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 中国近代报纸轶事

1840年，是我国近代史的开端，标记事情是中英鸦片战争，这是官方教科书划定的历史界线。

依照某些国人的思想习气，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中国都是“古已有之”，报纸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学者早有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度。”（《中国古代报刊展开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在报纸来源上，该书以至提到“周朝说”与“战国说”。林语堂指出，“中国古代的官方报纸不能作为严厉意义上的现代报纸为我们所接受。”由于，“古代任何朝代都没有大众化报纸，只需在皇宫和省府内特地为仕途阶级出版的官方报纸。”而“所谓面向大众编辑和发行的现代报纸，发端于19世纪初，很大水平上得力于中国早期的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中国新闻行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1、67、68）林语堂的“现代”概念与我国的历史划界并不抵触，依照他所举的例子，以至早于1840年。

李鸿章

1896年春，因甲午战争惨败而被夺职削爵，投闲置散的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作为大清帝国的特命全权大臣，参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随后对俄、德、荷、比、法、英、美、加八个资本主义国度中止访问。这是中国政治人物的初次环球外交。当年8月，李鸿章在美国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此次采访的一个话题就是报纸问题，不外，他们说的是欧美报纸，而欧美报纸肯定不同于大清帝国用于发布皇上（太后）谕旨的邸报，而是近代的自由报纸。

在中国，谈论欧美报纸，援用马克思的评论，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1842年（也正是中英签署《南京条约》那一年），马克思指出：“报刊是历史的人民肉体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方式。”这就是新闻媒体最早的“喉舌论”。他比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1896年《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早了半个多世纪。他进一步论述：“自由报刊是人民肉体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表示，是把个人同国度和世界联合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肉体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方式观念化的一种取得表示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页155、179）马克思发表此文的时间，比李鸿章访美早了半个多世纪。马克思在世界各地的不肖子孙为了拒绝世界文化常常强调国情特殊，以至对马克思自己的论述也是如此。李鸿章当然不认识马克思，但他却可能是“国情特殊论”的始作俑者。

美国记者对李鸿章的采访平和而友好，没有刁难与寻衅。记者提问：“阁下，您同意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引见到贵国吗？”李鸿章对记者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通知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阐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自身的高尚价值，也就未能成为普遍传播文化的方式了。”（《帝国的回想——<纽约时报>晚清察看记》，三联书店，2001年，页342）

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李鸿章并未文过饰非，大肆渲染大清制度的优越性；也没有胡说八道，大肆夸大大清报纸的先进性。但是，作为朝廷高官，他本能地逃避了皇家报纸的实质问题，他当然不肯招认大清报纸普遍呈现的“《谬误报》上无谬误（充溢错误），《音讯报》上无音讯（全是谎言）”，正是由于邸报姓“皇”的制度问题，反而将义务推给报纸编辑，是由于他们“不爱将真相通知读者”，“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

就建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后来者。在李鸿章到访美国之时，美国建国也才120年。李鸿章肯定不知道，在其建国之初，美国的建国先辈就十分注重报纸。1787年1月16日，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与美国政制的设计师，杰斐逊从巴黎给爱德华·卡林顿写信说，“我置信人民的健全的见识将一直被看作是一支最好军队。……人民是他们的统治者的独一监视者；以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促使统治者恪守他们制度的真正的准绳。……既然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首要的目的就是要坚持那个权益。假如让我决议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政府但是没有报纸好呢，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好？我会毫不犹疑地主张后者。”（《杰斐逊集》，三联书店，1993年，页980）依照中国的算法，杰斐逊写这封信的时间，怎样说都应算作中国的古代。相关于110年后访美的李鸿章，这些说法还是太过超前了。

梁启超

梁启超不只是戊戌变法的指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和政论家。他在戊戌变法前后和逃亡海外期间参与兴办了《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国风报》等多种报纸。

1900年，慈禧太后应用义和团运动攻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八国联军以维护侨民为由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李鸿章临危受命与八国联军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京城。一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行100册留念仪式上发表祝辞称，“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独一切文化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国度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未来之灯也，往常之粮也。伟哉！报馆之权力。重哉！报馆之义务。”（《饮冰室文集（6）》，中华书局，1989年，页49）翌年，梁启超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指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关于政府而为其监视者；二曰，关于国民而为其导游者是也。”他进一步论述道：“报馆者即据行动、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视政府之天职者也。……拿破仑尝言：‘有一反对报馆，则其权力之可畏，视四千枝毛瑟枪殆加甚焉。’诚哉，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饮冰室文集（11）》，页36、37）

就其见解而言，梁启超关于报馆职责在于监视政府的见地，与杰斐逊的观念是相同的。而在李鸿章与梁启超之间，作为同时期的中国人，其见地为何差之千里？盖李鸿章系朝廷重臣，他是清廷权益的维护者；而梁启超则是自由作家，他是清廷权益的批判者。

