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邦齐：我敬重的两位史学巨匠及三部巨大的小说

提起萧邦齐（Robert Keith Schoppa），国内读者比较熟习的当属他那本《血路：反动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近日，萧邦齐的又一本著作《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由汉唐阳光谋划作为汉译经典系列正式出版。

萧邦齐在著作中讲述了江浙难民的整体状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援用包含丰子恺回想录在内的大量回想和访谈资料，剖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中央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状况下实行职能。

萧邦齐强调，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辅佐民众方面裸露了自身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期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战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接受的痛苦。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备，非但没有阻止日军的继续推进，却让中国民众生不如死。

萧邦齐著《苦海求生》，汉唐文化汉译经典系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

为了更多的了解萧邦齐教授，我们摘取了去年出版的《开辟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一书中对他的访谈，以飨读者。

“浙江人”萧邦齐：我敬重的两位史学巨匠及三部巨大的小说

采访 | 包安廉

翻译 | 王希

萧邦齐（Robert Keith Schoppa，又译“萧邦奇”），1975年从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指导教员是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杨格（Ernest Young）。他的主要研讨范畴是19、20世纪的中国史，特别关注浙江的历史。

他出版的专著论题普遍，包含抗战时期面临困境的难民（《苦海求生》），一个地域数百年的变更及其影响（《九个世纪的悲歌》），一位反动家的选择与命运（《血路：反动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萧邦齐现为马里兰洛约拉大学的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the Edward and Catherine Doehler Chair in Asian History）。

萧邦齐两本著作的中译本

包安廉：什么缘由促使您决议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且是一位研讨中国史的历史学家？

萧邦齐：至少在我12岁的时分，我对历史曾经十分痴迷，特别对那些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冲击的严重历史事情的叙事感兴味；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我来说，总是最具有吸收力的，固然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迷”（political junky）。

如何决议要成为一个研讨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我属于越战一代，对亚洲的最初兴味来自越战——由于我当时处在应征入伍的年龄段，所以我想对那个国度（越南）有所了解，对我可能要参与以至或许要为之牺牲的那场战争有所了解。我从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研讨中心取得了读研讨生的资助。我们当时需求专攻一门亚洲言语，我其实能够选其他任何一种亚洲言语，但我选择了汉语。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反动”之中，美国与中国之间曾经有十多年没有外交关系，要到中国去做档案研讨似乎不太理想。无论如何，我决议学习汉语和研讨中国，由于我置信一旦中国“将自己的事道理别扭了”，它将是一种不可小觑的世界性力气。我从不狐疑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我的职业生活中，中国一直处于中心的位置，没有它，我很难想象自己今天所具有的学术成就。

包安廉：您的博士论文是您的第一个主要的学术项目，最终以《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更：20世纪初的浙江省》为题目发表。您当时是如何决议选择这一题目的？您想经过这项研讨抵达什么目的？

萧邦齐：我进入中国史范畴的时分，希望争取的庞大目的之一是确认和发现（当然是要在经过多年的研讨之后）中国的中央政治与区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在许多不同背景下的进程与动力。我自己的背景阅历关于这个最初想象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我的家庭来自得克萨斯的潘汉德尔大草原（Texas Panhandle），我父亲基本上能够算做是一个佃农，我生命的头十八年是在距离最近的小城镇有十英里的农场上渡过的。我十分分明农场主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央和区域政治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表演的角色。所以，在我的视野中，空间语境（spatial context）总是一个很自然的思索焦点。

我写作《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更》一书时，许多研讨辛亥反动的著作并没有给予空间背景以它应该取得的那种足够的注重：它在反动或任何事情中都不构成一个重要的要素。芮玛丽（Mary C. Wright）在1968年的一部重要著作中曾提出一个观念：辛亥反动时期的中国各地都在阅历“一场浪潮高涨的改造”。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中央并没有阅历这种改造浪潮。即便在相对“富有”的浙江省，也看不到多少现代改造的迹象，贫穷与凄惨却依不同的空间位置而在各地继续存在——在这个中国最小的省份里，不同地域的状况十分不同。

