鲁士的传教士新教和犹太人》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1995），对宗教与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关系渊源中止了探求；后来还发表了《普鲁士教会政策中的拿破仑时辰》（The Napoleonic Moment in Prussian Church Policy，2000）、《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度”和“犹太公民”》 （The“Christian State” and the “Jewish Citizen”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2001）等重要论文。他的《梦游者：欧洲如何在1914年走向战争》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1914，2012）深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源问题，令人信服同时也令人恐惧的答案是没有哪个国度真想发起战争。克拉克最近的著作是2021年出版的论文集《时间的囚徒：普鲁士人、德国人和其他人类》 （Prisoners of Time: Prussians, Germans and Other Human，Penguin ，2021），论述的主题包含从德国近现代历史到当前欧洲政治局势中的政治权益，以及历史思索的意义及其圈套。

在这部《时间与权益》中，克拉克关注的是“对那些控制政治权益的人物来说，他们如何挪用与阐释历史性形态”，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经过权益结构察看‘时间’会发作什么” （前言，第3页）。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克拉克针对气候变更带来的“大紊乱”和国度既追求权益集中同时又展示了无能的状况，指出“假如国度不再能够产生合理的未来，而公民社会又缺乏这样做的伎俩，那么我们就真的被囚禁在了往常” （200页）。“被囚禁在往常”的说法真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他提示人们必须认识和警惕“国度不再能够产生合理的未来”的风险性，从被扭曲的历史和“历史的恐惧”，不时到当下人们感到忧虑的“未来的干涸”，他讲的是西欧国度在当下面临的状况，这部历史著作的理想关怀和批判性意义很值得我们思索。

有意义的是该书中译本没有把副题目译出来，但是在封面插入了两段文字：“一部有关时间、决策与国度命运的政治文化史”（我看到有读者把这句话当作是原书的副题目了）、“以德国为背景，以权益为主线，掌权者如何了解和运用‘时间’这一概念塑造整个国度的过去、往常与未来？”，描画了该书的性质与议题。但是我对以“政治文化史”这个概念用于表述该书性质的恰当性稍有疑虑，或许更应该说是“一部有关时间、决策与国度命运的德国式历史政治学”。之所以要强调是德国式的，不只由于该书的副题目曾经说得很明白，同时也想从学科性质和研讨动机上区别于近几年国内学界兴起的那种明显强调本土资政任务的“历史政治学”。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研讨对象的共通性又是不可承认的，正是这种区别与联络使“德国政治中的历史愿景”让人产生比较研讨中的互文性联想。该书译校者在“译后记”最后说：“《时间与权益》的价值或许在于，假如德国民众能够洞悉权益对时间认识的扭曲，就不会在普鲁士学派的历史主义堕入僵局时迷茫失措，以至有可能避免滑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泥淖，而经久不衰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议题也将不复存在。” （288页）这里的“假如”作为一种历史假定，提示读者在阅读该书的时分同时应该思索那个在历史上并非孤例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议题。

“时间”在克拉克这部著作中是与“权益”并置的中心概念，但是其复杂性远超越后者。因而在“前言”中作者以“历史的时间转向”和“时间的现代性”两个小节来论述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研讨前沿中，“时间”不再是一个被动承载“历史”之物的虚空的容器，而是“一种因循形势发作变更的文化建构，其外形、结构和质地变动不居。这种观念在过去15年推进了一个如此生动和多样化的研讨范畴，致使我们能够说历史研讨中呈现了‘时间转向’……”这是一种能够与言语转向和文化转向相提并论的重要转向 （第6页）。其源头来自哲学研讨，从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关于时间在人类认识维度中的非同质性，到二十世纪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1912）所奠定的时间社会学和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1925），然后是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提出的作为人类认识（此在）的存在和本体论构成的“时间性”概念。展开到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曾特地讨论了“历史时间”的问题，他以为“历史时间是一个细致的、活生生的理想，具有不可逆转的行进动力。它就是孕育历史事情的原生质，是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其中心是连续性和“永世变更”之间不可调和的慌张关系。在费尔南·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和其他年鉴学派史学家的研讨中，继续深化和拓展了这些直觉，展开了人们对时间尺度和结构多样性的敏锐认识。克拉克对此总结说，“这些深思分明地表明，历史性和时间性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在本书中，我用后一个术语来表示政治行动者对其所阅历时间结构的直观感受。假如说历史性植根于对过去、往常和未来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假定，那么时间性捕获到的东西较少深思而愈加直接，即对时间活动的感受。”“往常的阅历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什么是永世的，什么不在那些掌权者的脑海里？” （第7页）

