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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是一句老话，将仁慈同等于脆弱、怯懦。这是一个普遍而耐久盛行的观念错误。有文章题为《孩子，我宁愿你不仁慈！》，一看题目便知作者犯了这个错误。殊不知，脆弱怯懦不是仁慈，恰恰是不够仁慈。或者说，那只是小人的仁慈，不是君子的仁慈。
君子的仁慈是良知的光明，智勇双全。假如退让，那是礼让，不屑于计较；假如吃亏，也是小亏，不屑于沾低价。纵逢据乱世逆淘汰，君子自有知几之能，自有趋吉避凶之道和保身安身之明哲。 仁慈无底线，无止境，不封顶，越仁慈越好。善到大处，良到高处，浩然之气充足，聪慧之门大开，诸鬼众神都会敬你十分，以为你护法为荣，为大功德。仁慈到极致，就是圣贤，道德天子，人世至贵，人世最巨大、光彩、中正的人。谁敢诽谤污蔑，罪及四世！ “诬文武者罪及四世”之言出自《大戴礼记本命篇》，《孔子家语》也有同样记载。孔子把“大罪”分红五种，第一种是“逆天地”，背天道逆天理，指特别严重的罪恶，如弑君、恶逆、谋反、反人类罪；其次就是“诬文武”，指污蔑、污辱圣王和圣贤。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圣王。
“诬文武”之罪仅次于“逆天地”，比“逆人伦”更严重。所谓“逆人伦”，指十恶中的不孝、内乱等罪。弑父杀母，罪大恶极，不只是不孝和“逆人伦”，应归于“逆天地”范畴。 当然，圣贤包含圣王是不会与诽谤者计较的，诽谤圣贤之罪，也不是法律层面的罪，而是指罪孽、罪业、恶业。罪及四世，意谓其罪孽将会持续四代，他的子孙四代都要受他的拖累，被迫为他赎罪……假如他有子孙的话。法律或许管不了，因果绝对逃不掉。 古来圣贤君子遭到诽谤，常常听之任之，不屑自辩，如朱熹。宋宁宗时，谏官沈继祖在《劾朱熹省札》中彈劾朱熹不孝其親、不敬於君、不忠於國、玩侮朝廷、為害風教等六大罪，以及私故人财、誘尼為妾、诸子盗牛、冢妇不夫而自孕等附加罪，风闻言事，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凭空罗织。
所劾朱熹六大罪，全是鸡蛋里挑骨头。第一大罪是“不孝其亲”，证据是：“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指斥朱熹不给母亲吃最好的建宁米，其母有怨言。 所劾朱熹第二罪“不敬于君”和第四罪“玩侮朝廷”，证据都是朱熹动辄辞官；第三罪是“不忠于国”，证据是朱熹以为孝宗按古制应葬某处；第五罪是哭吊汝愚和心胸怨望，朱诗“除是人世别有天”，用心险峻；第六罪是“为害风教”，证据是朱熹在运输孔像时，绞缚圣像并堕坏手足。 省札发布后，御史台及门下中书二省在贬谪朱熹的文书也没敢作为撰写贬谪朱熹文书的依据而采用。朱熹在《落职罢宫祠谢表》并不招认所劾罪行，但无一字自辩，唯表示对所劾罪行一无所知：“而臣聩眊，初罔闻知”，请皇帝明察：“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详见《续资治通鉴》和《宋史本纪》）
圣贤君子不会为自己受诽谤担忧，倒会为诽谤者的命运担忧，担忧他们不当心造下恶孽。如前所述，诬毁圣贤，后患严重。诬毁圣贤，就是大不仁慈，大罪恶，罪及四世。个人如此，国度、社会亦如此，五四反孔反儒诬毁圣贤，招致外患内忧不时，人道灾难不时。其罪业百年难灭，余殃百年难消，恶果至今累累。 所以，不要怕自己和孩子仁慈，而要怕自己和孩子不够仁慈或不仁慈。不仁慈就是恶，从道义上讲，不配为人；从功利上讲，也是不值得、分歧算的。《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不善之个人、国度和社会同样必有余殃。 《易经》又说：“善不迭缺乏以成名，恶不积缺乏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小恶积聚成大恶，就无法赎罪和逃脱，凶险无比，以至招致杀身之祸。 版权声明：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原创稿件， 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文章来源 更多转载需求请联络腾讯儒学官方QQ32101877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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