我当时想到的是寻觅和树立某种关于展开问题的研讨方式，看能不能经过它来测试不同层次的展开能否能够招致不同的精英方式和结构的产生。我运用不同的经济指数作为展开的规范，总结出四种“展开区域”（zones of development）。当时施坚雅也在研讨大区域、中心肠带和边沿地带这类问题。在我曾经完成的研讨的基础之上，他的研讨对我是极有启示性的。在这里，我没有必要重复阐明，对空间关键性的发现关于更为完好天文解中国社会和政治所具有的重要性，但经过运用大区域的剖析方式，我呈现了一个事实，即浙江的政治在很大水平上是遭到该省被划分为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两个区域这一理想所左右的。

空间语境是萧邦齐研讨中的一个思索焦点。而他长期研讨浙江，因而被称作“浙江人”

包安廉：随着史学的演化，您的研讨兴味发作了怎样的变更？在书写历史的时分，您所感兴味的主题是什么？

萧邦齐：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史学研讨深受社会科学研讨措施的影响，量化剖析是其中心内容之一。我的研讨固然不像有些同类研讨那样强调对数据的运用和依赖，但在措施上应该属于这一类的史学。回过头来看，这种措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固然我后来的研讨逐步脱离了这种方式，转向更偏重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措施，但我依旧经常运用和援用那些在我看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关于处置和了解中国历史具有足够合理性的空间方式。因而我不肯定，假如我今天重新中止这项研讨，在措施上会有什么不同。在我对湘湖地域周边的人物、沈定一的关系网络以及中日战争时期决策系统的研讨中，我依旧关怀它们的本土位置以及在中央与区域统治方式中存在的空间关系。

因而，我的一切研讨，包含我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带有一种激烈的空间语境的底盘：《九个世纪的悲歌》中的湘湖及其左近的乡镇与田野，《血路》中的上海、杭州以及衙前的村庄和周边地域，《苦海求生》中的逃亡难民的旅途，以及日军占领地域的前线和前方等。我在《九个世纪的悲歌》中呈现的许多不同类别的湘湖地图，和在《苦海求生》中展示的十二幅关于省界和中央细节的地图，都将空间的重要性带入历史剖析之中。

的确，《九个世纪的悲歌》在几个空间语境方面都是一种应战；不光是由于湘湖自身在不时改动和移动，而且我也必须分明认识到随同湘湖从宋朝到21世纪的“演化”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写这本书遇到的一种特殊应战是我需求翻译许多古典诗词，但在传送特定时期的语境和价值方面，最终的结果还是令人称心的。在处置帝国后期（宋朝至清朝）和当代世界时，令我感到震动的是，关于湘湖水库和周边人民的一些基本思索，从传统时期至今简直是相同的。随着湘湖的潜在开发者和那些想要为左近的农民保住湘湖水库的人的身份变更，语境也就发作了变更。

除了在历史剖析中继续强调空间语境的关键性之外，我在后来的研讨（包含在我写作的关于中国史和东亚史的教科书）中关于“认同”(identity)这个主题和复杂的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在《血路》一书中，1920年代反动时期的认同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反动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常常成为左右反动方向的决议性要素；关于沈定一来说，正如我在书中所展示的，认同的难题最终招致他遭致谋杀。的确，认同的主题以及用它来解释反动和沈定一的需求，正是将全书凝聚为一体的内容。固然我的许多中国读者并不知道沈定一是谁，但《血路》却能在中国大受欢送，人们有些吃惊，为什么我在此人身上破费如此多的时间。我以为，他是一个能够辅佐我们深化到国民反动的理想深处的令人入迷的人物。正是他的那桩悬而未决的遇刺案，以及1968年当地大众野蛮地炸开他的坟墓、摧毁他的尸骨并抛之于山下的故事诱惑我将他作为研讨对象。研讨中所处置的这些戏剧性的、经常带有暴力意味的事情不光极为细致地提出了“为什么”和“目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而且也将时间的视角深深带入研讨之中——并带领读者一同思索。这是做这类史学的一个优势，特别是相关于《中国的精英与政治变更》那种从史实中提炼剖析的做法来说，不论后者是如何地重要。

在《苦海求生》中，认同的问题继续成为焦点：省与中央、汉奸与抵御者、战士与平民、中国人与日自己、官员与老庶民、教员与学生、党员与非党盟友或敌人。在这个危殆的时辰，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战时（或反动时期）的骚动不定之中，认同感是经过何种方式（或如何能够）被请求的、被具有的或被赋予的？不同难民群体的回想（从丰子恺的多层次的描画，到躲过日自己劫难的中央老庶民的故事，遭日自己和中国人劫持而充任劳力的人的记叙，在战时转移之中面临学生保险和继续开课等应战的学校），和因其他各种缘由而丧失家园的人的回想（逃离被烧光的村庄和从日自己的生物战中存活下来），也都提供了极有感染力的故事章节，对读者极有吸收力，并提示了当时中华文化的实质、中国民族主义的力气以及这种生机的缺失。

