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冷学问-战国时期的户籍制度和度量衡制度

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是当时增强封建统治的一种伎俩。战国时期各国封建政权已把全国人口编入国度户籍，这种措施早在三晋曾经实行，秦国推行较晚。秦在商鞅变法以后，关于户籍管理很严，《商君书境内》说：“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去强》也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依据云梦秦简《编年岁》所载作者喜的生平，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02年），“喜产”，即出生；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喜傅”，“傅”就是“附”，谓附著姓名于户籍上，即向官府注销服劳役。此时他虚岁十七，由此可知，秦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旧说秦的傅籍年龄和汉代一样是“民年二十三”（《文献通考兵考》，不确。

当时的农民一经傅籍，就要服兵役和担负项目繁多的徭役。秦国关于劳役的有关规则，极为严苛。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控制，假如藏匿壮年不报，或报不实，乡官都要受罚；假如庶民作伪狡诈，乡官知情不告，也要受罚（《封诊式复律》）。农民被迫当兵打仗，还要自备衣服和费用。被征发建筑某项工程，要担保一年不坏，假如未满一年坏了，就要原来建筑的人重新修，其所用工时不算退役时间（《徭律》）。农民若是逃避劳役，更要遭到严厉处分；应降服徭役者假如不到，要“笞五十”；在一年内抓到了还要加笞（《法律笞问》）。

这时的户籍编制，不只是为了征发徭役，更是为了把农民强迫约束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以征收赋税。依照《秦律》规则，居民迁居，要申请办理更籍，否则就成为“阑亡”（无通行凭证而逃亡）。“捕阑亡者”，政府有赏。假如逃亡“六月而得”，要判处耐刑，男子逃亡同背夫逃亡的女子结为夫妻，要处黥刑，罚作城旦、舂（《法律答问》）。《礼记月令》规则，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这里的“历”字：陈澔注云：“序次其多寡之数”，就是统计注销的意义。可见，当时在编制户口的同时，要中止占有土地的注销。例《管子禁藏》所说：“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为国）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知也。”

“大内”和“少内”两大财政机构的创建封建国度的财政机构向来分为两个大系统。秦的中央财政机构，据《秦律》载，有“大内”和“少内”之分。“大内”归内史主管，主要征收地步租税，用于政府机构的经常开支，包含官吏的俸禄等；“少内”当即“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工商税以及开发山川的税，供给皇帝及其宗室享用。

《秦律仓律》规则：“入禾稼、刍槀，辄为籍，上内史”。这是说，征收田租所得的谷物、饲草和禾秆入仓时，要记载入仓的簿籍，上报内史，由于内史总管全国的田租收入。《史记赵世家》又载：赵烈侯由于徐越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任命他为“内史”，这也是由于内史总管国度财政的缘故。内史主要掌管“粟米之征”（《孟子尽心下》），所以后来又称“治粟内史”。

“少内”的“少者，小也，故称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注引应劭说）。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开端按户征收人口税，也称户赋或口赋。董仲舒曾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千古”（《汉书食货志上》）。如前所述，田租由内史主管。而口赋和盐铁之利则由少府主管。《淮南子汜论训》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曰：“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民财，多取意也。”少府所征收的手工业税，主要是“山泽之税”、“盐铁之利”。商鞅主张“一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度统一管理山泽之利。《盐铁论非鞅》里指出：商鞅“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畜积有余”。接着又说：“盐铁之利，所以佐庶民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少府所征收的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不只是国君的私人收入，而且又是封君和将相等的个人收入。

在魏国也和秦国差未几，也有按户征收的人口税。魏文侯时邺县“常岁赋敛庶民，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便是其证。

战国时期的各国赋税制度固然基原形同，但也各有自己的规则。《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说“女（如）载马牛羊目（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于大■（府），母（毋）政（征）于■（关）。”这是说：假如运载马、牛、羊进出关口，就要到大府征税，不要在关口征税。普通关口的税收，《商君书禁使》里也谈到“势”和“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这种“势”、“数”运用到政治统治上，即“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