1902年4月，中国近代外交家黄遵宪对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如此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一切，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490）1916年，近代著名启蒙学者严复对梁启超也评价甚高：“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果为多，一纸盛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页648）

大清帝国瓦解之前，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不论真心还是假意，曾经推进立宪过程。1910年2月，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为构成立宪行动，论述了健全行动的“五本”、“八德”。他指出，“夫行动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饮冰室文集（25<上>）》，页21）可见他的“五本”、“八德”主要是对报纸而言的。所谓“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所谓“八德”，即忠告、导游、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梁启超120前为报馆确立的这些准绳与请求，既是对报纸的实质请求，也是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请求，至今仍为报界所肯定。

梁启超终身，酷爱报纸事业，努力于报纸主笔的生活，并取得了近代史上不相上下的辉煌成就。1912年，梁启超在《鄙人关于行动界之过去及未来》中自陈心迹：“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活，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活者也。”（《饮冰室文集（29）》，页1）

袁世凯

从梁启超的阅历能够看出，在上个世纪之交，国人在境内外兴办的报纸，已有许多与欧美报纸一样，颇具近代颜色。清帝退位，民国肇兴，在京畿与沿海商埠呈现的一些报纸，无论中外官民，就其性质而言，也大都属于近代报纸。但是，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权欲熏心，希图称帝，其周边的宵小之徒，或心存私念，或投其所好，居然经过伪造报纸行动，为其称帝助纣为虐。

《袁世凯轶事》中有一则“假报”称：袁患病后犹日检报纸，其意盖欲察舆情之向背也。然所阅者上海之报惟亚细亚报一种，京城之报惟某某等两种。项城深讶上海何无他报，明日乃更进呈数种，则将上海某某等报，择其行动记载有触袁氏者尽行抽去，另造他言补之，照式重行排印者也。惟民党某报独进呈不忌，盖于进呈时先指明此为乱党之机关报，其言皆污蔑政府者也。袁氏每读一过，辄痛骂不置云。（《袁世凯全传 袁世凯轶事》，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五年台版，页241）

这则轶事时间不详。袁世凯身边幕僚极力向他坦白音讯，给他看的报纸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非投其所好、树碑立传之类。及至他自己察觉之后，才不得不提供其他报纸，即便如此，还要做手脚，把报纸上批判袁氏的行动悉数抽去，然后重新排版，这曾经成了一张假报。这样的报纸，不是李鸿章所说的“不爱将真相通知读者”的报纸，更不是梁启超倡导的“五本”“八德”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其宗旨即在于诈骗与蒙蔽，而其诈骗与蒙蔽的对象居然是一个“特殊读者”——袁大总统或洪宪皇帝。

假如说只是抽掉部分内容然后重印，这样的假报并非全尾全须，但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的确就有彻头彻尾的假报。曾经担任袁世凯侍从武官，在其称帝期间任顾问总长的唐在礼（1949年后此人曾任职上海文史馆，1964年逝世）回想道：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为了尽快地抵达位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急切请求，就极力附合袁世凯，促使帝制早日完成。……他们就迎合袁世凯的心理，用蒙骗措施要他放心，使他不致改动主张。他们为了向袁阐明全国确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就把外面的音讯尽力封锁，以至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略）呈袁阅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页194-195）

唐在礼提供的资料得到了袁世凯女儿袁静雪（袁叔祯）的印证。她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回想道：“《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自己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常在公余之限，总是特地看它。……可是，也就由于这个缘由，才使得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诈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略)搞出来的。岂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他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音讯隔绝了开来。”

事情是如何败露的呢？袁静雪一个身边丫头回家探望父亲，回来时买了一包五香稣蚕豆，蚕豆包的包装纸正是一张外面的《顺天时报》。她在吃蚕豆时，无意中发现这张报纸与看到的不一样，就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报纸日期相同，而内容却大相径庭。“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绕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页44、45）

《顺天时报》事情并不阐明袁世凯的称帝多么被动，多么无辜，或仅仅是受蒙蔽的受害者。作为皇权时期权倾一方的政客与军阀，袁世凯的帝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代枭雄，他的思想是敏锐的，在谋划复辟之初，就认识到报纸行动的宏鼎力气，于是在1914年，他就发布了以控制行动为目标的《报纸条例》，他不只照抄清廷的《大清报律》，而且塞进了日本《新闻纸条例》的限制措施。不特如此，翌年7月，他又发布《修正条例》，对原《报纸条例》加以修订与完善，旨在使原条例无隙可乘。正因如此，当时的《顺天时报》曾指出了袁世凯关于报纸行动管控之严厉，“凡刊有不利于己之事实，或反对其政策之评论，辄不出封禁其报馆，且速捕其主笔编辑人等，投之牢狱，以至设法暗害以塞其口”（1916年7月12日《顺天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