《苦海求生》（In a Sea of Bitterness）英文版封面

包安廉：哪些著作——无论是历史学家的还是其他人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您是如何做历史的？

萧邦齐：我发现历史学家关注的史学问题经常是来旋绕圈子：人们经常“奔向”那些眼下“时兴的”或“性感的”问题。当我进入中国史范畴的时分，关于辛亥反动的研讨是一种时兴；但2011年辛亥反动百年时回过头看，这个题目似乎曾经不在学者的兴味之中了。看上去，似乎对它的研讨该说的都已全部说完了——但真相远不是这样。1970年代的抢手话题是社会科学主题、技术和方式；1980年代人们的话题又是各种各样的人类学措施；1990年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成为来势凶猛的聚焦点；21世纪，人们的兴味再次转移到与社会性更“相关”的主题：如家庭问题、社会性别、恋情自身、族裔人类学研讨以及对中国反动“意义”的重新思索。我无法判别，这些不同的流派关于增长和增强我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究竟是好还是坏。从许多方面来看，与过去相比，2012年的研讨焦点掩盖了更为普遍的剖析范畴（我以为，这关于整个范畴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相对狭窄的细致题目不太可能展开出一种透彻的、全面的、能够圆满地将分别的研讨整合为一体的历史认知。

作为历史学家，我从现代中国史范畴中简直每一位勤于写作的学者（active scholar）那里都获益良多，所以，要从中特别指认个别学者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我无妨冒险试一试。我从杨格教授那里收获颇丰，我在密歇根大学写博士论文时，他是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杨格的见解深化、剖析透彻，在这方面我没有见过比他更为杰出的人。每当我带着自己新近完成的论文进入他的办公室，他都能经过彬彬有礼但坚决不移的言语指出我在判别和剖析之中的许多错误，有些以至是不能原谅的错误；与他的交流一直是一种令人感到自叹不如和心惊胆战、但同时又受益颇深的阅历。在懂得什么是历史学，以及如何在面临做历史的重重艰难时得心应手地控制治史之道等方面，杨格教授对我的指导超越其他任何人。

另一位令我敬重的中国史学者是柯文（Paul Cohen）。他的著作令我服气倾倒，并无数次地为我指出做最优秀的历史学的措施。他的早期著作《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我认识到帝国主义含有的隐秘的破坏性作用和文化史的重要性。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历史三调》和《与历史对话》更是精巧绝伦之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柯文应用巨大的想象力展示了史学能够包含的发明力；在这方面，他是我极为尊重的教员。我并不妄想重复他的辉煌学术（这是完整不可能的！），但我希望将他的著作当成模范，来突破那些约束学者的传统方式：从一切的角度来察看历史，寻觅和穷尽一切的史料，提出新的见解和认知，以辅佐更新我们那些经常陈腐陈旧的观念。

我以为，在许多意义上，柯文的著作为那些看上去有些反正统的历史写作的继续展开提供了一种合法性。举个例子来说，我正在写作的一部著作所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人关于“男性特征”（masculinity）和反动的概念，比起《苦海求生》来说，这部书呈现历史的方式可能会愈加地“反正统”。

杨格和柯文两人都能够被称为巨匠（master teachers），两人都努力于追求史学研讨和表示的最高准绳，但同时又都对自己的学生和同事给予大方大度的关怀，后者最能表示他们作为巨匠的优秀质量。他们值得享有柯文在《历史三调》中献给史华慈和费正清的致辞：“两位令人赞扬的教员，我不时不时地从他们身上吸取学问，即便在正式的指导早已终了之后。”固然柯文并不是我的“正式的”教员，最后一句也答应以更精确地读为：“即便在我的正式教育早已终了之后。”