应该属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大府所得的税收，则属于国君私人。鄂君启是个相当大的贵族，贵族经商既然能够免税，可见楚国贵族特权之多，其与秦、晋、齐、鲁的状况不大一样。

齐国的状况，与其他各国也不尽同。齐国征收地步租税的措施是“相壤定籍”，就是按土壤质量好坏规则租税的等级，这是过去管仲“相地而衰征”的进一步展开。当时的齐国本是因循着过去的“乘马”制而征发军赋的，但是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改用步兵和骑兵为主力，这样以“乘马”为单位的征发军赋的制度发作了变更。与此同时，齐国也实行了按户征收的户籍税，即所谓“邦布之籍，终岁，十钱”（《管子山至数》）。齐国也还曾征收人口税，《管子海王》云：“万乘之国，正（征）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这当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管子》说：假如按房屋收税，就是破坏建筑；假如按牲畜收税，就是遏止牲畜的饲养和繁衍；假如按田亩收税，就是遏止耕种地步；假如按人口收税，就是要人们隔绝**；假如按户收税，就对富家大户有利。因而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偏行而不尽（有选择而偏重）也”（《管子国蓄》）。《管子》的作者所以发出这样的谈论，阐明当时各国征收赋税的措施是形形色色而不统一的。

度量衡制的发布

战国时期的各个封建国度关于农民的“訾（量）粟而税”（《商君书垦令》）与布帛之征的盘剥，商业的关市之征以及发放官吏的俸禄和中央官向中央政府的“上计”等，都需求统一的度量衡制来计算。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关于促进各国经济的展开，稳定封建统治有一定的作用。

当时各国度量衡制的总趋向虽在走向统一，但是各国的状况并不相同。

春秋时期，齐国有公量和田氏的私量，田氏代齐后，就把田氏家量作为规范量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土于山东胶西灵山卫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之鋘》三器，就是田氏制造的铜量。《子禾子釜》的子禾子当即田和即田太公，古时“禾”、“和”声同通用。《子禾子釜》铭曰：“左关釜节于廪釜，关鋘节于禀■”。就是说，左关用的釜以仓廪用的釜为规范，关鋘以廪粉为规范。“■”字，与《说文》“料”字同例。半斗为料，半升为■。《子禾子釜》铭中又规则，假如关人不执行命令，要依据状况处以徒刑，交纳赎金半钧；假如冒犯法律，岂但处以徒刑，还要交纳犀胁之类的赎罪物资：假如悍然听从命令，就要依据不同状况予以诛戮屠杀。

秦在商鞅变法时，统一了度量衡。传世的《商鞅量》是秦孝公十八年十二月造，量前端有“重泉”（地名）二字，当是商鞅时所刻。量底有始皇二十六年刻辞，与别种权量始皇刻辞同，足见商鞅之法，始皇时犹多沿用。此量右侧有一“临”字，下蚀一字，当为地名，大约始皇刻诏后，重新颁发此地作为规范量器。《商鞅量》铭云：“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阐明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铜质的高奴禾石权，是秦昭王十三年或二十三年铸发给高奴（陕西延安东北）的。始皇统一度量时，曾把它调回检定，刻上诏书，发还高奴；秦二世即位后，再在《商君书》的作者看来，飞蓬能行千里，是乘风之势，国君所驭臣下乃是乘权之势，而“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且“权制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

楚国的度量衡制，与秦国接近。传长沙和寿县出土有楚国铜尺；寿县朱家集出土有楚铜量。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出上楚国木质天平杆和铜盘及铜砖码九个，重量依次减半。1959年，安徽凤岩台出土铸造法码的铜范，阐明楚国的砖码是成套用范制造的。

三晋的度量衡制，不十分分明。传1931年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有铜尺；传世的司马成公禾石权上，有“下库工师孟”等字，“工师”二字合文，当为三晋制造。铭文阐明是“禾石”，一石一百二十斤。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开，各国的度量衡制逐步趋向统一，这关于各地经济联络的增强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