其实这里所讲的“历史性”和“时间结构的直观感受”在“前言”的开头一段就曾经有过论述：“我运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所论述的术语，来表示关于过去、往常和未来如何衔接起来的一系列假定。这些假定能够找到明白的修辞表白，也能够经过文化选择、公共仪式、采用论据或隐喻以及其他比方性言语来表白自己，这些都是‘时间结构的感知方式’，而不是明显的时间范畴。它们可能隐含在为政治行动辩护或反对政治行动的论证方式中。不论它们采取什么方式，文化或体制的历史性都是对‘与时间相关的事物的细致解释’。” （第3页）这里的“时间性”概念的笼统性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惑，但是我们其实关于把“过去、往常和未来如何衔接起来的一系列假定”并不陌生，问题是如何在这些假定的修辞表白中发现我们更为熟习的话语、图像、声音，以及在这些话语旗帜下实施的身份、行为、生活等范畴的布置。但是克拉克在本书中要论述的不是普通人的“时间性”问题，而是在统治者头脑里并且对他们的决策行为发作严重影响的“时间性”观念，要回答的是统治者的政治权益能否以及如何塑造了有关国度的过去、往常和未来的时间认识，以抵达自己的统治目的。假定退回到“历史性”的概念之中，那么更为熟习的表述或许就是统治者如何应用或滥用历史来为理想政治斗争效劳，但是“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则使这种对历史的滥用更能凸显政治权益与时间认识的关系，更能强化政治权益斗争中以“历史的滥用”为伎俩而催化产生的“决议性时辰”。

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拉克对德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的论文集《过去之未来》的引见与论述，他强调的是科泽勒克发明了一系列奇妙的剖析工具，所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体验与掌握时间的方式。在这种转变中，事情发作的频率加快了，在尊重历史的名义下实践上拉大了与过去的距离感；普遍准绳让位于偶尔性……结果是时间的觉得结构和形态呈现了深化变更，“历史”被了解为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事情，这些事情被体验为“新事物的不时循环”。“科泽勒克的著作对时间性的历史研讨的影响再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他运用语义变更来追踪认识的时期性突变，这十分关键。” （10页）而克拉克自己则愈加明晰地看到科泽勒克理论中的过渡特征存在不肯定性，也留意到“时间性”概念在不同场域、意义中的运用状况。因而他对自己的研讨有明白的界定：“我感兴味的是那些行使权益的人如何用特定时间特征的论点和理论来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那些权益的塑造者与政府的正式结构的关系因状况而异。” （第5页）“在本书中，我试图密切关注每个政权特别的时间结构。” （15页）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统治者个人如何把不同的“时间”概念与权益分离起来，以主宰政府权益机构、决议国度命运。他很明智地把这项研讨树立在自己最了解的德国历史范畴中，由于“德国的确是研讨时间性、历史性和权益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德国欧洲政治断裂的频率和深度使我们能够一再察看政治改造对时间和历史认识带来的影响。在本书结论中我将回到这个问题：在阅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展开轨迹后能否存在共同的普鲁士式或者德国式的途径” （14页）。最后这个问题依旧存在争议。

