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代表本号观点，仅供参考，以下为节选 经济高增长并不等于国际金融风险的下降。土耳其持续高位的经济增速背后隐藏着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其根本问题就在于其长期持续的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汇融资模式和发展模式的相互影响，导致国际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 经济持续高增长，但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往往构成高风险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其实质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经济增长更多依靠非制造业部门拉动的集中体现。 从流入结构看，债务类工具流入占比较大，意味着流动性风险和宏观脆弱性的上升。外债大量流向银行部门，导致资产负债货币错配风险，在银行资产未能高效投向制造业部门的背景下，银行体系的外部风险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相互交织强化，国际金融风险加剧。土耳其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采取了“银行体系大规模借入外债扩张资产——信贷等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更多用于国内非制造业部门——国际金融风险与国内结构失衡风险交织强化”的激进增长之路。 其实质很大程度上是以银行业系统性外部风险和国内经济增长结构弱化为代价，换取国内经济的高增速。与此同时，制造业竞争力并未有显著改观，宏观层面表现为外债流入的外汇持续被经常账户逆差所消耗，外储增长慢于外债，外债偿付能力持续恶化。而土耳其政府外债和财政赤字水平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均属可控，政府部门不是其外部风险的主要因素。 基于“三元悖论”框架，在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将直接影响本币汇率变化。作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土耳其长期以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并支持经济增长。 高货币增速+低政策利率水平，令土耳其高通(121.75, 3.54, 2.99%)胀局面长期得不到纠正，进而令土耳其长期汇率预期持续疲弱，最终体现为即期汇率的持续贬值。持续数年的宽松政策最终导致17年下半年、特别是18年以来通胀的再度飙升，也成为触发土耳其里拉开启加速贬值之门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部风险的起点是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持续的融资需求令土耳其不得不高度开放资本账户，债务类资金的大规模流入，以及其外币计价、刚性兑付的性质，令土耳其在宏观金融层面持续暴露于国际流动性风险之中。 同时，外债大量流向银行部门，导致资产负债货币错配风险，在银行资产未能高效投向制造业部门的背景下，银行体系的外部风险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相互交织强化，形成“经常账户逆差导致持续的外汇融资需求——融入外汇以外债为主带来流动性风险——银行业资产负债币种错配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外汇流入并未改善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融资需求和国际金融风险强化”的恶性循环。 这一风险积累的模式，更接近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泰国（银行业危机为主要特征），而与21世纪以来多次爆发货币危机的阿根廷（财政疲弱和主权债务危机为主要特征）具备显著差异。而土耳其国内采取的持续宽松性货币政策和高通胀局面，也在资本账户高度开放的背景下，持续强化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压力。最终结果是土耳其里拉绵延不断的贬值，以及风险事件爆发后的贬值加剧。 四大可能路径：1、收紧资本账户，实质性违约，但同样会导致银行业负债和资产端紧缩；2、对经常账户进行管制，政策直接干预经常账户逆差，但会导致贸易伙伴的反制政策，从而对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冲击。3、土耳其向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借入外汇进行汇率干预，但治标不治本；4、土耳其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但必将导致土耳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和银行体系资产质量恶化，从而短期内可能加剧土国的“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直至风险充分释放。大概率采取政策组合，而土耳其里拉贬值可能均尚未见底，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仍可能持续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