还有三本非史学类的书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中止如何“做”历史的思索时有重要的影响。对我来说，搜集在《呼吁》(Call to Arms)中的鲁迅的短篇故事提出了与20世纪头二十五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认同相关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中最巨大的小说之一（假如不是最巨大的小说的话）是夏目漱石的《心》。我在一个潜在的历史研讨中需求寻觅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最终结果（essential truth）并不可能为人立刻分明无误地捕获到——我的工作就是提示故事的中心内容，尽可能地追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直到故事的终了。我基本上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侦探小说作家（a mystery writer），找出那些能够提示关键的真相的解释（固然我的绝大部分著作并不是明目张胆地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写就的——《血路》除外）。《心》包含了一个有关认同的大问题，带有多重的可能性；它有需求破解的神秘之处，在最后留下了庞大的没有回答的问题；它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基于偶尔要素之上的——我后来认识到，这些偶尔性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是极为关键的，但我们却不可能将它们“计算到”(calculate into)我们了解的历史解释之中。

另外一部小说也为我的历史想象和视野提供了关键的内容，那就是菲利普·卡普陀（Philip Caputo）关于越战的“回想录”——《战争的谣言》。Philip Caputo, A Rumor of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它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事实（facts）与真相（truth）之间的关系，显现了事实并不一定必定招致真相，以至不一定能辅佐提示真相。对我来说，这指出了一种实证意义上的错误，即历史学家能够搜集事实，并经过事实做出某种结论，历史的真相或接近真相的历史因而得以树立。“事实”并不用然招致真相，而“真相”可能包含了其他的东西，这关于历史学家来说，应该同时值得敬畏和警惕。总的来说，这些著作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历史是由人民——包含精英和（或许特别是）非精英的人民——所发明的，普通寻常的选择可能会成为生死之别的决议，偶尔性不时地左右和再左右人类的计划、常规和希冀。为了对人民的思想行动和生活做出解释和赋予意义，史学必须研讨最基层的人类生活，必须对某一历史时辰的小事物中止剖析。历史研讨也必须将自己与记忆联络起来，与记忆对当前的思想和决议所具有的力气联络起来。

包安廉：您的许多学术研讨都集中在浙江，您看上去曾经变成了一个浙江人。您如何看待省与国度的历史之间的联络？在何种水平上，您以为“省”和“国度”的分类是有用的概念？

萧邦齐：是的，我看起来曾经变成一个浙江人了。最初，我并不甘愿被贴上这种标签。但事实上我对浙江太熟习了，假如花大量时间去如此深化地“熟习”另外一个中央，看上去有些太不明智了。我曾经强调过，空间在我的研讨中占有基本的位置。我不可能做一个不是基于某一特定空间的历史研讨。不论怎样说，我曾经找到大量的关于浙江的不同问题的史料，而且我置信我还会找到更多的、触及更多人生活的史料！所以，我为自己的浙江人身份感到十分自豪。

省的历史与国度的历史当然是有联络的，即便全国性政策对省内生活的干预并非是最为直接的（if only at tangential points as national policies intersect provincial lives）。但两者是不同的实体（entities）。我的确以为，除去严厉意义上的政治、行政建制之外——当然一切重要的历史文献都是基于行政建制之上的，从环境或自然的角度动身，区域在构建空间单位（units）方面更有意义。区域随时间而发作变更，重要的变更明显基于现代经济基础格局的生长和变更，区域内的不同部分为现代交通和通讯设备编织在一同。

的确，好像我在刊登于1992年11月《亚洲研讨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论文中指出的，理想的研讨中央史的措施是察看以县为单位的区域。至于“国度”是不是一个适用的剖析种类，我们必须牢记，它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框架中是适用的，国度在国际舞台活动，为更低级的中央单位提供一种更大的衔接性，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运用这一概念。国度并不总是存在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能否会继续表演今天的角色。

一个基本的理想是，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个别之中，存在于细致之中。但由于人类天性——经常遭到心情、激情、恐惧以及并不总是流露在外的不保险感的驱动——的要素，哪怕是针对基础中央做出概略性判别——这是历史学家习用的做法——也是艰难重重并充溢风险的。历史学家的研讨范围越往高处走，超越了村庄、家族或者家庭，上升到了县、省、区域以及省之外的中央，他要掩盖的东西就越多，他要掩藏的本应得到解释的理想也就越多——经过那些看似必须的概括性判别和结论。那些冒险从事大历史（meta history）研讨的历史学家——即以概括的方式来察看数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展开、气候或变更的历史学家——所掩盖的历史，大大超出了他们希冀自信而肯定地加以解释的历史。我并不把这样的学者看成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像是具有虚假史学认识的社会科学家（quasi historical social scientists），他们经常依赖数据并从数据推断出结论，数据的牢靠性自身就是有问题的，他们还经常支配这种数据以获取数字上的发现。

《开辟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