在了解了克拉克运用的中心概念和研讨目的之后，就能了解本书的内容结构及基本论点，对此作者在“前言”中也略有引见。第一章论述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与中央贵族之间的斗争，讨论了君主如何有认识地以迎接未来应战的时间性政治话语解脱传统的约束，增强对中央庄园权力的专制主义统治，让统治者在征税、维持常备军等方面取得更大权益。第二章主要引见与伏尔泰曾经坚持着良好的师友关系的普鲁士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历史著作《勃兰登堡家族回想录》，“他是唯——位编写自己国度历史的君主。这位国王有认识地逃避了在他的曾祖父大选侯统治时期所盛行的国度的抵触观念，这种背离既反映了维持普鲁士王权的社会结构发作了改动，又反映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自己历史位置的共同了解” （第4页）。第三章研讨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历史性观念，剖析这些观念如何为其维护君主统治次序而效劳。“对俾斯麦而言，政治家就是决策者，推进历史激流滚滚向前，他的政治任务是管理1848年反动所释放的力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维护和维护特权结构和君主政体，否则历史就会沦为地道的骚乱。” （同上）最后一章论述纳粹德国如何隔断了历史的线性进程，进而“将他们政权最激进的愿望寄予在对往常、悠远的过去和悠远的未来之间的深化认同上” （第5页）。从历史记忆的庞大裂痕中转向种族理论，为反犹主义提供来自悠远的过去的理论依据，“其结果是普鲁士-德意志呈现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政体方式，它与意大利法西斯和苏联强权政治的时间实验截然不同”。最后作者总结说，本书的目的是试图“探求（一小部分）体制的历史性。人们能够经过研讨正式的国度结构——包含部委、军事司令部、选举和皇家法院以及官僚机构——管理时间的方式、置身于历史之中和想象末来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第5页）。也就是探求在统治者政治权益意志主宰下的国度体制与政府结构的时间性政治。运用日历作为政治权益的工具是其中的重要例子，例如西欧从儒略历到公历的过渡历时三个多世纪，一直与权益斗争交错在一同；1793 年10月法国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经过了新的“共和历”，标记着与过去的彻底团结和新时期的开端；1930年苏联宣布了新的一周五天制度，最终因不真实际而被放弃。“对时间次序最具雄心的现代化干预来自20世纪欧洲的强权主义政权。” （13页）他指出存在于欧洲的“三种强权政体都表示了深度的干预性，不只在社会和政治上，而且在时间次序上”。 “借用查尔斯·迈尔的话，这触及‘政治如何定义时间’以及‘政治预设了什么样的时间’等问题。” （14页）直到今天，“时间政治体制的显著性并未削弱，对想象中时间景观的诉求依旧是政治交流的关键工具之一” （15页）。时间性政治就这样把历史政治学推向了国际政治的前沿。

第四章“纳粹的时间观”以纳粹的博物馆机构及其大型展览作为论述重点，这是关于时间性政治的重要研讨视角。在1935年柏林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型展览《生命奇迹》中，“只需当你走出开放的大厅时，展览潜在的政治目的才会显现出来：将理想化的图像、圆满北欧身体的超大模型，与对先天性疾病、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凌辱性描画并列在一同。这不是对人类自身的赞誉，而是对‘北欧人’的赞誉” （155页）。1933年9月15日在柏林开放的“反动博物馆”的目的是留念纳粹党取得的胜利，主展厅陈列着从共产主义街头战士那里收缴的武器、物品，墙上胡乱地贴着来自“斗争年代”的政治海报；相邻的一个房间则是陈列纳粹党旗帜和铭记着阵亡纳粹党人名字的牌匾的“荣誉殿堂”。克拉克指出，这样的陈列在当时有着理想政治作用，“在……报复的风险依旧作为一种真实的要挟出往常官方宣传中的时辰，这种炫耀战利品的行为并非无足轻重—— 从1933年秋到1934 年春夏，纳粹党媒持续报道所谓的‘红色阴谋’以及针对警察、纳粹官员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红色恐惧’事情，还有被普遍宣传的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团体的审问，对收缴武器的描画在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位评论员说，这座博物馆是一个‘恐惧物品陈列室’，其目的是让人们联想到假如民族社会主义者没有上台可能会发作什么恐惧的事情。激进派讽刺作家阿道夫·施泰因在1935年夏天写道：‘柏林往常很热，但在反动博物馆里，一股冰冷的寒流会从背地袭来。’” （160页）把陈列室作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纳粹党的这种做法很契合他们的斗争纲要与战略，是十分有效的宣传伎俩。“对政治时间性的研讨者来说，这些机构比任何事物都更令人感兴味，由于作为机构的博物馆不时都是支配时间认知的工具。博物馆的设备既能够用来拉开观众与所展示的时期或现象之间的距离，也能够树立一种即时感。” （同上）说得很精确，历史感与即时的理想感的堆叠，最终目的是把从魏玛政权到纳粹政权的转变呈现为往常对过去的彻底团结。就如希特勒在1934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1933年1 月30日不只仅是成立了新政府，更是一个新政权消灭了一个衰老衰弱的时期。”希特勒的新政权不只需消灭旧的时期，同时还要消灭旧的历史观，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超越历史的种族存在为中心的时间性，一种以雅利安人的胜利统乱世界的未来。为此，希特勒的细致想象就是树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经过降服来获取所需资源，完成专制专制、集中控制、面向共同目的，并确保不受国际压力的影响” （179页）。这就是希特勒要引领德国人民走向的未来。但是克拉克提示我们不应轻视希特勒的个人才干，“他在魏玛共和国各党派组织间调遣力气，他与胡根贝格和右翼团体‘哈茨堡阵线’的谈判，他在纳粹党内部对反对派的管理，他在乌尔姆国防军审问时的伪装，以及在1933年后的外交政策中冷漠的机遇主义，无不显现出他具备俾斯麦式的高超谋略技艺” （180页）。他的最终失败同样能够看作是他的时间性政治的失败，遗憾的是克拉克没有在这方面继续作出剖析和论述。

另外，该书令我相当诧异的是作者关于历史图像作为重要史料的运用和剖析的注重，例如在论述科泽勒克的《过去之未来》的时分，首先从科泽勒克对十六世纪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的著名油画《伊苏斯之战》的论述以及他对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该画的评论切入，引申出关于前现代的、非时间性的时间感以及历史认识的缺乏等议题，这是我们在艺术史研讨叙事中很少思索过的问题。又例如以一幅于1875年发表在讽刺杂志《喧声》上的漫画《柏林和罗马之间》来切入对俾斯麦主动介入历史激流的政治意义的剖析，指出即便是这样一幅意义极为粗浅的讽刺漫画，也能够作为深化发掘俾斯麦和他的天主教对手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入口。以至在全书最后还提到“时间的不肯定性和迷失性浪潮的痕迹”能够从“近年来格外关注时间作为阅历的不稳定维度的艺术作品中发现”，细致提到了安塞尔姆·基弗的油画“将往常描画成一种干涸的预期状态，‘从基本上渗透着过去的意义’”；乔林德·福格特的大型纸上作品像乐谱一样被做了注释，“充溢着时间向量和标记”；索尼亚·甘格尔创作的《纸上捕获》系列画作，“整体看起来像好莱坞电影片尾的定格画面——事实上，它是由数十万个精心绘成的微小的石墨铅笔画组成的，这个过程的渐进式迟缓与摄影的瞬间捕获的错觉构成了令人不适的张力” （201页）。这是当代艺术研讨与历史图像学研讨的观念嫁接，甘格尔作品中的那个庞大的“THE END”既能够看作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的干涸”的应战。或许正是那种“令人不适的张力”，才干使我们有希望走出“被囚禁在往常”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